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美国人文主义对于官方散布的世界观缺乏反抗

本文原标题为《变化中的人文主义研究和实践之基础》（节选），选自萨义德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关于本书，萨义德这样说：“‘9·11’事件之后，一种风云突变的政治氛围笼罩美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笼罩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敌意高涨的世界……造成了所谓“西方”和“伊斯兰”之间更加恶化的冲突……这些文章正是旨在促成共存、共享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理念，无论它们是否成功，我至少已经做了尝试，如此足矣。”

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 译、胡桑 校，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6月

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文主义者来说，比其他所有地区都更为确定无疑的是，他们的正确职责，绝不是要把一种传统巩固或确立在其他所有传统之上——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应该使它们完全或尽可能多地与其他每一种传统相互开放，拷问它们之中的每一种传统对其他传统做了什么，展示在这个特殊的混杂着多种语言的国家里，很多传统已经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继续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影响下去；在前南斯拉夫或爱尔兰或印度次大陆或中东等其他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方式固然绝非轻易可见，但也并非无从发现的。换言之，美国的人文主义，凭借它自身环境和历史现实的正常历程中就可以利用的东西，已经处于一种与公众共存的状态，而对于美国官方——尤其是它在处理美国之外的世界时——所散布的那种盛行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却几乎没有提供坚决的、长期的、知性的反抗。

确实，在这些多元文化的社会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不平等。但是，只要有人文主义者所提供的适合于共存（反对分裂）的模式，每一种民族身份认同基本上都有能力承认和应付这些问题。人文主义者的使命，我相信，正是提供这样的模式。我在此所说的不是教化（domestication）、表面文章（tokenism）或文明修养（polite civility）。在这里，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我脑子里想的不是一种懒散的或自由放任、感觉良好的多元文化主义。坦率地说，通常讨论的那种多元文化主义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我所想的是一种严格得多的知性的、理性的途径，我早就说过，就是从它所包含的意思中吸取出一种相当准确的观念，以一种世间的、综合的（区别于疏离的或局部的）模式来进行语文学的阅读，与此同时，来抵抗我们这个时代大量还原论的和庸俗化的“我们vs.他们”的思维范式。

毫无疑问，我们有很多消极的例证，它们不仅来自我们的历史，而且来自遍及世界的现代经验的普遍进程。这些消极例证的轨迹上遍布着废墟、荒芜和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其中有三点值得予以强调：民族主义、宗教激情，以及从阿多诺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同一性思想（identitarian thought）中抽取出来的排外主义。这三者都对立于美国的宪法及其立国思想积极推进的文化多元论的相互依存。民族主义不仅引发了例外论的确凿无疑的危害和各种类似于偏执狂的“反美主义”教义，使我们的现代历史受到了不幸的丑化；而且，它也引发了毫无节制地争强好斗的、爱国主义的主权论和隔离论、文明的冲突、命定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我们”的天然的优越性等各种叙述，也不可避免地（比如现在）引发了世界政治中的傲慢自大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的政策，以至于在伊拉克等地，今天的美国等同于一种残酷无情的反人道的暴虐，等同于那些导致了特别的——甚至，我要说是恶毒的——破坏性后果的政策。要是它的实际结果并非如此完全是毁灭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这种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倒还可以是喜剧性的、令人发笑的。

宗教激情或许是人文主义事业最危险的威胁，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公然反世俗、反民主的，在它作为一种政治的一神论形式中，就其定义而言，乃是尽其可能地不容异端、不顾人道、全然不许争辩的。从“9·11”事件以来，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歧视性的评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不容异端的宗教，一贯狂热叫嚣原教旨主义和自杀式恐怖主义。有无数“专家”和传道者重复着同样的胡言乱语，还有像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之类名誉扫地的东方学家们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这是当今时代的知性和人文主义之贫困的迹象：如此明显的宣传（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说）得以如此盛行，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对伊斯兰世界歧视性宣传的推行丝毫没有涉及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而这些宗教作为极端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至少是一样血腥和灾难性的。所有这些激情本质上属于同一个世界，彼此之间互相吸收，精神分裂似的互相仿效、斗争，而且最严重的是，彼此之间一样是非历史性的、毫不宽容的。而人文主义之使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定是充分保持全面的世俗观点，而不是追随机会主义者和中立者（但丁称他们“在人世过了无毁无誉的一生”），他们一边攻击外国的恶魔，一边又对本国的恶魔抛送媚眼。宗教狂热就是宗教狂热，不管是谁在鼓吹或实践。对它采取一种“我们的比你们的好”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

至于“排外主义”（exclusivism），我指的是那种可以避免的狭隘的视野，它只是用一种自我吹嘘的叙述回顾过去，故意遗漏了其他群体的成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富有成果的存在也视而不见。美国、巴勒斯坦、欧洲、西方、伊斯兰，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所有“大”名词：它们都是复合的，一部分是建构而成的，一部分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投入了大量内涵的实体。把它们变成严格挑选会员的有限制的俱乐部，那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经常在干的事情。即使在受到激烈争论的政治和信仰世界，文化也都互相缠绕，非得把它们弄得支离破碎，才有可能把它们彼此之间清理开来。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去听什么文明的冲突或者文化的斗争之类的言论：这些都是最坏的“我们vs.他们”的结构，它们的最终结果永远是枯竭和狭隘的视野，仅有微乎其微的启发和更进一步的理解。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这些限制性的模式的残余常常就是欧洲中心主义，这是一个时常发生的问题，它在美国人文主义实践中不相称的程度达到了它所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但愿这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如此扭曲，而这完全只是一场灾难。在过去两年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一直在对欧洲中心主义连续发表知性的批评，它们非常适用于我在这里的意图，所以让我暂且引用。在引文中，我将把沃勒斯坦所谈论的社会科学替换成人文学科，因为后者的问题跟前者的问题完全相同：

社会科学［而我要说，现代人文学科］为了回应欧洲的问题［主要是在五个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而出现，当时的历史时刻是欧洲控制了整个世界体系。这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它对主题的选择、它的理论建立、它的方法论、它的认识论，全都反映了它从中诞生的熔炉之局限。然而，自从1945年以来，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连同遍布非欧洲世界的、义正词严地予以强调的政治意识，已经像影响世界体系的政治一样，影响了知识界。今天，实际上是迄今为止至少30年里，其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受到了攻击，严厉的攻击。当然，这种攻击基本上被证明是正当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克服欧洲中心的遗留物，它已经扭曲了［他们］的分析和［他们］处理当代世界中的问题的能力。

我不认为，像社会科学一样，人文学科必须谈论或以某种方式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问题在于，要能够把人文主义实践看成、理解成那个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和机能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怀旧的追忆中的一个装饰或一次温习。欧洲中心主义阻断了这样的期望，如沃勒斯坦所言，这是因为它令人误解地歪曲了的历史编纂学，它的普遍主义的狭隘性，它对西方文明未经检验的假设，它的东方学，以及它试图推行一种方向一致的进步理论，其结果是减少了——而不是扩展了——天主教的包容性、真诚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观点、知性的好奇心这些东西得以存在的可能性。

回顾20世纪美国人文主义的大部分历史，我们只能说，它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严重困扰，而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再也不能允许其毫无争议地保持下去了。它的全体组成部分，把大学核心课程限定于少数经过翻译的、受到忠实崇拜的西方名著，专注于构成“我们”的世界之物的那种狭窄的视野，对于看似不值得予以尊敬的或赞同的关注的那些传统和语言的遗忘——所有这些都必须抛弃，或至少接受彻底的人文主义批评。首先，我们对于其他文化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以至于无法相信甚至人文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排外的西方实践。举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乔治·玛克迪西（George Makdisi）教授关于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对它的贡献这两项重要研究。他的研究以非常渊博的知识充分证明，虽然雅各·布克哈特（Jakob Burkhardt）、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拉（Paul Oskar Kristeller）等权威人士以及他们之后的几乎每一个学院派历史学家宣布，人文主义实践起源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实际上，它开始于至少在此两百年之前的西西里、突尼斯、巴格达、塞维利亚的穆斯林宗教学校（madaris）、学院和大学。而禁锢这种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历史的思维习惯依然顽固不化。如果说，我集中关注的是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的贡献所遭受的排斥，那显然是因为我在先前的很多工作中曾经论述了东方学的错误表述，所以我对它们的策略和历史略有所知。但是同样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排斥也明显存在于西方人文主义对——举几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来说——印度、中国、非洲和日本的传统的忽视。现在，我们对这些他者的传统有了很多了解，实际上已经足以推翻关于人文主义的任何简单的、公式化的陈述，而这些陈述依然被“我们”的遗产的接受者们津津乐道，或者是在对西方奇迹的庆贺中，或者是在对美国的全球化如何灿烂辉煌的赞颂中。近乎可耻的是，比如，我们各个大学里的几乎每一项中世纪研究计划都照例忽略了中世纪文化的高峰之一，即1492年之前的穆斯林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并且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表明，关于古希腊的研究，欧洲、非洲和闪米特文化的复杂混合也被清洗干净，排除了那些让当代的人文主义感到麻烦的异质。如果我们同意，本质主义是应该抨击的，实际上应该在认识论的基础上予以深刻的抨击，那么，为什么它仍然存留在人文主义的核心？当各种标签和主张看来开始站不住脚或完全错误的时候，一种特别令人厌倦的文化自负还接管了这个核心？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再让自己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自鸣得意的方式，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历险，进入差异，进入另一种传统，进入那些需要在一种比迄今为止赋予它们的语境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得到新的解读的文本？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开始使我们自己有意识地、坚决地摆脱所有那些复杂的、令人费解的态度，它们不仅连接着欧洲中心主义，而且连接着身份认同，它不能再像以前和“冷战”期间那样轻易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人文主义者们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和艺术中抽取它们的线索，他们必须警醒地认识到，尽管研究的边界和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身份认同的政治和奠基于民族主义的教育体系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从事的工作之核心。在我们作为人文主义者所实践的内容和我们作为公民、作为学者对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所了解的内容之间有一种相当大的差异。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教育规划依然旨在确立一个简单的美国身份认同的概念（小阿瑟·史勒辛格为以前的美国历史之“统一”大唱挽歌即是明证）。我们业已见证了一些积极扩展的新的附属专业（subspecialty）的出现，主要集中在关于后现代身份认同的学术研究。这些已经从世间语境移置到了学院语境——由此也改变了性质、非政治化了——并且危及了那种共同的人类历史的观念，它在某些有所依赖和相互依赖的全球模式中得到把握；对此进行概略描述的是阿帕杜莱和沃勒斯坦，如果可以提到我自己的努力，就是我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最后一章。有没有可能引入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从部分到整体的阅读和阐释实践，而且其方法既不否认某一艺术作品内部或有关该作品的个人经验之特殊性，也不排除设想中的、得到公认的或不言而喻的整体意识之合法性？我将在我的下一章里讨论的，正是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