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朱天心梁文道忆80年代：面对乡土，两岸三地的三种回答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那些年，一个狭小、不断迁徙的朱家客厅，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文学现场。同一时期，大陆《今天》创刊，以朦胧诗开启80年代反叛传统，拥抱西方文学实验。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吗？当我们在怀念80年代时，我们在怀念什么？今天的年轻人，不配过一个更美好的80年代吗？以《三十三年梦》在理想国的出版为契机，朱天心和唐诺来到北京，与老友阿城、梁文道和李锐、蒋韵夫妇，共话80年代。

合照

台湾的80年代，始于1979年。

这一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台湾人自觉意识觉醒，强调在地文化及主体意识，“本土化”运动愈演愈烈；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此后台湾逐渐摆脱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开始了“民主化”的艰难探索，随之而来的是开放党禁、报禁、选举和言论自由；年底，十大建设完成，延续着70年代的经济腾飞，80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进入了鼎盛期。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朱家终于接到了音讯断绝三十年后的家书。这封来自六姑的信，透过去南京演讲的於梨华转来，全家人骤然得知，记挂多年的爷爷早于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奶奶于接信的十年前离世，六姑自己已有五个表哥，姑丈早于1949年后不久心脏病逝……

此刻，台湾文学也处于所谓的“黄金时代”，77、78年最引人侧目的“乡土文学论战”余音未绝，用杨照的话说，“环顾台湾战后历史，我们找不到另一个思想如此被重视的年代，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盛情如此真挚丰沛、地位如此关键重要的论战了。” 

母女姐妹穿着三三合唱团团服，与父亲朱西甯同摄于家中阳台

“乡土文学论战”：外省人二代，如何对抗政治正确？

80年代的朱天心刚刚三十出头，自认处在最好的时光中，“最好的时光不是别的，而是那时候我充满着那股傻劲跟呆气，因为对人、事了解的不够多，反而是勇气十足，不知死活”。“我也很幸运在那个年纪，是台湾的文学盛世。文学盛世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出名出书的人就可以保证名利双收，用唐诺的话讲，那时候文学还是人生存的基本事实。那时候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念医、法、政、商都会看小说，不像现在只有大学里的文学科系才会读。”

很难想象到现在，偶尔被台湾的媒体访问，朱天心还是会被问及，“要是两岸打起来你会支持哪一边？”尽管台湾已经自觉很民主化了，但同样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外省人二代，还是会被问政治忠诚度的问题。这让朱天心意识到，虽然内容不一，但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强大的“政治正确”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的个体，要与之对抗，还是得秉持在创作上的认真和勇气。

“整个在80年代，乡土文学在台湾蓬勃发展，如果你去参加文学比赛要得奖，就得写农村的，写贫苦大众，写矿工，不论写的好坏，你才比较有机会得奖。有一些同辈可能为了得奖吧，也会去写写看，那当然写的其实是丑态百露，因为完全没有经验。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那就让我诚诚实实地面对很平凡，甚至有点平庸、乏味、单调、狭窄的15岁女孩吧，将来我才可以同样诚实地面对自己50岁、60岁。”

回首80年代，唐诺发现，“所有服膺政治正确的书写方式，最后的结果都是自己遭殃，因为你在一个太舒服的情况下书写，你不会把书写逼到自己一种绝境，采取一个简单的能够快速得到掌声的，时间一过去，那些作品用昆德拉的话说是‘只配被人家遗忘’。而或许正是因为政治不正确，创作者随时在一种高度警戒、焦虑，必须逼迫自己的思维状况里，才能把文学才推到极致。犹太人的整个民族始终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惶惶之中，更抓到任何的可能性。爱尔兰这么小的国家，也是长期必须保持高度的敏锐，出多少了不起的作家。”

唐诺虽然也认同80年代对于书写而言或许是个不错的年代，却对集体性的文学描述保持警惕，他甚至觉得，某种程度上讲，80是写作者最悲惨的年代之一，因为当时是最穷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在怀念一个美好的黄金的玫瑰的年代。“我觉得一个时代，以台湾这样的规模来讲，有三、五支一流的笔在书写，那个盛世就来了。但那三、五支的笔可能并不需要很强大的社会资源，因为毕竟个体比集体有超越性，有个人选择。我这样讲不是希望宽容统治者，而是说很可能一个人莫名其妙他就把小说写出来了，他根本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只要世界大战没爆发，就继续回去写。”明眼人自然能识出，朱天心、唐诺一家人，从事的就是这样不问世事的极致写作，唐诺一番剖白，也近乎是“诗是吾家事”的夫子自道。

乡土文学论争虽然以“三三”的落败而告终，却也启发朱天心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乡土派)，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有跟我（同样在这块土地生长）想法那么不同的人？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们对的话，难道是我错了吗？可是我也不觉得我错，我只是在维护文学的纯净性。可是他们这么急切，这么激动，他们主张的东西难道会错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随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朱天心开始关心党外杂志，重新构建自己对整个台湾社会的认知，从《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台大学生关琳的日记》、《三三行》，再到《时移事往》（后结集为《二十二岁之前》）、《我记得……》，同时开始书写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少女朱天心如何披挂起一副老灵魂，又是怎样在现世风雨中冲杀了几个来回。

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陈国富、詹宏志

“新电影运动”：与侯孝贤、杨德昌、蔡琴、焦雄屏……

1981年，胡兰成逝世，“三三”瓦解星散；1984年，与相识十年的唐诺结婚，嫁到了朱家对面的出租屋；1986年，生下爱子谢海盟……生老病死，在朱天心看来，竟然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聚散离合，也时而有之。

1983年，正值乡土文学后的余波之一“唱自己的歌”，蔡琴脱颖而出，被眷村的小学同学朱天心拉去认识了侯孝贤，很快，侯孝贤当时的死党杨德昌便迷上了她的声音。而后朱天心与唐诺、蔡琴与杨德昌先后完婚，两家人是当时最常往来的朋友。朱家月租五千的简陋小屋里，杨德昌每晚报到，“就爱听唐诺讲话，讲什么都好”。

“当时在台湾是一片港片，所有叫好叫座上都是港片，或者是琼瑶。新电影就是侯孝贤或者杨德昌他们，拍自己熟悉的土地、社会，熟悉的人，其实是比较小众的，很多人会怨怪他们拖垮了市场，其实这个话是很吊诡的，既然他们卖的这么不好，没有影响到整个票房，又怎么会拖垮到其他的呢？”“八七年台湾新电影运动和宣言”，回应的就是这些长期盘踞报刊影剧版的老影评人——他们将以侯、杨为首的电影描述定调为拖垮台湾电影市场的元凶——但事实上，当时已呈强弩之末的三厅电影和一窝蜂粗制滥造的黑社会暴力色情片，两下就被已具电影工业规模的香港新艺城给击垮了。

但新电影也并非和气一团，当时，朱天心嗜读“焦雄屏看电影”专栏，与焦更为亲厚，“老焦那时对侯子的影评评价要高过对其他新电影导演们，包括杨，也曾对侯的长期搭档陈坤厚没有好话，如此形成了她的里外被孤立被抵制，包括一向不理影评好坏的侯子”。

后来侯、杨和陈国富组电影合作社，“长期以来好事之徒所想象的瑜亮之争并见缝插针之拨弄之”……朱天心和唐诺也不免被扫到台风尾，因拒绝为杨写《红楼梦》剧本，“因为要是跟他合作就做不成朋友了”。而杨将之解读为，“他们还是选了孝贤”。从此，尽管与蔡琴来往不辍，但从此与杨再无私交。

虽然同属外省人二代，却与杨分属不同阶级的朱天心，也并不赞同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切入点去理解一代外省人，这大概是高级文官之后的杨德昌与中下级文官之后的朱家姐妹之间的天然隔阂。电影开拍时，朱天心正在恶补解严后愈益暴增的政论杂志，创作《我记得……》中的一个个短篇。

阿城

阿城：所谓“文格”与“人格”，就是遇到问题时绕不饶

1986年，侯孝贤去探望刚刚生完孩子的朱天心时，带来了一份影印的《棋王》。于是，在医院挤奶室的巨大灯光中，在一种无比荒谬的情境里，朱天心首次遭遇了阿城，读到眼泪掉下来，却不是因为疼，而是觉得幸福，“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写出这样的作品，我从此不用写了，放心当妈去吧”。其实，阿城并没有比朱天心大多少岁，但朱天心看他亦师亦友，亦父亦兄。

朱天心自觉代表着最后的老一代，在台湾扮惯了“灭绝师太”，对年轻人一向严厉，冷面无情，有话直说，在大哥大姐面前，却还是那个心怀大志的少女，“觉得天塌下来都有人顶了。虽然写东西都是很个人的事情，没有谁顶谁”。更何况，阿城和李锐都是刚刚病过一场，不是要出来就出来的。阿城自嘲自己身上只有两个才换过的晶状体是年轻的，其他零件都老了，“我就不站起来了”。

阿城称对台湾的80年代了解不多，但看了朱家人的文字，感觉台湾不像日本、美国，而是自己的兄弟去了外省，讲另外一种方言，天心书里讲的事情，自己也能掌握到70％。《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讲的就像自己班的谁谁谁，而《三十三年梦》比起当年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视野又开阔了不少，更有益于读者进入。

阿城阅读时并不注重辞藻的华丽，而更多地是能否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补充，“我出生在大陆，那时候各方面的资源非常少，所以它造成了我在思维上有一些空白区。我非常喜欢看材俊兄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填补我很多思维的空白区。这是我对于资讯的一个个人的要求，这个资讯是不是能够填补我的空白区？如果能填补这个空白区，你的思维组合就会变得几何级数的走，而不是算术级数的。 ”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儿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对于这段被阿城偷懒同时用在朱天心、朱天文两姐妹新书序言中的断语，很多文学青年都是耳熟能详了。在今天，这段话依然适用，却漏算了天心和唐诺的孩子谢海盟，如今也是不得了的编剧、作家。而相比于多年前的序言，近年来给人印象越发刁钻的阿城，对朱天心夫妇却更加不吝赞美：

“朱天心和谢材俊，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作家，我尊敬他们什么呢？首先是人格，第二个是由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文章是有格的，我认识他们几十年了，这个格一直在往上走。现在不太讲人格了，也不太讲文格了，对我来说，什么是这两样东西？也就是说，碰到一个问题不绕。

我在最开始涉及到文字创作的时候，长辈谈话的时候有一个概念，‘这个东西绕啊’。我的比喻就是说，当小说主人公碰到不可解的矛盾的时候，只有另一方被车撞死了，矛盾就解决了，这样的叫‘车祸创作’，它绕过去了。所以不管篇幅长、短，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在他的写作当中听到这种嘎嘎嘎嘎的声音。我们看电影也是，绕开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算怎么回事呢？

我尊重天心和材俊的东西就是，他们人格也不绕，很严厉的，文格上也不绕，我不太重视语言华丽等等，那个都再说吧，主要就是‘绕不绕’。所以我特别推荐，我们想读一点‘不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思维盲区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启发，大概在台湾来说就是天心和材俊了。这个真的不是广告，这是我的阅读经验。”

现场图

大陆的80年代：不当金钱的奴隶，不当权力的奴隶，这就是80年代确立的文学立场

梁文道回忆起80年代读到阿城小说的感觉，感觉那是久违了的中州正韵。叙述中夹杂着疑问，当我们在怀念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

“今天很多人会怀念大陆的80年代，怀念什么呢？怀念那个时候文化、文学好像有个盛世的感觉。如果你是写小说的，你是能够写到街头巷尾的。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在8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跑到北大里绕一圈向大家宣布我是诗人，离开时会有50个女粉丝跟你吃夜宵，今天你试试看，你宣布你是诗人会怎么样。

所以人们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个年代，在大陆做作家，搞文学创作，是会得到尊重的，社会会记住你。而且很奇特的是，如果讲一整代作家群的话，仿佛也是80年代冒起的那一大批作家，后来会被大家记住，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后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有80后的作家，有90后的作家，甚至今天00后的作家，但是好像不再拥有那么高的集体社会认知度。”

李锐

在李锐看来，80年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如何面对无限信仰和政治理想的幻灭，“在那个幻灭的过程之中，我们想收拾自己，怎么往前走呢？什么是更好更正确的呢？”于是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叫伤痕文学，后来叫反思文学，再后来是寻根文学。在李锐看来，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摆脱政治的枷锁，寻找到的独立的文学人格，才有了那场文学爆炸，才有了那一场那么多人的不约而同，才有了那么强烈的社会响应。“据说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公共汽车上你都能看到有人在传阅这本杂志，一篇小说居然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现在特朗普上台大概都没有这么大的反响。”

80年代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写作者要独立于金钱和权力的立场。“当然后来中国又有很多变化，但我想我们不要太看重它，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会变化的，政治也总是会变化的，朝代也总是会更替的。从大秦朝，大汉，盛唐，到现在都是过眼烟云，但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会永远地留下来。这个就是文学的魅力。当然人要长点记性，既不要作为政治的工具去写作，也不要作为人民币的工具去写作。你既不当商品的奴隶，也不当权力的奴隶，才有可能确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立场。80年代确立了这两个东西，因而80年代成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年代。”

蒋韵

蒋韵在80年代是一个文学青年，第一次遭逢让自己“不恐惧”的时代。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据她回忆，当时的大学里有很多文学社，可以骑着自行车，走一百多里路，去另外一个学校拜访另外文学社的同学。80年代也确实是诗人，那时的通讯还不发达，诗人西川发现到处有人在冒充他，那时候好多人冒充诗人，因为诗人确实很受人尊敬的。

“80年代的文学潮流，我可能只赶上了一个伤痕文学。从那以后没有赶上过一个，我既不在寻根，也不在先锋，我后来就说我是我自己的旗帜，我是文坛上的鬼魂野鬼，我也没有帮，也没有派。不谦虚地说，我后来的作品写的远比我80年代好，但是80年代如同一个子宫孕育了我，就像一个十月怀胎一样，我吸进了那个时代给我的养分。”

梁文道

香港的80年代：香港不需要乡土，城市就是我们的原乡

台湾的乡土文学，大陆的寻根文学，都在召唤原乡，这在两岸的文坛都是重要的主题。据梁文道回忆，如出一辙的论争，在香港也几乎同时发生了，只是走向了另外的导向。

“香港从来没有什么乡土可言，也没有人会写什么乡土文学，也许有人会写接近台湾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但是实际没有什么乡土。我记得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陈映真经过香港，其实他到香港是希望站在香港跟深圳贴着的罗湖边境北望神州，那个年代他还不能回大陆。我太记得那个画面，新闻都会报道他，这么一个刚刚出狱没多久的重要作家，站在香港跟深圳的边界上面，看着对面深圳的绿山、丘陵。我记得那个镜头是这样的，他先是这样背对着，一回头就哭，就不行了。我们香港文艺界的人看着好感动，北望神州之情，真让人感动，感动完之后，很多人接着再讲，你看香港人为什么写不出来好文学？那就是香港人不关注乡土问题，陈映真当时也批评香港，觉得香港不够厚重，只是一个虚浮的城市。

于是我们就回到现代文学里面最经典的一个对立，就是城市对农村。好像只有一个有农村的地方，整个社会空间才是有重生的，而没有农村的地方，你是一个繁华的，虚无的，人欲横流的，由霓虹灯组成的消费符号而已。

我记得这个争论，是因为当时的香港有许多作家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跟理解，包括西西、也斯，他们的答案不太一样，但是给出的倾向是一致的，那个一致的地方是什么？那时香港文学大规模地出现集体自觉，我们不需要什么原乡，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原乡，我们不需要土壤，不需要田野，也不需要羡慕远方的田野，诗歌并不总在远方的田野上面，诗歌就在城市里面。

再回看，现代文学是一步又一步的现代主义，是一个一个城市的故事，是巴黎，是都柏林，是布拉格的故事，不是杰克的乡下，不是法国南部的村庄。香港应该要认清楚这个面目，你不需要寻求一个什么原乡，你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几代人，这个地方说的语言，这个城市的空间景象，那就是你文学展开的背景，和你文学书写的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人家觉得你肤浅，那就肤浅吧。这是我最深的一个印象。”

许知远X马东

今天的年轻人，就不配过上这样一个美好的80年代吗？

在现场，一位读者的发问，赢得了比嘉宾出场时更多的掌声。或许，这也是今天许多迷茫的文学青年的心声。“我是80后，我们这代人听到这种论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我们永远地错过了我们最好的时代，而且未来也没有机会，难道我们这代人不值得过上这样一个美好的80年代吗？最近有一个许知远问马东的视频，几位老师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喜欢这个时代吗？你们觉得这个时代是越来越粗鄙化了吗？”

朱天心

在香港书展上，朱天心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早有悲观论断，在现场又再次重申，“曾经，大家可以从文学中寻求到心灵或是人生的意义，也可以在它身上知道远方的事情，甚至可以找到一些让你开心的娱乐效果，这些如今都有其它的状态可以把它分掉。所以我觉得，文学很像“瓦砾时刻”，这是悲观到极点。很多人在形容是废墟，废墟还剩几个柱子，还剩几个基柱，你可以想象曾经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想象世界，想象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是怎么实现他们的梦想，怎么认真经营、建筑他们的所居之地。可是现在连这些瓦砾都没有了。”

梁文道

梁文道则关注到了“共同困境”的不复存在，或许是文学更深刻的危机，“今天回看梁启超那个年代是神奇的年代，一个人一支笔写出来四万万人的心声，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四万万人有四万万人的心声，怎么可能让一支笔代表了呢？在80年代，一群作家想到了同样的问题，读者也想到类似的问题，所以读者很想看这些作家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但是今天中国不太有任何集体问题，集体答案倒是有的。不再有困惑吗，肯定是有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好问吗？还是说我们依然有问题，只不过那个问题是每个人的问题，而不再是一样的问题？”

作为80年代的过来人，梁文道指出，每一代人心中都有某种怀旧。在80年代，人们都在怀念的是60年代。“60年代多好哇，又有全球的反抗运动，法国学潮，美国反战，大麻，性爱，音乐，我为什么不能活在那样的年代？后来很快就发现这样怀旧没有什么必要，但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情绪。因为怀旧其实包含着对这个年代的疑问、质疑和否定。人的眼睛不是往后看就是往前看。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就是眼睛永远往前看，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在期待的是一个人为实现的更美好的未来。当你既不追求更美好的将来也不怀念更美好的过去，那你剩下了什么？那就是拥抱现在，肯定现在。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一刹那，那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也许要做的就是维持现在局面的稳定发展，发展是次要的，稳定是前提，简单的讲就是维稳。”

唐诺

唐诺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比较好，因为文学曾经被赋于非常多的功能，现在都被分走了，文学最后只剩下那一点点东西。他认为当下大陆写作的问题恰恰在于，大陆的故事太多了，使得大陆的小说家徘徊在乡土、田园诗太久了。但其实现代主义的书写必须面对当下，尤其是城市化的过程，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好摘的果子都被摘光了。“在日本甚至在好莱坞，我会看到很厉害的东西，我自己这样写过，我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如果在某一个年代，他们会是文学书写者，不过在这个年代，可能有更华丽的召唤把他们给带走了。比如说，在过去他可以是一个小说家，他现在可能是好莱坞的编剧，他从物质上会更过更好的生活，至于精神层面我们就不要说了，因为我很怕一种酸的说法，他们虽然很有钱，可是他们过的并不快乐，说这种话干吗呢？”

阿城

阿城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绝境，80年代是刚刚穿过一个大的绝境，而我们今天的绝境是无聊。

“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有时间的概念，有空间的概念，这个人在每个时代所碰到相同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绝境。不管你是古人也好，你是现在的人也好，你是未来的人也好，都会有绝境，过不去的槛。所以我说好的作品常常是穿越这个绝境的，其实穿过这个槛，生死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我们所有时代的人都碰到你认为的生死问题。比如现在吃是没有问题了，随便自己做一点，或者约个朋友下个馆子，这些都没问题。

这个时代究竟绝境在哪儿？对于你个人来说，你的绝境在哪儿？要把这个绝境翻越过去。有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体会到这个是绝境，这个是最糟糕的。别人都觉得这个人碰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他不觉得。我们一般形容这个是没心没肺嘛。我相信今天来听天心和材俊的都是有心有肺的人，如果你们是有心有肺的话，这个时代仍然是有绝境的，个人的绝境。

我们以前说那些古典作家，包括比较爱举的例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碰到绝境了，他就是绝境小说。他通过那个照我看来是篇幅过大的小说来穿越的绝境，穿过这个绝境之后，你的状态会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都是认为其他人赶上了一个没有困境的年代，他们那个时候随便写一篇东西就有人追着跑之类的，都看到这个了，没有看到80年代的绝境。80年代是因为整个社会穿过了一个绝境，所以才有一个释放。但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写作的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绝境，我自己的小说其实一直在坚持写绝境。

大概是1992年，我到意大利去，后来被人拉去大学里面。因为我自己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大学经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学生说话。还是这个道理，大学生也有绝境，我们就谈绝境。在意大利来说，那是比我们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任你求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种地方很难想象绝境。那次我的讲演主题就是这个。讲到绝境之后，因为他们是阶梯教室，当中有学生哭起来了，我觉得可能是我冒犯谁了。其实不是，哭的这几个是特别家里特别有钱的学生，他们没有人跟他们说你们有绝境。其实他们有绝境，但是因为大家说你那么有钱，你怎么还有绝境呢？钱是能解决一切的？不，绝境是钱不能解决的。包括，你们年轻嘛，所谓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一个绝境时期，要不然就分了。当你谈过几次的时候，你不认为这个时刻是绝境，因为你有经验了。

咱们这个时代我也是非常喜欢，但是这个时代的绝境是无聊。并不是说你要找一个血淋淋才叫绝境，你怎么能够穿越这个绝境，你有这个能量、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经验吗？没有。所以绝境是算作一个比喻，任何你碰到的……比如我很无聊吗？可能我不认为这个无聊是绝境，但是别人认为无聊是绝境。对于这个绝境的解读，我们并不是说很悲惨这些，比如肿瘤等等这些。中国有一句话，只求速死，听了得瘤了，可能觉得太好了，不一定是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