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孤独古怪而又学习勤奋的男孩，就是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对哲学、社会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改变了这些学科的既定面貌。他早年求学巴黎，学习心理学、哲学。之后，工作、讲学于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巴西、日本、美国。1950年代后期，福柯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知识分子，与戴高乐派交好。1960年代中期，他成为结构主义化身，将自己定位为法国思想时尚界的新星。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又成为一名左派和社会活动家。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他“悄悄地”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最高荣誉殿堂的讲席。1984年，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迪迪埃·埃里蓬的《米歇尔·福柯传》作为国际公认的权威的福柯传记，以简洁、清晰可读的叙述，有条不紊地追溯了米歇尔·福柯的生命足迹，揭开了围绕这位辉煌哲学家的许多神话和谣言，促使我们认真思考福柯的每一部著作及其观点，并重新构建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的法国的文化、政治和思想生活。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新修订的《米歇尔·福柯传》，不仅对原内容进行了更准确地修正，还补充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对福柯的评价等未公开的资料。

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讲述了福柯大学时期的人生，原标题为“尤里姆街”，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几天后，一群考生在家长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尤里姆街学校门口查看录取结果。人人神色异常紧张。对于这些在两三年间疯狂投身于学习，把一切都赌在这一天的19至20岁的男孩子们来说，这一天不只是去留的问题，简直是生死关头。饶勒斯、勃鲁姆、赫里欧的形象，于勒·罗曼和让·保罗·萨特的身影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从这一天起将开始自己的社会和知识生涯：成，则名成利就；败，则一无所有。几张长方形自纸贴在门房的窗户上：第一名：雷蒙·韦伊，第二名：居·帕勒玛德，第三名：让克洛德·理查，第四名：保罗·福柯……下面的名字，福柯已无法看清。他欣喜若狂，好在有的是时间了解其他的同届同学，像莫里斯·阿古龙，保罗·维亚拉内克斯，罗贝尔·莫兹，让·克纳波等等，福柯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其中一些人后来对福柯人生道路产生了或大或小的作用。

秋天，总共38人住进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旧楼，它很像法国第一共和国时期的女子修道院。六位来自亨利四世学校的“入伍者”把“营房”选在一楼。这是一间长方形屋子，一侧是让·帕蓬，居·德让，居·韦雷，他们从门至窗依次排开；另一侧是罗贝尔·斯特雷，莫里斯·沃兹诺，米歇尔·福柯。

对米歇尔·福柯来说，新的生活开始了。但也是难以忍受的生活开始了。这个男孩孤独、古怪，与其他人的关系很紧张，常常发生争吵。他活得很累，甚至有些病态。很明显，他极不适应学校这种混杂的环境。另外，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思想或政治而言，尤里姆街本身就是一个病发区，是所有最荒谬、最古怪的行为的发源地。因为高师首先要求学生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正因为此，凡是以独树一帜为目的和为了锦绣前程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许多人在三十或四十年后回忆他们的高师生活时不无怨恨和厌恶之感。“在学校里，大家都以最丑恶的方式来自我表现”，现任索邦大学教授的让·德普兰说。曾与米歇尔·福柯同宿舍几年的居·德让补充道：“每个人都有神经官能症”。福柯难以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也难以屈从这种寄宿学校的群居方式。一次，他曾对班戈说，在尤里姆街度过的那几年“有时是难以忍受的”。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有在嘲笑别人时才走出孤独。他无情地讥讽别人，并很快以此闻名。他总是嘲弄和挖苦那些他讨厌的同学，给他们起侮辱性的绰号，在大庭广众面前攻击他们，尤其是在大家吃午饭和晚饭的“食堂”里。他与所有人争吵，迁怒于人，全方位地展开猛烈的攻击，这更强化了他那明显的狂妄自大的本性。他喜欢施展自己特有的才能。因此，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他被视为半疯。许多关于他古怪行为的轶事不胫而走：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他躺在大厅的地上，刚刚用剃须刀划破自己的胸脯。还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在半夜手持匕首追赶一名同学。当他1948年试图自杀时，大部分同学都从这一举动中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他的心理极为脆弱。一位当时十分了解他的人认为他的“一生都伴随着癫狂”。入学两年后，福柯便来到圣安娜医院的法国精神病权威让·德莱教授的诊室。这一次是他父亲福柯大夫带他去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精神病机构，也是他第一次接近这条他反复逾越的界线，这条划分“正常人”与“癫狂”、心理健全与精神病的界限或许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准确。但这难以启齿的经历却给福柯提供了一个令众人羡慕不已的优越条件：在学校医务室，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使他与学校隔绝，给他提供了学习所需的宁静。后来，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再次回到这间医务室。以后，他因讲课的关系也回来过，但只是为了居住方便，与病无关。在这期间，他曾几次有过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的事情。他的一个朋友证实：“福柯一直被自杀念头所困扰”。一次，他问福柯：“你去哪儿?”另一位高师同学吃惊地听到他这样回答：“我去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买根绳子上吊。”校医一方面以医学秘密为托辞，拒绝披露真相，另一方面暗示说：“这些心理障碍来自同性恋的某种失败体验和压力”。事实上，每当福柯夜晚从常常光顾的吸毒场所或同性恋酒吧回来时，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处于消沉、不适和羞于见人的状态。以致艾蒂安大夫不得不经常关照他，以防不测。

在那个时期，同性恋者的日子很不好过。1950年进入高师的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曾叙述过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的悲惨境遇。“那时，同性恋是耻辱，只能秘密活动”，在那个时代，每个同性恋者都应该在夜生活的阴影中推动白昼所不允许的令人感到缺憾的快感。下面是费尔南戴概括他告别童年时代时的感受：“我猜想：1.我不依赖任何人而独自成长，我所感兴趣的是那些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事情；2.告别童年是精神无限痛苦的根源；3.但也是一个神秘且奇特的选择信号。我怀着既自豪又恐惧的心理加入这层千夫所指的神秘关系之中，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当回想起他在自己的独特“条件”下不惜代价所收集起来的藏书时，他写道：“从1950年起和在以后的十至十五年间，我所搜集的书籍对我仅仅意味着外伤、神经官能症、天生自卑、命运的不幸。根据本文所列举的无数病例，我能为自己勾画的形象是一个注定要受苦的下等人。”有多少人是这种压抑狂症的牺牲品?又有多少人不是在欺人，或者自欺?而米歇尔·福柯正是其中之一。许多高师学生只是事后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者，他们说他们只是对他有所怀疑，偶尔也碰到过。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同性恋，才知道福柯是同性恋。但是所有知道或不知道他的性错乱深层原因的人都清楚地记得一个情绪不稳、介乎精神病边缘的福柯。所有人也都因这一点对福柯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所具有的难以驱散的兴趣心领神会。有人说：“他想弄清那些同私生活和否定发生关系的东西”，也有人说：“他对心理学异乎寻常的关注无疑与他个人身世的因素有关”。还有人说：“当《古典时代疯狂史》出版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与他个人身世分不开。”福柯那时的一位至交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写性。鉴于性在他的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他也定会在著作中给性以中心地位”；他还说：“他的后期著作多少体现了他的伦理观，它的产生经历了一番自我较量。萨特从未写过自己的伦理观，但福柯写了”；他还说：“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追溯古希腊文化，从而打下了自己特有的考古学基础……”。简言之，大家都一致认为福柯的著作及其研究本身都扎根于他在高师期间的如此痛苦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福柯的同性恋来解释福柯全部著作，像美国大学某些代表认为所能做到的那样，他们还认为这样就足以使福柯的著作名誉扫地。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萨特在回敬庸俗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话：当然，保罗·瓦莱里是个小资产者，但并非所有的小资产者都是保罗·瓦莱里。我们只是可以发现一个知识设想如何在某种经验中产生，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原始的；一段知识历程是怎样在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被制造出来，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存留在个体或社会生活的斗争中，而是为了以对那些提出以下问题的人们做出讽刺答复的形式，对个体和社会生活进行思考、超越和判断：你们是否确实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否肯定你们的理性、科学观念和你们的感知范畴?福柯读过精神病学专家的著作。他同心理学专家们共过事。他本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可能是他的同性恋阻碍他走这条路?正如多米尼克·费尔南戴所说：“这是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时代。医生们继牧师和警察之后，对同性恋的条件作出了判决，由于这一判决来自某种貌似‘科学’的权威，体现出某种慈父般的和蔼，它显得更加准确。每当精神分析学家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幸福的同性恋者’时，我便将这种断言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愈发退缩到我的不幸的意识中。”直至“贱民们”奋起反抗或拒绝的呐喊声响起的那一天。这拒绝的呐喊对福柯来说意味着文学和理论的双重转向，一方面，他对那些描写“叛逆”、“经验限制”、剩余和支出的作家们情有独钟，在阅读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夫斯基的作品时，在发现“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时，他都会感到心灵的骚动，书中火热的话语锤炼了辩证法和实证性，他曾在《叛逆者序言》中做过描述。另一方面，他热衷于从医学的角度对心理学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整体状态进行历史考察。他不是在1981年就说过：“每当我试图进行理论研究时，我总是将它建立在我亲身经历的素材上，即同我所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过程有关的素材。因为我认为在我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接触到的机构中，在我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可以了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骚动和某些机能的障碍，所以我才从事编写——自传的某一片断——工作。”

福柯的苦恼还可以解释他要出走以逃避让他窒息的绝境的原因：1955年，他出走瑞典便是上述理由的佐证。只是在60年代来临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后，福柯才逐渐摆脱了压抑心情的约束。但在多米尼克·费尔南戴看来，这也许还不够，他曾严厉指责巴特和福柯对他们的同性恋总是闭口不谈，因为在当时，他们并不是非缄默不可。甚至像罗歇·马丹·杜加尔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曾想过躲藏起来，羞于出版一部以同性恋者为主人翁的小说。当然，这种做法是出于一种“合乎情理的谨慎”。巴特却不然。1975年，在《巴特自述》中，他在一个段落中用极其暧昧的口吻谈及了《女神H》：“潜在的倒错欢乐(这里指两个‘H’，即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吸大麻(Haschisch))一直遭到轻蔑”。地道的懦夫!费尔南戴评论道，他对福柯也同样刻薄：“他也从来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毛病。”事实远非如此。不过，老实讲，对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要他们接受68年后的那代人发动的“文化革命”往往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1981年，安德烈·博德里面对轰动一时的“同性恋运动”的战斗精神不知所措，只得停办《阿卡迪亚》杂志，并中止他在1954年发起的同名运动。可《阿卡迪亚》杂志和阿卡迪亚运动曾以其审慎态度、责任心和它称为“尊严感”的东西在三十年间传达着“接纳”同性恋的愿望。这一切都是通过使用假名进行的。我们看到不止一人由于被迫公开向外界说出他们多年严守的秘密而感到惶恐不安。当让保罗·阿隆在弥留之际要求在《新观察家》周刊的头版宣布他患有艾滋病，甚至向公众“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时，我们听到了对这些意识障碍产生的感人反响。当他批评福柯掩饰自己的病症时，同时也是在指责福柯企图拒绝“获得承认”的行为。不过，“这种获得承认”的想法不正是福柯所深恶痛绝的吗?人们可以在福柯后期著作中找到这种“深恶痛绝”的痕迹，尽管他在努力反对说、谈论和让人谈论这些指令，或者拒绝做和少做这样的事，如同人们可以从某一历史视野中和某一理论研究中发现一些日常生活的意外经验一样。

如果说福柯的同届同学们众口一词，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怪僻和难以相处的福柯的话，那么，他们同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学习勤奋的福柯。他整天埋头读书，读书之余还做卡片，并把它们有条不紊、精心细致地排列在卡片盒里。更有甚者，他想方设法寻找学生们在听柏格森的哲学课时所作的已装订成册的听课笔记。福柯的文化素养、工作能力、广博的兴趣使他在同学们眼里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博览古典哲学著作，当然这是必需的，如柏拉图、康德……还有黑格尔。1949年6月，他以黑格尔为题进行了高师的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他攻读马克思的著作，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在读。而后，他又研读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著作。1942年，阿尔方斯·德·瓦朗斯的书出版，通过他的评介，年轻的哲学家们才开始接触到海德格尔的思想。福柯随即潜心学习德语，以期能够阅读原著。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对他至关重要：“我首先阅读黑格尔的书，然后是马克思的，同时也开始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临终前回忆起学生时代，他说：“我至今还保存着读海德格尔时所作的笔记——数量很大——甚至比读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作的笔记还要多。海德格尔的著作对我的整个哲学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承认尼采的影响超过了他〔……〕我对尼采的了解远比对海德格尔的多。说读他们俩的书于我是极重要的经验毫不夸张。若没有读海德格尔，我可能就不会读尼采。”实际上，对尼采的激情是稍后才开始的。而那时，他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氏是他偏爱的作者之一，是他喜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也是他最主要的兴趣之一。此外，还有克拉夫特·埃宾、玛丽·波拿巴特。福柯格外重视乔治·波利泽的《心理学基础批判》，它影响了整整这一代人。这本书1938年出版，已经绝版，因而高师学生不得不争相传阅唯一一本可供借阅的书。还有一些书对福柯也非常重要，如艾布拉姆·卡丁纳艾布的《个人及其社会》和《社会的心理界限》，书中“基本人格”的概念和关于个人行为与所处文化之间关系的论点启发了福柯后来的思考。福柯同样对玛格丽特·米德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美国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和她的原始社会中两性的分化学说感兴趣，对金西有关性行为的报告也给予关注。当然，他还读加斯东·巴什拉的著作，后者对福柯的影响非同寻常。福柯还酷爱文学作品，卡夫卡是他那代人狂热崇拜的作家。福柯读卡夫卡德文原版小说以便磨炼自己的德语。他还读福克纳、安德烈·纪德、马塞尔·儒昂多和让·热内的作品。然而，我们应该想象得出热内的小说所掀起的轩然大波和50年代初萨特的长篇评论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在萨特看来，人们已经从马塞尔·普鲁斯特过渡到热内，从作为注定不幸的经历的同性恋过渡到作为某种抗议世俗的选择的同性恋。福柯对萨德的小说推崇备至，以致发展到蔑视那些对萨德不恭的人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