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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来源:凤凰文化

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始,便注入了“否定的激情”和“自我流放”精神,他以一种亲近的眼光欣赏并诅咒着“大城市的风光”,“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

李瑾

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始,便注入了“否定的激情”和“自我流放”精神,他以一种亲近的眼光欣赏并诅咒着“大城市的风光”,“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言:“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这种基调,贯穿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各种先锋派文艺思潮之中。以至于“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每一种强化,在带来个人认同感的强化、对个人焦虑的分担之外,也同时带来对个人感受的规约;而每一次个人感受性的解放,也都标志着共同体象征的又一次衰落”。诗人,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体验者,“既是现代生活的热心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在矛盾中,以内心之笔描摹着这个眩晕而怪诞的世界。

汉语新诗是以工具性、功利性的面目出现的。在现代性视野中,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而且,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中,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到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外形自由与格律的两张面孔,内含阐释中国的巨大焦虑,它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融入到公共中去,充当了建设“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旗手。吊诡的是,新诗在精神上甫一开始就不是西学的,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的,这一代人如列文森所言,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顾传统,一直没有脱离“在大一统时代,文化事业国家化”的理路。也就是说,现代性新诗具有浓郁的前现代性气质。

纵然有新月派诗人的低吟浅唱,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但这种生活的浪漫主义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掩盖甚至吞噬。以1949年为分水岭,“革命”的任务尽管有所调整,但革命的意识依旧是前后三十年的基调,特别是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群众诗歌运动,都是“革命的主流叙事渗透进诗歌的一种神话性折射”,这种革命的、神话的的诗歌想象,不断催生着“一种革命视阈中的艺术化”的诗法体系的建立。现在,很多人谈起群众诗歌运动大都不置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叙述的世界具有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超越性,“在实际的革命文艺实践中,‘革命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人民性’‘民族形式’‘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是不同阶段对于”古典型神话文本的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和现代诗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形象占据了诗坛的中心,“新诗的诞生本来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这里,个人被集体取代,私人被公共掩埋,革命的洪流中,诗歌作为一种“现代乌托邦经验”,进入了政治化内容和文学革命等同的误区。

总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标准语竖起一个民族的共同镜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国民认同和类的认同,“一方面以政治化的方式,一方面以‘公理’意识形态的方式,成为侵占个人极其日常生活的主导叙事”。这种影响,亦即个人与公共的妥协、对抗和解决,在新时期依旧是诗歌写作或隐或显的底色。革命诗歌之外,一些诗人在逐步寻求诗的自我表达。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他们身怀“身份的焦虑”(“我是谁”)和“影响的焦虑”,对文化冲突和自我认同作出了反拨性回响。无论朦胧诗、先锋诗、口语诗,还是以代际区分诗歌流层,亦或是在多个向度探索的各种派别,“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都在国家与社会、市场与价值、个人与公共交织的复杂场域中,表达对意识形态或远或近的情绪和看法。在诗人眼里,“诗面对的始终是一个难以‘祛魅’的世界”。在他们眼里,诗歌是一种秩序,一种圣经,他们企图通过书写,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诗歌语言中,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自我关涉的书写机制,潜藏它们身后的无疑又是机会主义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新时期的诗歌,对意识形态的关涉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无论是对抗、批评、疏离,甚至自我堕落、自我划界,成为一种去历史的“纯诗”,都表现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精神,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性。也许有人注意到,诗歌越来越走向个体、远离公共,“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无休止的‘抚摸’”。其实,这种无休止的抚摸,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以为是的流放和甘为弱者的拯救。

新诗产生以来,经历了泛“五四”文化危机、后“文革”意识形态危机和当下多元文化冲突危机。在这些危机面前,不是公共性吞噬了个人性,就是个人性远离了公共性,不是神话般的宏大叙事,就是呻吟般的个体意淫,在个人的和公共的矛盾中,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这真是一个问题。(本文系未刊论文《个人的、公共的还是终结的——诗歌的孤岛式书写及其现代性问题》第二部分。)

作者简介:

李瑾男,山东沂南人。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业余时间,左手论史,右手为诗,以读书著文自娱。曾在多家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孤岛》和《人间帖》、评论集《纸别裁》、小说集《地衣》等多部作品。

[责任编辑:史宛艳 PN160]

责任编辑:史宛艳 PN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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