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有意靠拢重大题材，是一种充数的“政治正确”

编者按：张新颖老师说文珍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他，是她一方面极为投入，热烈，另一方面又很冷酷，冷峻。本来这不会结合到同一个人身上，但是文珍未必自觉，却很奇特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她也不是单纯地写爱情，描述中包含了一个大于感情的人生，甚至大于人生的世界，同时这又是包含在世界里的。这就是日常生活里那种感情的缝隙，被忽略的黑暗的部分，这个东西又小又大。读她的小说，还能感觉到不同的力量在一个人身上作用，不是一种单向的力，而是由各种力量的挣扎和平衡造成，语言也不是单调的，一个句子里会有两三个意思在竞争，或互相拉扯。最后他说，文珍的小说就是看完一遍，回过头再翻，还能读出特别的感情。

文珍的研究生同学兼好友颜维琦则饱含深情地回顾了和她相识相知的过程，说她看上去冷，实际上却是很热的一个人。甚至天真，单纯，和同学们最初对她的印象并不一致。文珍对待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那种郑重其事，让自己觉得原来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人，原来日子可以这么深情地过。

主持人吴越重感冒之余，仍然抛出许多机智的问题穿针引线，串联起整场活动。最终说文珍的小说其实并不顺滑，总结了三个特点：情真，自由，和固执。

而文珍说到这本暌违三年的新作曾说，“在这些年的小说里，我渐渐放弃对时代镜像的归纳和解释。写作者对重大题材有意为之的靠拢，也许是一种更可疑也更易充数的‘政治正确’。惟有从最熟知的生活入手，夯实每一个细节，才有可能稍微触碰到一点隐藏在日常褶皱里被熟视无睹的时代的秘密，以及少数人类样本的真实。也就是说，我开始回头。向内。转身。路上偶然撞见自己。不胜惊诧。”

以下文字整理自2017年11月3日晚在上海万象城言几又书店，文珍、张新颖、颜维琦和吴越的对谈实录。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                       

活动现场

“她看上去很冷，其实很热”

吴越：大家好，先跟大家道歉一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主持文学活动，老天觉得我太低估了危险性，我感冒了。想问一下文珍真人符合大家对她的人设吗？再介绍一下张新颖老师，复旦中文系的教授，我的导师，也是文珍本来有可能从业于他的老师。这位是颜维琦，文珍的同学，也是一名记者。今天的主题叫“我曾经失去的一种人生可能叫上海”，请文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应该怎么断句？

文珍：到底应该怎么断句，我自己都不知道。但上海其实是我写作的隐秘动因，因为我本科第一志愿其实是复旦中文系。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吧。有机会到上海来跟读者见面，这句话就跳到脑子里来，想怎么断都可以。

吴越：可以详细说说为什么选择了中大，没选择复旦吗？

文珍：就是没考上。我读书蛮早，17岁上的大学。觉得一定会考上，因为考过年级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愿填得也不好。那年正好复旦是“3+1”，北大清华都是“3+2”——那几年广东曾经采用这种特殊考制。

像我这样的懒人，觉得少考一门总归是好事，觉得复旦“3+1”是天意，太适合我了。而且对我影响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师，是文革前的复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种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课，是让我从中不溜变成年级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儿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复旦大学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状元。

种种命运的暗示之下，我就选了复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所有人心往一处想结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了“3+1”，“3+2”的学校竞争反而没有那么惨烈。

那年复旦平均录取线比北大要高，我总分差4分没过线。而且那年复旦理科生的成绩据说比文科好，广东省总计招60个，比例应该20个文科生，40个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个文科生——名额都匀给理科生了。后来还在报纸上看到，8个文科生中的一个还出国了……

吴越：你这个“恨”得很刻骨，做了这么详细的事后调查。

张新颖：这个是复旦的招生工作没有做好。

文珍：那个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想到会考不上，但学校里有人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了，自己一直没收到，好像也没有很强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电影，每天去市图书馆。到八月中下旬，都快开学了，终于收到中大的了，还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愿第一栏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学，完全抄我同桌的。那个男生之所以这么填，是因为他哥哥在中大读金融。

吴越：你抄同桌的志愿真的不是其他原因吗？

文珍：没有。我高中应该是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学霸，很骄傲的。在高二就放话说怎么会有人要考中大，如果要考的话，高二就可以了。上天大概为了惩罚我，非让我自己打脸不可。

第二志愿抄同桌的也是傲慢一种，觉得一定不可能跌到第二志愿，就随便应付了事。没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厉害，先调档，当时系里的招生老师大概急于找一个编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档案就很高兴。

刚开学一周，就听说很多人在找我，说赶快去编院刊。就这样阴差阳错读了四年金融。那几年里，我几乎是极为缓慢地接受这个现实，也在BBS写了很多东西。

吴越：这四年就读金融，到底对经济有多少的了解，精通吗？

文珍：肯定不精通，但是大概理解经济学判定所有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这门学科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假设基础之上。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经济模型肯定滞后于时代发展，但经济学家还是要当事后诸葛亮。

事实上人也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它和中文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思维模式，但和文学一样的是，是经济学也主要研究人的行为。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让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到考研时面临再选择，性格中该死的傲慢又起了作用，我想，不能给同一个学校拒绝我两次的机会，就考了北大而非复旦。这样我认识了维琦。

吴越：那接下来请维琦说说，你刚认识文珍时，对她的印象是怎样的？

颜维琦：关于文珍填志愿的历史我也是头一次听到，我想她果然是学霸中的学霸。作为一个已经离开学校这么多年的人还能把在本科所学这么清晰地表述出来，作为一个中文系本科生非常惭愧。而且她前面非常准确地讲出各种数字比例，读金融也没有白读。

我跟文珍是2004年在北京的秋天认识的。她当时出场有点像武侠小说，一出场就自带光环晃人眼的那种，在我们班其实属于异类。

因为我们班一多半都是北大本科土著，突然出了一个只需凭一篇小说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的人，而我们要苦哈哈写几万字论文，这样的异类我们都觉得从哪里来的，而且长得又好看，衣品又好，浑身上下带着文艺范儿，一出场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神秘高手，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敬而远之。

张新颖：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你们北大的人瞧不起人家外面的。

颜维琦：可能确实有这么一点，因为本科北大天然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她这种外来高手，大家也不敢小觑。因为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的。我今天也在想，我们到底怎么熟起来的。

当时很多人都有一些刻意孤立她，其实也不是孤立，是不敢接近，她看上去有点冷……但她其实很热的。我想了很久，可能是因为花。文珍喜欢养花。一开始我们都住万柳公寓，那时文珍养花还不是很成规模，搬回本部之后，我们住在同一层，我跟她住斜对门，她就把那个楼道尽头的阳台占领了，我可以理解成她主动承担了楼道的公共绿化工作，窗台上、地上满满的都是绿植。

她属于我们班里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我还在周末要出去当书法家教，挣少得可怜的零花钱的时候，她已经时不时收到稿费，拿文学奖金。

我们那会儿都是到早市买十块钱的吊兰，她窗台上都是兰花，我也说不出品种，就是看造型就知道是挺贵的兰花。经常在楼道里看到她在浇花，也会跟我说说品种。你跟她接触之后，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天真、很单纯的人。跟之前同学的各种传说完全是不一样的。最初和她相识是这么一个机缘，可能她的回忆跟我不太一样。

她书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感情的缝隙，那些被忽略的黑暗部分

文珍：其实维琦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我经常自称是个敏感的人。但其实心理时间和外部有一些是对不上的，有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刚到北大，我的印象是中文系……

也就这样吧，第一次上课就有点失望，觉得不像金融那么难……总之处处都回到了高中学霸的心态，大家认为我是搞创作的，那种异样目光我多少也能感觉到。但也不以为意，每天在宿舍里独来独往，基本上一年左右。

后来跟另外一个好朋友管琴结识，是因为猫。自从她在宿舍养了一只猫开始，我就开始主动靠近她，她说最初觉得我很奇怪，经常在水房无聊的时候唱歌，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跟维琦在学校好像是研三回校本部才慢慢接近，工作后才开始熟起来。但我从没想过原来最初是因为花。人生的可能性是很丰富的，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和周围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所以其实也应该问问张老师，作为我梦想的大学的老师，后来也成了好朋友，也是蛮奇妙的一个缘分。

吴越：请张老师聊一下，最初认识文珍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张新颖：一个男的跟几个女生坐在一起聊天，常常接不上话。你问我的是什么？

吴越：刚认识文珍大概是什么样的印象？大概是什么活动上？

张新颖：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在武汉开会时，有一个上午的活动。我是属于那种上午老是爬不起来的人，所以那个活动就没去参加，大队人马都去参加了。没去活动的人就被分到了另外一波。

有这么一个人也是很懒的，也是属于早晨爬不起来的，就是文珍。然后我俩就上了一个大巴，2号车。1号车都是我们熟悉的人，人家在前面去参加活动了。2号车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两个本来也不熟。

我觉得特别感谢车上那些不认识的人，因为不认识他们所以不要跟他们打交道，也不要打招呼。在那个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讲话，讲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是因为“懒”而认识。

吴越：张老师说说对文珍作品的印象吧，看过哪些，有怎样一种判断？

张新颖：我很喜欢看文珍的小说。我后来想了想，因为要分析自己的行为，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读者，就要读很多很多小说。专业读者有很糟糕的毛病，读了很多你就会非常厌倦，很难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你的新鲜感。

但是读她的小说就很被吸引，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我慢慢想出这么几点来。一个是她的小说写得很投入，写小说的人大概在写作时也在分享人生经历。她一方面很投入，另一方面又很热烈，但是又很冷酷，冷峻。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比如演戏，很多演员演得很投入，很入戏，她一方面很入戏，另外一方面好像有一个人在看自己。因为光很投入，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光很分离，也比较容易做到。

本来这两项特质一般不会结合到一个人身上，但是我觉得文珍她未必是有意识，很奇特地把一个很投入的自己，和一个又不断对投入反省的自己结合起来。你在阅读中不断地体会到她在这两者之间波动的频率和浮动，我觉得是一个女性读者的话，感受会更强烈一点。

第二点是，她写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或者简单地用“爱情”来代替吧，是放在人生里面写的，她又把这个人生放到更大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她不是单纯地写爱情。所以她的感情描述，包含了一个大于感情的人生，甚至大于人生的世界，同时这个东西又是包含在世界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她写得很细小，很琐碎，或者很深刻，她和这个世界之间是互相包含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那种感情的缝隙，被忽略的黑暗的部分，这个东西又小又大。

活动现场

我读她的小说，能感觉到不同的力量结合在她一个人身上，你会感到在她的小说里不是一种单向的力。她是有一个力量，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它主要的方向，也有主要目的，但同时又由各种力量的挣扎和平衡造成，所以她的语言不是单调、简单的，而是在一个句子里会有不同的力量，一个句子里面会有两三个意思在竞争，或者互相拉扯。

所以文珍的小说就是看完一遍，回过去再翻翻，还能读出那种特别的感情。我先说这么多。

吴越：好像听张老师的意思，文珍的小说里有不只一个作者人格在互相撕扯。现在请维琦从你的角度说说对文珍的感觉。

颜维琦：张老师是专业读者，我是闺蜜，而且今天也不是做文本解读，更多的是爆料担当。我就在想，文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其实是遇到喜欢的东西，会不管不顾地负累着走上很远的。

我第一次认识吴越女侠就是因为文珍的介绍，我回京上半个月的夜班，文珍突然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这个人超有才华，很有趣的。

她当时扛着一个比她整个人还要高的，不知道是花还是树的一个东西（文珍插嘴：那东西是菖蒲。夏天才有。）就出现在我们报社总编室的门口，据说她扛着这东西还坐了地铁，吃了饭。这就是她的性格，她的小说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今天作为闺蜜坐在这里，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当然也很奇妙。比如我跟她一起看了一个画展，聊某次的旅行要去哪里，结果我打开小说之后，发现遍布了各种各样似曾相识，但又完全不一样的细节。比如不吃翅膀翅动物的女孩、被催着生娃的妇女，你就会想这是不是作家的影子，或者身边人呢？

吴越：维琦从小说中读到很多似曾相识的感觉……送你几个字，你知道的太多了。

颜维琦：但我又想，为什么工作之后反而跟她更加亲近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会因为空间的阻隔，你会被它的磁场吸引。我觉得她对待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那种郑重其事，那种珍重，会让你觉得原来你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人，原来日子可以这么深情地过。你跟她聊半小时、一小时天，就会让你短暂地抽离日常的烦琐。这个是她的人和文字给我最大的感染。

吴越：尽管我们都说了对文珍熟悉的部分，甚至从小说中找到我们了解的部分，但是小说家绝对不是我们以为认识的那个人，小说家肯定有她自己神秘和强大的一面，请文珍以小说家的身份回应一下吧。

“小说的细节，也就是建筑的砖瓦，大都是真的”

文珍：刚才怀着幸福感在听大家的回忆，我其实并不太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还是一个又傲慢又脆弱的学霸少女的时候，还以为蛮了解自己的。我发现整个人生，就是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过程。

比如说维琦回忆起最初研究生同学对我的态度，其实那时我是处于一个甚至比高考失利更大的人生挫折、也就是感情危机中，所以对周遭的一切其实有点反应迟钝。其实我没有被伤害，而只是对自己的不确定性感到失望。

都说我是一个蛮心软的人，但是我非常讨厌自己的优柔寡断。《柒》封底有个词是“坐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太想伤害别人，甚至做出错误选择。

那时我对周围既观察又疏离的态度，自己好像也意识到了。我现在不吃羊肉和一次研究生的集体活动也有点关系，因为那次在野三坡他们点杀了一只羊，做了烤全羊。我觉得自己恐怕是个怪，但怪人其实也蛮多的。就一直在自我嫌弃、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慢慢长大，变老。

高中也听过一次别人对我的观察。我们高中寄宿，到周六就人人归心似箭，拼命赶第一班车。我一般都是挤不上的，但有时也会在楼上看。周日从家回学校就不会那么准时，稀稀拉拉各回各的。

有一天一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女生——我一直属于朋友不多，大多数人不太了解我的状态——跟我说，有人说看到你了，就是周末回校的车上。我说那人不认识我怎么知道那是我呢？我朋友说，因为她说那个女生看上去很骄傲，觉得应该是你。

也许因为当时戴眼镜，不是特别合脸型，所以有时候可能必须要这么看人——那个朋友专门学了一下那个人学我的样子——看人的眼神是那样，有一点睥睨。我吃惊的同时也觉得很有趣，人和人一直在误解中疏远或靠近，包括和维琦。

一确定这个题目我就给她打电话，因为她一直在北京读完本科硕士，也工作了一两年，突然有一天她告诉我要抛弃我去上海了。就这样上海又伤害了我一次。

以及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在我的小说里看到很多影子。我最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其实所谓的想象力，都是记忆力。之所以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记忆力太好。

有些记忆甚至非常早。我一直问我妈一岁那个布娃娃是不是黑色的；也记得两岁时我爸爸在电视台当台长，我在电视塔的地上画一个空鸟笼子的投影，我妈说是有这么一回事，甚至因此一直懊悔没让我去学画画，而错误地让我去学音乐，但是我的音乐天赋十分糟糕。所以我的小说写的也是失去的各种人生可能吧。以及太多无用的，无处安放的记忆细节。

吴越：就是你自己全认吗？

文珍：小说的细节，也就是建筑的砖瓦，大都是真的。我上一本书《美术馆》，会写到“我”跟老黄私奔，那个老黄其实就是2012年和我一起援疆的在国图工作的女生。

她后来跟所有人说她是老黄，那段路几乎完全真实，可她变成了我想象出来的一个男性银行职员。这也是我乐趣所在吧，把我差点要过的银行职员人生写得十分灰暗，这样可以获得些许安慰。

小时候我蛮喜欢拼积木的，还喜欢把扑克牌一张张搭起来，最后又设法弄倒。有一次我一直拍掌，纸牌屋始终不倒，我很得意。但后来为了巩固这种成功，推倒了，之后再没建起来过那么坚固的。

反正就是一直在慢慢地认识自己，也努力去了解别人，好奇心很重的一个人。

觉得一些很好的朋友，就会促使他们相识，比如维琦和吴越。我对人和人会否相投的感觉还是蛮准的。

颜维琦：文珍的小说里有很多爱情故事，你会觉得她是用爱情作为世界观来观察这个世界的。《安翔路情事》里的那条路我和她就一起走过，我只是看到排队买灌饼的人很多，可能蛮好吃的，但是她就把这作为“砖瓦”用起来了。

从《十一味爱》到《美术馆》再到《柒》，也是继续让这个气味之城生长，但格局更扩大了。她是不愿意为文造情的，是真的看到了那些平时我们不太会注意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不为人关注的情感世界，那些灰暗的人生，那些无助、绝望、热情、渴望，内心驱使她把这些文字推敲、打磨，最后通体透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到底这些故事有多少来自想象，有多少来自经验，她有一次用过的微博签名档其实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人且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

吴越：我对文珍小说有三个印象，第一个就是“真”，但不是事情的真，是情真。这可能也是大家被打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从文本来说不是特别好读的，不是那种顺滑的小说。她会放一些东西，对你形成思维上、阅读上的障碍，你速度放慢了，就会跟随她进行自我探索。像是爱情，但实际上又不是那么简单，能够触及到自身的一些隐痛，或者已经忘却的记忆，或者隐秘的对未来的期望。

第二个我觉得文珍文本上是非常自由的。她不受什么定规牵制，就是量体裁衣，想要怎样就怎样。她的小说不是你认为应该是小说的样子。

第三个我觉得文珍非常的固执，这种固执她自己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举个例子，《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出来时，她寄给我了，我那一阵子正好在做文学记者，每天收到很多书，没有第一时间看，但带回家了，放在书架上，过了两三天，文珍就问我看了吗，很直接。我就赶紧连夜看完，第二天跟她聊。

这三个我觉得是文珍非常特别的地方。要不请文珍讲讲写完三本书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时作品也会被批评太沉溺”

文珍：这三本书挺有意思的，命运各不一样。《十一味爱》到现在还不断有人提起，但它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第二本书，自觉成熟了一点，但收到的批评反而比我想象中多。那时的我可能对世界的看法过于确凿了。尤其是为同时代人代言的妄念已生。那时也更迷恋技术技巧。

其实也有一些好的地方，算是一个转型期吧。并不是说第三本书就很成熟，但是主题相对完整一点，它也经历了写作瓶颈。我有一年完全没办法写小说，就是去年。

吴越：就是得老舍文学奖和华语传媒奖之后。

文珍：对，就因为接连得奖。我老想起歌手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后几年唱片销量平平、接受一个采访时说的话。她说，一般大奖衰三年。蛮准的。

那种感觉就像当时在北大读书，突然被当做一个写小说的人来期待，我能感觉到别人那种眼光的重量，也蛮复杂的，是在看你配不配得到这个奖励，很多人会觉得你没有那么好，得到了不应承受的关注。

作为一个敏感同时也很好强的人，这种学霸型人格其实蛮可怕的，其实是一直要求自己不要丢脸。初中有拿过班上倒数第三的经历，因为当过差生，更知道要进步，要向上，不然一个人想滑落也是很容易的。

那两年我当留守儿童，爸妈都去深圳了，又刚进入青春期，奶奶管我管得很严，我就故意不读书，每天浑浑噩噩的。除了作文，语文作业都不太交。人生充满凶险可能是有一次我接受采访说的话，后来被印在了单向历上。那确实是我的感受，人何其脆弱，很可能在某个节点突然把自己毁掉，觉得这个人生不值得过。

12年去西藏之前，接到两个约稿，一个是约我写走饭——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她。再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约我写张国荣。为写这两篇小文章也做了很多功课，把走饭的微博全部整理打印了，也重看了张国荣很多电影和访谈，可能对情绪也是一个内耗，写这两篇文章时都失控大哭。

大概是看到他人的痛苦会很容易产生共感。本科在报上看到一张临终关怀的照片，就是一个看护者轻轻握住老人的手，当即就泪如雨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张老师从男性角度来看也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张新颖：我补充一句话，因为男士是比较低等的动物。

文珍：有时作品也会被批评太沉溺……一方面我会在想是不是性格弱点让我有盲区，不太知道自己的问题。再者因为以前的创作方式我很熟练了，重复也没有意思。有一篇没收到这个集里的叫《张南山》，后来发到《十月》上了，就大大超过了我的舒适领域，虽然结果未必成功。

去年一年没写小说，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一年半左右的诗——其实我觉得跟张老师为什么能成为朋友，有一点原因应该是诗。

张新颖：因为我以前完全不了解文珍，第一次见面时，正好读了《夜车》，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写诗吧？因为读小说可以看得出来。当我说她写诗时，不是说语言美，而是她的语言有“讲进去”的力量。我们把小说说成是叙述的，一个故事不断地往下延伸。

可是诗的语言不是不断往下，而是到这里停下，因为背后还有一种东西。至少我的感觉还是蛮对的。文珍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她的散文写的也是很能反映性格的。

比如我也写散文，我写到两千字就会很不耐烦，可她会写很长，她会把一个题目应该涉及的很多东西、很多方面都考虑到，以很笨的工作去做很聪明的解释。她确实不设限，但是她也不吝惜自己的劳动。我很喜欢她的散文和诗。当然作为诗人，她写得是很少的。

颜维琦：她有时候会在朋友圈发诗。

文珍：突然从小说说到别的创作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写诗算自我疗救。因为自认为是虚构作者嘛，写不出小说才写诗——也是任性，不大会逼自己去写不在状态的东西。可写诗又有点害怕，也许不见得别人都懂，但还是会很害羞，发了就赶紧删掉，所以后来找了一个新的自救方式，就是散文。可能活到一定的年纪，大家都有无数方式来解救自己的精神危机。

写散文我确实用的是笨工夫。设了几个题目，像梦、花、镜子、楼梯，还有抽屉。可能前面四个很多人会写，但抽屉和楼梯还蛮少的。楼梯的话我第一会想到就是神曲，因为它是往上升的。

可能我多少有点自我毁灭型的倾向……一是好奇，二是不知边界。经常会很热情，又不太知道收手。但写散文的话，有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把所有跟这个题目有关的可能性都一一尝试尽，想得到的都放在里面……一篇写一万多字，累死了，才不写了。

写完这六篇之后再写小说，好像会不太一样了，所以其实《柒》里面四篇都是今年写的。

吴越：今年的状态一下子又恢复了。

文珍：但一旦开始写小说，我就既写不出诗也写不出散文。就一个频道，很简单的笨人。

吴越：可能大家注意到，文珍目前还是中短篇作品比较多，好像还没有长篇发表，有在写是吗？

文珍：我写过一个不成功的十六万字……《张南山》写到到八万字，试图把一个短东西写长，但每次写完都觉得没那么复杂，内核还是简单了，像张老师说的，短篇里会有不同的力量在碰撞，但是长篇可能还是需要更大的动力核吧。它会逼我去动用更多人生的真实，材料不够丰富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完成。但是这两年的感觉是可以写一个稍微长一点的了，觉得短篇不太够表达了。我发现喜欢我中篇的人比喜欢短篇的更多，这会给我一点信心。

吴越：你对长篇这个文体的概念设想是怎么样的？

文珍：我觉得单纯写长是蛮容易的，就是码字嘛，养成写作惯性后每天几千字，并不难。但是我每次看完内核不够复杂的长篇时，就会很生气。明明可以五千字就完了，他写了十五万字，我会觉得既浪费纸，也对不起树。

《张南山》写到八万字，我觉得有问题了。后来发表是一个两万字的版本，就是把注进去的水一口一口地再挤出来，删掉。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写长和写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是我非常谨慎的对待长篇这个题材的原因。

吴越：我想请张老师给一些建议，从评论家的眼光来看，判断一个作家是否一定要出长篇，以及对于文珍这样的小说家，怎么样的长篇对她是比较好的？

张新颖：这个是没法回答的问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千万不要听评论家的话就好了。因为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他自己要争取，听别人的话就更没有用了。

吴越：就算文珍不写长篇，对你来说不会影响她对你心目中的地位。

张新颖：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很高大了。我也有过很惨痛的经验，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作家刚出道，写了几个短篇，要写个长篇，他就来问我意见。当老师的都有很坏的好为人师的毛病嘛，我说你刚刚开始写，不要急，慢慢来。可是他不到一年就写出一个长篇，而且这个长篇特别红，卖得特别的多。

如果他听了我的话，就没有以后了，还是不要听的好。因为批评家有时会说一些话，看上去是很对，但到底对不对呢？人生是没办法用看上去很对的话来规划，只有自己知道的。

吴越：我们再相应一下这个主题，关于上海的，文珍的小说中一直有某种LP的倾向，会写到很多好玩的地方。这次在《柒》里面其实也涉及到很多城市。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居住在上海的，或者居住在北京的种种不同之处。

《柒》，文珍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颜维琦：《柒》封底说，“一个人在世界上成为他自己，其实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不断脱落和失去”。她看到的是脱落和失去，在我看来可能是得到，人生路支脉有千万条，但属于你的只有一个。你能成为现在的自己，那是因为一个个选择的集成。比如我们在不同城市生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过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人成为好友，其实都是在得到。

今天三个嘉宾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曾经都是媒体人。吴越是从媒体岗位又回到自己热爱的文学当中去。张老师有一篇文说如果可能想当一个随笔作家，我觉得我也有过很多别的可能性。

有时你被期待过高之后，真的会索性破罐子破摔。文珍说过得奖衰三年，我记得有一次访谈里她也说，在北大那段时间她觉得在被迫表演，因为她的地位，这样一个身份注定要载入校史的，她是北京大学第一个、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凭一篇小说拿到硕士学位的人。被赋予这样的历史感之后确实容易有这种的焦虑。

我自己也是，因为从小就在县里市里办书法展览，别人就觉得你应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可我也会刻意摆脱这样的身份，就是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拒绝这样被期待，然后就自己选择走向另外一个人生。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理解。

张新颖：我觉得维琦说得特别好，得到和失去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关注得到还是失去，感觉确实不同。而且有很多的得到是当时不知道的，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原来已经得到了。

吴越：要不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读者，大家有问题可以问文珍。

“人生漫长，先切了手头的辣椒再说”

读者：你好文珍。非常开心能见到你，其实我们之前有在豆瓣上有互动过。你很少用微博，但仅有的那么几次在微博上也有聊过，所以我蛮喜悦的。我今天其实想问的，第一个就是你写了这么长时间，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第二，因为你肯定也有一些没有出版的文字，你觉得是不是有了东西一定要出版，虽然它也达到了可以出的质量，但会觉得有出版的必要吗？出版是为了什么呢？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你。

文珍：其实两个问题可以一起回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怕当众说话，每次上台都会发抖。那时开始写日记，隐隐希望被人看到。后来开始写作也是如此，就像我会很直接地问吴越看完了吗？

写作主要的动因，就是希望表达。有一些诗歌可能不会发表，给有限的几个朋友看看，已经蛮开心了。就像马尔克斯说的，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我觉得跟维琦的关系变得亲密，可能也跟她后来开始看我的小说有关。

我也有很多抽屉里面的东西没发表，一方面觉得那只对自己有意义，记下来，知道不会忘记就够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了另外一个人，重新读日记，也可能会成为当时的自己的朋友，或者诧异于当年原来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我而言，写作是刚需，但是发表和出版不是。当然被读者催促出书也是很温暖的，你知道你没有被忘记，自己写过的文字真的抵达过一些具体可感的灵魂。

读者：文珍你好。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我是一个大一新生，高中偶然读到你的作品。感动的同时，会有一种内心沉重的感觉，您写的那些故事，可能是我这种阅历很浅的年轻人所没有感受过的。我觉得你带我探索了更多人性的可能。我也很好奇，想知道你是怎样知道他人的故事的？

文珍：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会让人有点沉重。真对不起。就是很任性地写，过了自己这一关就拿出去。

其实我生活中和人熟起来有点慢，跟张老师成为是非常偶然的，因为我很喜欢张老师那本《沈从文的后半生》，跟他认识之前，已经有一点知道他的性情了。包括跟维琦也是，不熟时已经觉得她非常可爱。这个其实是建立在互相有好感的基础上，才会打开，彼此靠近。

此外我也有一个奇怪的能力，就是我很容易听到陌生人的故事。

有一次最奇怪的，就是大学有一次跟我妈出差去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她跟她的朋友出去吃饭了。就一顿饭的空隙，我就被那个招待所的服务员看中了，跑到我房间里迅速说完了她18岁的一生，她可能觉得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跟我这样一个过客说话是最安全的，或者就是想聊聊天。

她跟我说她为什么在这，她以前在村子里怎样怎样，在这里又怎么被人欺负。后来我回到学校，她还给我打过两个电话。

现在坐火车没以前那么好玩了，以前因为没提速，所有人都会在旅程中聊天。有一次我跟一个高冷的朋友一起出门，一路都没人跟我们搭话。后来他去上厕所，回来车厢所有人都和之前看上去一模一样，玩手机的玩手机，发呆的发呆。

但我悄悄告诉他，说这个上铺的女生是学跳舞的，下铺的男的是供销员，等等。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在你走了几十秒之后，他们就纷纷过来跟我说话，看到你回来又立刻退散了。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特殊能力吧，会让人轻易选中我来当倾诉对象。

读者：文珍你好，前阵子我失恋，看了《风后面是风》，说人生漫长，先切了手头的辣椒再说，这句话给我至少在当时一种很治愈的效果。人是有很多面的，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很正能量，但我其实对很多事情都觉得沮丧和失望。希望自己以后还能保持一种天真的状态面对世界。我觉得你创作中也始终保持了某种天真。想问一下是怎么保持的？这种不被世界上不好的事情所影响的能力。

文珍：这个问题题特别好。你说你是一个很天真也很开心的人。其实我也很轻信，会对别人付出热情，当然也可能会被伤害，但我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就是写作。可能也会愤怒一阵子，但过一段时间后，自嘲的部分就开始抬头，会反观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可能就是这样，就是不能伤害别人，要相信别人。我的祖母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婆婆，可我妈妈从来没说过她坏话，包括到我当留守儿童期间被体罚，过年我妈妈从深圳回来，突然要求我跟她一块洗澡，那时我才十岁，坚决不同意，其实是因为身上的伤还没有消退。

但她还是坚持。最后看到伤以后我俩都没有提这个事情。第二天，她就很平静地跟我奶奶说，要把我带到深圳去读书，虽然条件还不是很好，但可能在父母身边还是要好一点。因为我成绩也很差嘛，她觉得这理由是成立的。其他的事情就不说了。

就在这样的教育下，我渐渐养成了不倾诉也不抱怨的人格。其实一个人倾诉时，往往心里是有主意的，他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像维琦说的，一个人不断的失去也是不断的得到，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后还是自己知道想要什么。通过曲折或者试错的方式，最后还是会抵达自己的人生和真心。因为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的，都是有得选的。

而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写。写时也相当于跟自己倾诉。也不断地开解自己，这也许也是张老师说的，我小说里总是有几种不同力量的原因。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他能跳出躯壳看自己，也可以把自己缩到很小，进入别人肚腹，打斗一番再出来。我有很多地方不够洒脱，写作是我变得洒脱起来和七十二变的方式。

读者：您好文珍。刚才你说喜欢孙悟空，从小对你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是什么？

文珍：小时候很喜欢《彼得潘》，大概有三年都开着窗子睡觉，希望小飞侠来把我接到永无岛去。还有《窗边的小豆豆》。我妈妈在我童年扮演了小豆豆的巴学园校长的角色，虽然我现在不太听她的，但我小时候得到的爱是很充沛的。

这两本书可能都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我的性格。《彼得潘》里面其实有蛮多残酷的东西，但坚持用天真去直面伤害。用一种永远不相信世界会这么坏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读者：如果你发现很多文学中的概念，最后发现它是错的，它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是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现实呢，还是接受一种被欺骗的美好？第二个问题，如果你发现文学是一个谎言，还会继续吗？

文珍：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一本上半年被热议的书，就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但我觉得其实书是不会骗人的，只有读书人会骗自己。

一本书在那里，只是一家之言，你可以选择不相信它，也可以不把很多光环加诸其身。哪怕就是像我这样轻信的人，也不会直接跟街上长得像骗子的人去搭话。可能经过大量的阅读以后，就好比有了一点人生阅历，不太容易上当受骗。

当然你对一本书的观感和别人完全不一样，或者之前相信过，过几年不相信了，也许是进步了。可是如果在没真正理解一件事之前就轻易否定它，也有可能是自欺欺人。

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个女孩可能在十几岁时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会需要有一点黑暗的秘密来强化这种不同。尤其是一个聪明、敏感，才华横溢又有文学野心的人。文本里有个细节很重要，她说被性侵了以后，是第二天自己下楼敲了那个门。

书里控诉揭露的，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其实也有林奕含自己的欲望，她非常真诚地在自我袒露。她最后没办法接受的，也许就是自己长达数年的自欺欺人。非常可惜，因为她就是人生充满凶险的例证。就是我们会遇到坏人，而且也很有可能遇到一个不足以处理各种情况的自己。

很久以前看过一句话，就是比丰功伟绩更危险的就是浓情烈爱。但这个故事里不光有爱，也有无法驾驭的雄心。人生残酷之处，就在于必须要对自己的每个选择负责，包括你说文学可能会欺骗你，那一定不是文学的错。

吴越：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就先到这里，希望文珍能温暖到大家，她会不断有变化，也会有很多的进步和惊喜等着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