为什么相较于有些“真相”，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谣言”？

最近的舆论场颇不宁静，有关造谣者、谣言的讨论也夹杂其中。值得注意的，当某些“真相”被公布时，人们并不愿意相信“真相”，并且对“真相”进行种种质疑；反之，那些被斥责为“谣言”的说法反倒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甚至“真相”公布之时也是“谣言”被强化之时。这提醒我们注意：为什么相较于有些“真相”，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谣言”？谣言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谣言深信不疑？

谣言=重要性×模糊性

何谓谣言？关于谣言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学的热点议题，谣言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传媒学者胡泳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谣言众多定义的几个普遍特征。“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传的，且未经证实。再次，很多定义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这些定义为我们勾画了谣言的轮廓，例如，它的传播方式（口传）、所传播的内容（谣言是有关时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同那些琐碎的、私人的话题区分了开来，谣言因此被归入了公共范畴）和传播的目的（为了使人相信）。”简单地说，谣言是一种寄生于时事之上的，未经证实，为了使人相信的信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谣言为什么会持续流传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曾在二战期间曾对谣言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堪称对谣言的起源和散播的第一次科学的解释。在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谣言的传播公式：

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首先，是事件的重要性。这里的重要性指涉的并非事件本身的意义，而是事件与传播和接受谣言的人的相关性，越切己就越重要。比如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在我们看见或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太多灾难在发生。比如难民潮，叙利亚冲突等。然而，对于这些可怕的灾难，很多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威胁或不安全感，建构于这些事件之上的谣言对于民众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是因为它们是“遥远”的。反之，如果你是一名母亲，你如果在新闻上看到孩子在幼儿园被虐待的传闻，在没有确认真实之前你轻易就感到焦虑，因为你的孩子与受害者相近且相像——事件由此显得重要，你不免担忧类似的不幸会降落到孩子头上。

其次，是事件的模糊性。可以说，模糊性才是谣言滋生和传播的根本，因为谣言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未经证实，之所以未经证实，是因为事件缺乏足够的真相，也缺乏足够的讨论渠道，谣言便成了“真相”的一种替补或者补充。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

总之，当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无法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时，谣言就不胫而走。从这个意义上，把谣言直接定义为别有用心的假信息时，就显得有些言不及义和简单粗暴了。

风险社会的焦虑表达

人们普遍有一个直观的感觉：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谣言比以前更多更杂，甚至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几乎任何与民众利益相关的领域，都会有谣言寄生其中。怎么会这样？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科技的进步以及工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人们在歆享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将面临其产生的种种风险。与传统地震、洪涝干旱、饥荒等自然风险不同，现代风险是“人造风险”或“文明的风险”，它是人类发展、特别是科技进步造成的。就好比因为科技进步了，所以有了地沟油、三聚氰胺；因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所以人工渣土在城市中堆积、危险化工物品在港口储存、“三合一”住所比比皆是；因为工业的急剧发展和人们对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大量的燃煤燃油带来了严重的雾霾。

置身于当下中国，风险社会的种种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古今中外，似乎没有哪一代像当今中国这样，在短短数十年间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数个反差巨大的社会形态，浓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但就像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转型期的中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有人贴切地形容，当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风险胶囊”。从天灾人祸，到百姓衣食住行方面的饮食安全、空气安全、出行安全，乃至于公民个体的财产安全、教育安全、医疗安全等，我们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与风险社会相伴而来的是风险敏感度，也就是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很显然，即便身处风险社会，但如果一个人足不出户、从不接受来自外部的讯息，他能够感知到的风险为零。反之，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是时代，人们轻易接触到关于风险的新闻，那即便他的环境是安全的，他的风险敏感度也会不断增强，稍有风吹草动，都会给人造成兵荒马乱的感觉。

进入风险社会，意味着由风险引发的时事新闻多了，与人们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越来越普遍；风险敏感度增强了，意味着人们轻易被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所裹挟。这样的语境是谣言滋生的重要土壤，或者说，谣言的存在就是为了确证人们的这种焦虑，它是人们对于焦虑的一种感性表达。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就指出，“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人们确认焦虑，是为了规避“万一”的发生，这是他们对抗可怕风险的一种方式，谣言越可怕，越提醒着他们必须防范于未然。

公开才能削减谣言

必须澄清的是，我们无意于为谣言辩白。早就有诸多学者对谣言背后个体和群体的盲从进行批评。无论是《叫魂》《乌合之众》还是《群氓的时代》都提醒了我们，当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传播对象时，往往是富有激情而缺乏理性的，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

也因此，传播学者克罗斯传播学者在“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这一公式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变量，他认为，“谣言=重要性×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谣言也不全然是人们对事实的追求所致，或者一种确证焦虑的需要，有时它仅仅显示的是群体的盲动以及谣言本身的愚蠢和别有用心。

但无论哪种情况，谣言都必须被削减、消除。谣言本身的荒诞或者传播谣言人的动机，并不是我们任由谣言散播或者轻视谣言的理由。而很显然，削减谣言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消除谣言的模糊性，毕竟事件的重要性往往是定量，但模糊性却是变量。

G·W·奥尔波特早就提到，减少谣言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公开的讨论渠道。传播学者胡百精也曾这么说，“舆论场就像一个大容器，你公开注入的信息越充分，其他人的意见空间和回击余地就越狭促”。当社会的正式信息渠道运转正常时，往往能为焦虑中的人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事实。事实面前，谣言不攻自破。而官方对此也早有认知，我们常常听到官方对于政治公开、信息公开的表态，“真话不说，谣言登场；大道不畅，小道必猖”。可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官方公布的真相，却不为人们所相信，甚至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这就涉及到公开的方式了。不少部门的信息公开，常常止于发布一纸缺乏说服力的简单通报，而对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质疑不予回应，这样一来反倒让网友认为质疑的内容有可能是真相，谣言因此愈演愈烈。因此，在面对汹涌的谣言时，公众不只希望政府部门要发声，还要快发声；不只是公开，还要详细公开；不能垄断信息的发布，而是尊重媒体多渠道地报道，让多元的声音“竞争”；不只给出结论，还必须给出详细、透明的过程……

2016年牛津词典年度国际热词为“后真相（post-truth）”。牛津字典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词典编辑表示，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之下，“后真相”一词的使用率急遽上升2000%。“后真相”反映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舆论生态：真相变得无关紧要了，感觉和情绪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真相的信仰亟需通过真正的信息公开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