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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平庸之恶”是人本性使然,善良能有多大力量?


来源:新京报

文明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都不要把这种恶意释放出来,不要对微小的苗头视而不见,不要听之任之,不要煽动鼓励仇恨,即使此刻世界范围内屠杀和仇恨依旧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义、各种民族主义、民粹思潮依旧在泛滥。

二战中,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之一。之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第一次用了“平庸的恶”的说法,用以形容在纳粹党内“恪尽职守”地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这一说法已经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

是的,普通人的人性中也都有恶的一面。在黑暗的环境里,在由恶行主控的机制里,它就会被不自觉地激发。我们不能否认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人性中是否也一直存在善的一面?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良善的一面是否仍然能促使人有勇气对恶说“不”?是否能够起到维护与抵抗的作用?

这是今天的文章要讨论的严肃问题。在动荡的时代,那些“美丽灵魂”的故事是文明的光辉。但我们的思考,不应止于感动。

撰文| 陶林

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人性中的善良对于一个堕落世界所起的最低限度的维护,究竟能有多大?更具体地说,当环境出现问题,人人都去作恶而不自觉、人人都满腔正义拿起石块砸妓女的时候,个人如何从良善的常识本心出发,拒绝行恶,甚至挺身而出阻止作恶?这些问题,从刚刚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轴心时代,就在类似《圣经》这样的原典里被提出过。多年以来,问题被刻在木板上、石头上、写在传世经卷中,而答案却一直在风中飘荡。

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比之蓬勃的欲念和破坏的冲动,“一念之间”的善行可能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如同暴风雨中的烛火,需要异常努力的守护才能做到。然而,美国记者埃亚勒·普雷斯所写作的《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书,却讲述了四个在暴风雨中守护烛火的故事。

《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作者:埃亚勒·普雷斯译者:刘静雯版本: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

作者通过四个故事,力图找出当个体遭遇道德困境,即其面临的群体性行为与一贯信奉的道德伦理原则产生直接冲突时,是什么促使该个体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环境下敢于冒险对己方阵营说“不”。

人类的每一寸进步都需要艰难跋涉

《美丽灵魂》容纳了四个不相关的故事:1938年,一位瑞士警官违抗瑞士当局的移民法令,非法庇护犹太难民,结果他的这一善举即便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依旧受到周围人的压制和不公待遇,直至他在贫困和窘迫之中郁郁而终;1991年,一名塞尔维亚平民在巴尔干种族屠杀中冒死拯救敌族难民——因为违抗了种族的集体意志,他几乎为此而丧生;上世纪90年代末,一名以色列士兵公然违抗军令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援助,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1年,一名普通的纽约投资经纪人不顾被踢出行业的威胁,毅然揭发自己所服务的公司制造的金融骗局。

这四个故事很像一幅层层重叠的“云图”,通过距离我们并不是很远的真实事件,多角度地诠释了“美丽灵魂”的含义。通过阅读,一方面可以从这些义人身上获得良善的力量,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深思所面临的困境。恰如鲁迅先生深刻认识到的,人类文明是通过极大的代价换取缓慢的进步,成片的树林塌陷才换来一小块煤。从古至今,人类每一点的进步,都需要经历太多的劫难才能换取。

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步行到毒气室。这是二战期间的著名照片之一。

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隐藏在意识形态绞杀背后的利益冲突,是人类历史不可避免的黑暗面,几乎也是个难以治愈的顽疾。我们没法记住太多在历次屠杀中无辜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法细细分析让这些罪恶能够持续的人性之恶,可能未必就如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能概括的。《美丽灵魂》所陈述的四个故事线,正好折射了人类经历过20世纪的主要类型的杀戮: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冲突、民族隔离……

在无尽血海中,可以见到一株美丽的小花,我们更乐于记住,山洪暴发般的灾难中那些闪亮的人性闪光面的名字和他们的义举。那些拯救者,那些善人,那些守义之事,成为绝望之中的一丝希望。比如,拯救犹太人的德国工厂主辛德勒;冒死签发生命过关签证的西班牙外交官,为犹太人避难上海提供援助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南京大屠杀中援助受害者的各国使节团和传教士,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提供生命庇护的图西族饭店经理,等等。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成为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

这些义士的共同特征就是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特别是书中描述的瑞士的警官格鲁宁格,在纳粹发动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水晶之夜”,他放宽了边境线入境的督查,从而让大量的犹太人获得了一线生机。对于永久中立国瑞士而言,他的行为无疑是严重违反了法律,也有悖于政府交给他的职责。因此当时,他被判有罪,并被开除公职。

然而二战结束了,纳粹作为法西斯的罪行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了,可瑞士政府依旧没有更改对格鲁宁格的不公正待遇,周围的人依旧视他为一个渎职的前警官。他没法领取养老金,也无处为他自己的义举而申述。如此,他只能在贫穷和衰老之中度过孤独的晚年。唯有那一千多位被他拯救的犹太人,依旧感恩他果断的善举。

1970年12月7日,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为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下跪忏悔。

曾有一位长者说,“成为一个好人,就是对内心向善的最好回报。”的确,还有什么比确信自己是个好人更美好的呢?可是,对于行善的人而言,他们多半要在扭曲的环境里顶着“不正常”的压力。作者在《美丽灵魂》一书中也说,“最大的压力倒不是盲目服从,而是渴望融入集体,不愿意被集体抛弃”。

那位在战火中拯救敌族的塞尔维亚平民亚科就是个例证,因为种族间的杀戮,同一民族紧密抱团是最好的安全策略,如果出手拯救敌人,那么等于说自动放弃本族人集体的保护,把自己暴露在对方仇恨的杀戮之中。实际上人群或者组织的集体性犯罪冲动,有点像火山喷发,往往不可遏制,并会经常反复发生。与此同时,人性的基本的善,也会一直存在;恶,从不会主动意识到自身的恶,但是善,也总是默默无言。就一场普遍性的灾难而言,所有这些义人所做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每个被拯救者来说,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阅读《美丽灵魂》可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是想象的共同体、事实的共同体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这“三体”所构成。民族、国族、省族等是想象之共同,身处某个单位、工厂、公司或者家庭是事实上的利益共同,而每个自身是客观存在的个体,这“三体”之间充满重重叠叠的矛盾。书中的前两个故事,是国家、民族这样想象共同体与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后两个故事是事实共同体与个体的冲突。以色列军人阿夫纳和华尔街会计师莱拉都要同自己供职的组织——军队和金融集团的不端行为作斗争,维护了法律和正义,个人也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

守护良知即捍卫文明

可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怎么来判断什么是正常呢?这甚至比如何挺身而出更令人感到困惑。人类历史最大的过错就在于,一类人有办法用光辉灿烂的词语把人性之恶包装成满满的正义,从而煽动犯罪,比如说把告密叫做勇敢揭发,背叛和离间叫做划清界限,残害他人叫做打倒敌人等。作为孤立个体,不要被想象共同和事实共同的强力风暴所裹挟,是何其之难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敢质疑“2加2等于4”,或者如村上春树所说,是“用鸡蛋去碰墙壁”。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作者:汉娜·阿伦特译者:安尼版本:译林出版社2016年12月

阿伦特代表作,她认为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孤立无援的个体保护一丝良知,就像在暴风雨之中保护烛火,即使无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坏。翻译家傅雷夫妇自杀之后,因为是“自绝于人民”,所以长期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这对夫妇收尸,处理后事,特别是他们的同事和亲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站出来,为傅雷夫妇料理了后事。旁人问及原因,她说自己是个心地软弱的基督教徒,看到人死横尸街头不加收殓是不义的。

或许,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太多了,与曾经发生过的苦难相比,我们任何的书写都显得孱弱无力。古人云“君子慎独”,我们知道自己灵魂之中有恶意的种子,但是文明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下,都不要把这种恶意释放出来,不要对微小的苗头视而不见,不要听之任之,不要煽动鼓励仇恨,即使此刻世界范围内屠杀和仇恨依旧在流溢,ISIS的恐怖主义、各种民族主义、民粹思潮依旧在泛滥。

与歌颂一个个“美丽灵魂”相比,更迫切的是要找到那种遏制“暴风雨”再度来袭的办法。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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