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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赫希曼:诗需对现实发起挑战,才可真正为诗


来源:凤凰文化

84岁的杰克·赫希曼时常笑,胡子、皱纹和耷拉的肌肉像机械一样精准地找到脸上的位置,或紧皱或舒展起来。他已经老了,行走不便,需要人搀扶,可他仍在为穷人写诗,说话时发出朗诵一般字正腔圆的语调。

84岁的杰克·赫希曼时常笑,胡子、皱纹和耷拉的肌肉像机械一样精准地找到脸上的位置,或紧皱或舒展起来。他已经老了,行走不便,需要人搀扶,可他仍在为穷人写诗,说话时发出朗诵一般字正腔圆的语调。

这位美国诗人曾在19岁时给海明威寄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那时他还在美联社当小工。海明威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我帮不了你,孩子。你比我19岁时写得好多了。但问题是,你写得很像我。这不是错。但你这样会一事无成。”1961年,赫希曼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海明威自杀,这封短信被登在报纸上。

之后他去UCLA执教,支持学生反对越战,被学校开除,从此一直流连于诗坛和街头,帮助穷人和工人争取权利。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垮掉的一代”曾经熠熠生辉的青春——自由,热情,浪漫,天真,对不公义愤填膺。那样张扬的一代已经走入了暮年。2009年,有人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红色诗人》,他的生活似乎一直是这样:写诗,念诗,成立无家可归者联盟,再被当地政府取缔,抗议,写诗。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统治者将战争粉饰为太平的年代,我们有责任在消费主义时代永远对抗自己的内心深处。消费主义既让人满足,又完全让我们的灵魂变得冷漠、陈腐并屈服于让生命本质麻木的许多事物,困囿于闪烁的霓虹灯与广告,在暴力使然、相互竞争和灯红酒绿的无尽自我消耗中,自恋地一遍又一遍地出卖我们自己,无穷无尽。”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成都草堂国际诗会发表演讲时,他说,随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如果一首诗可真正为诗,它就会向我刚刚描述的现实发出挑战。它必须如此,方可得以呼吸。”

凤凰网:一直以来关于文学和政治有一个争论,有一些人认为文学或者是诗它应该远离政治来保持它的纯洁性。但你既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运动家,你怎么看待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杰克·赫希曼: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是侏罗纪时代。我那时候是富家子弟,那个时候政治和诗歌是分开的。在UCLA时,我组织学生运动反对美国政府主导的越南战争,然后我被开除了。从这时候开始,我慢慢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哲学。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内心也开始认同工人阶级。

过去的五十年里,实际上我的工作都是和工人运动、共产主义理论相关。在我的心目当中,南宋诗人李清照,我不能说李清照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个诗人,但是李清照,如果纯粹从诗意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我认为她的伟大甚至超过了希腊时期的抒情诗人萨福。我个人认为跟李清照有一比的大概就是美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每个人其实生下来都是诗人,但是有些人生下来是革命型的诗人,有些人生下来就是要从事社会运动的。从我的角度讲,那些生下来就是革命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实际上谋求的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像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我的理想实际上就是谋求变更美国的这种社会制度。

我作为一个革命型的诗人,我谋求的是变更美国的社会体制,改变美国的这种社会。所以我过去五十年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开展一些诗歌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大概把9种语言的革命性诗歌译为英文,在美国发表。我一直在做这种诗歌项目。

我最近做的一个诗歌翻译项目就是吉狄马加一个诗集,名字叫《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收录了吉狄马加最重要的一些作品。它的英译者是梅丹理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这本诗集非常厚,大概有400多页,我为它写了一个长序,里面还收录了一位非常伟大的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文章,他为这本诗集写了一个序,写完序以后,叶夫图申科已经故世了。我相信吉狄马加应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伟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凤凰网:你在纪录片《红色诗人》里同样提到了这个观点,你“不仅仅是为了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为奋斗,而是一个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个诗人的社会”,这是什么意思?

杰克·赫希曼:你提到的《红色诗人》纪录片,拍摄者现在已经35岁了。我现在仍然认为他在为真理跟正义奋斗,他在反抗非正义。

“每个人都是诗人”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其实我们每个人,有时候内心都会希望写一首诗,希望我的生活变得美好。实际上我指的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也是有创造性的,像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样去创造,包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也是一样。这样一种理想实际上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一种希望,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是值得过的,我们每个人会从这样的理想当中获得一种尊严。

凤凰网: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表示很失望,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正在撕裂,你怎么认为的?

杰克·赫希曼: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我认为特朗普这个人是个资本家,是个巨富,而且是个恶棍,他很喜欢撒谎,欺骗美国人民。我认为民主党、共和党实际上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政党,确确实实美国需要第三党,建立一个这样的党来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我相信中国人都了解美国史,中国有一场共产主义的革命,而美国需要这样一场革命,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

在美国的历史上,类似于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很多,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他对于奥巴马非常不满,他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奥巴马本身是非洲裔。但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美国确实出现了大量穷人。特朗普所利用的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东西,包括连3K党都在暗中都对他们有支持。

对我而言,我一直在为穷人写作,来之前我还写了很多为穷人写的诗。我不知道你们采访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提前知道的话,我会把那些诗歌带来让你们看一看。美国这些年出现了很多穷人,我为他们现在的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所以我写了很多诗歌。前苏联崩溃以后,共产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堡垒就崩溃了,资本主义基本上是统领了全世界,我本人的政治理想是像国际歌当中表达的那样,那是全人类的一种理想。现在的资本主义因为前苏联的崩溃而重新统领了全世界,他们是以全球化的名义来统治全世界,但这与我本人的政治理想是相违背的。

美国的现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本人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的理想还是国际歌里宣扬的那种人类大同的理想,工人阶级能够获得解放。我认为美国社会应该要有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政党,美国原先有像工党,就类似于共产党,但已经被解散了,我觉得美国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政党。虽然现在处在全球化时代,所有人都在使用最新的电脑技术,但是在美国现在确确实实产生了一大批穷人,比如说在旧金山就有很多人一天就需要做三份工、打三份工,并且他们没有任何健康保险。在互联网的时代里,点击鼠标就可以获得信息的一个时代里,在美国仍然有大批的穷人,我把它称为新阶级,在美国有一个新的贫穷阶级。

凤凰网:既然刚才你谈到你的理想是想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诗人。最近中国就出现了比如说打工诗人,或者是余秀华这样的草根诗人,他们反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杰克·赫希曼:我做的翻译计划里头就包括来自工人阶级的诗人,其中有意大利人,那个人就是在化工厂工作的,还有一位瑞典的诗人,他是一个残疾人,他需要把笔绑到鼻子上,然后用它来打字。我发现我跟这类诗人是心心相映的。

凤凰网:为什么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世界,诗歌与酒关系都十分密切?

杰克·赫希曼:诗跟酒的关系在一些古老的文明都是源远流长。另外,对酒如果是过分沉溺也会造成问题,就像美国大麻的问题,美国有很多人是确确实实陷入毒品不能自拔。中国自从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基本上像吸食鸦片这些恶习基本上都被扫除了,但是现在来看,在一部分人群当中,类似这样的恶习应该还是存在的,比如说酒的过度使用。

我从来不喝葡萄酒,我喝的是高强度的像伏特加这样的、度数很高的酒,但是我并没有喝醉过。我几乎是每天都喝伏特加,有时候喝的多一点,有时候喝的少一点。这两天跟吉狄马加在一起,我喝了5杯白酒。其实我前几年去过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也是吉狄马加邀请我去的,我喝过那个白酒,我觉得很好。

wine这个词是指葡萄酒。在西方,我们喝这个倒是喝的很多,因为酒吧很多,我们会喝点啤酒、喝点葡萄酒,起一个放松的效果。中国人现在可能也有这种文化的兴起,但理论上讲,中国人讲的酒实际上都是白酒。

凤凰网:中国的酒似乎都一直跟诗人如怀才不遇这些情感挂钩,所以中国的酒文化就显得比较消沉,;但是西方的酒,一般起源于希腊的狄俄尼索斯文化,和快乐相结合,就显得很肆意潇洒,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杰克·赫希曼: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的快乐神嘛,但在拉丁语当中就变成Bacchus,Bacchus实际上就是酒神。

[责任编辑:史宛艳 PN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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