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大开讲：当下中国最缺鲁迅的韧性和硬骨头

活动现场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2017年5月29日，“北大文研论坛”第36期“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此次论坛特邀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吴晓东教授、贺桂梅教授等担任讨论嘉宾。

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与当代中国》是钱理群教授荣休之后关于鲁迅与鲁迅研究的最新论述，该书五十万言，是钱理群教授的第11部鲁迅研究著作。钱教授坦言，尽管自己当下已经不再进行专门的鲁迅研究，但是鲁迅仍然活在他的生命中，不论思考什么问题都会想起鲁迅，尤其在面对青年时，他更会情不自禁地讲鲁迅。这种将鲁迅融入生命的研究态度是与王富仁、王得后等研究者所共享的，钱教授将之命名为“生命学派”。

钱教授发表了《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主题演讲，归纳了自己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过程，并强调对鲁迅不同侧面的发现过程与时代精神和自己的生命要求相一致。 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八个方面：“个人”的鲁迅；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作为“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作为现代白话文体语言典范的鲁迅；鲁迅的文体视野；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他进一步提出了“钱理群鲁迅”的说法，并指出自己的鲁迅研究带有过分强烈的时代感和更为强烈的自我生命的解读，这是长处也同时是弱点。在回答凤凰文化记者提问时，钱理群教授也强调，自己大胆提出“钱理群鲁迅”的概念，其实也包含有希望“钱理群鲁迅”早日结束的含义。他坦承自己这代人实际上是按照时代的主流话语进入鲁迅的，先是从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启蒙进入，然后又从自由、平等、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这种解说鲁迅的方式确实能体现鲁迅跟时代主流的契合和他的引领作用，但显然也有很大的弊病，他自感始终和鲁迅有点隔阂。在钱教授看来，今天的学生用博物学的方法或者用另外一种语言去研究鲁迅，或许更能贴近鲁迅的内心。

陈平原教授指出，日本学界有“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的说法，指的是竹内好与丸山昇两位学者对于鲁迅的创造性阐释，中国学界也应当提出“钱理群鲁迅”的概念。钱理群教授和王富仁先生、王得后先生等人共同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风范，他们将鲁迅特别深刻地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是特定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特色。

凤凰文化经授权整理并发布本次论坛的现场实录，小标题由编辑所加。钱理群教授的讲稿将由他本人修订后另行刊发，此次论坛的所有发言，也将在专业学术期刊上以专题形式发表。（感谢北大文研院、韩笑、李浴洋、罗雅琳提供的帮助）

海报

钱理群：这是我进养老院之后的第一次公开的讲话，我很紧张，所以事先做了非常详细的准备。我今天的讲题是《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本来我现在已经不做鲁迅研究了，但是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么一个题目来讲呢？就因为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我现在成了习惯，无论面对什么问题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每一次都确实能够从鲁迅的研究里面找到新的资源，得到启发。所以这些年，即使在我不讲鲁迅的那些文章里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个鲁迅生命的存在。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就情不自禁的讲鲁迅了，因为我从进入学术界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位，就是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看来要坚守到我死为止，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和宿命。

而且我要说，这样的一种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实际上不止我一个，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所以我说我们鲁迅界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把自己生命融入鲁迅研究的学派，我把它命名为“生命学派”，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现当代学术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因为能够对他的研究者的生命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的现代作家，恐怕除鲁迅之外几乎是没有第二人。

当然，对我们这样一种选择，学术界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在我看来这属于正常，所以我今天来讲鲁迅绝没有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地推销给诸位的意思，大家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鲁迅观，对我跟鲁迅的关系、态度提出质疑或者反对意见。但是，如果大家能够从我今天的自述里，通过我对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对于为何、如何研究鲁迅得到某种启示，那么我就达到我今天讲课的目的了。所以我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我姑妄讲之，诸位就姑妄听之吧。下面的演讲主要是叙述式地对我已有的鲁迅研究历程做一个具体的论述：

书封

鲁迅的韧性精神和硬骨头精神，仍然是当下中国最缺少的东西

先说我和鲁迅的最初接触。我读到的鲁迅的第一篇作品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从我读大学的哥哥的读本里面读到了鲁迅的《腊叶》，里面有一段话说是“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看了立刻有一个直觉，就觉得在一片非常灿烂的颜色，黄的、绿的、红的颜色里边有一个黑色的眼睛在看着我，而且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一直贯穿着我以后的鲁迅研究，我今天只要想起他，第一个想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种让你向往又让你深思，甚至让你有些悚然的感觉，就是我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次相遇是很有意义的，我首先是通过文字结识鲁迅的，而且是用直观的、朦胧的感受进入鲁迅世界，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而关键。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大陆讲鲁迅和在台湾讲鲁迅，我就注意到，大陆的学生进入鲁迅和台湾学生进入鲁迅是不一样的。大陆的学生，包括在座诸位，你们读鲁迅之前就有一个领袖的评语，鲁迅的“三个伟大”，伟大思想家、伟大文学家、伟大革命家，先有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进入鲁迅作品的。而台湾的学生没有，他们首先感觉的鲁迅的文字之美之特别，然后进入鲁迅的世界，然后才逐渐的发现和体会鲁迅思想之美之特别，然后又进入鲁迅的人格、生命之美之特别，然后和鲁迅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我觉得台湾青年这种进入鲁迅的方式是研究鲁迅的正道，也是我们研究学术的正道。

正式读鲁迅是在中学，吸引我的仍然是三个人，小说家鲁迅，诗人艾青和戏剧家曹禺。而且我学他们的方法很特别，一边读一边写，譬如我读鲁迅的《药》，我就写一篇小说《夏瑜之死》。我读艾青的诗，我就写一个艾青式的诗。我读曹禺的戏剧我就自己写戏，然后自己上台演戏。这种中学生的进入方式是把读和写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本身今天回过头看来，这也是一条正道。

真正读鲁迅的著作是大学，因为1956年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鲁迅全集》出版，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节衣缩食我买了一套。我读了一遍但读不懂，读不懂怎么办呢？当时年轻气盛，就很急于要懂，怎么办呢？一个是找老师，另外就是读很多小册子。就觉得读小册子很痛快，那么其中就特别读了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影响非常大，因为姚文元把鲁迅的东西讲的非常简单，非常明确，而且跟这个时代的最新潮流接了起来，还有他的发挥。读姚文元的解读来读鲁迅，就觉得特别舒服，但实际上不知不觉中就舒舒服服地把真正的鲁迅给丢掉了。到后来我自己读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上了当，就很尴尬，同时就反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太想走捷径了。其实鲁迅早就说过，读书必须是下硬功夫，硬着头皮下去读。我觉得这是我和鲁迅接触的第一个教训。我二十年前就写文章总结这个教训了，要读鲁迅，要研究文学，一定要读原著。所以我现在形成习惯，要研究一个问题直接读原著，直接去感受、直接去领悟，自己有了想法以后再去读别人的文章，就有了判断力可以知道哪些可以给我启发，哪些不对。我觉得这就构成了我研究的最基本经验，就是读原著，我想把这个经验和教训今天再一次地告诉诸位。

我真正走上独立阅读和独立研究的道路是在1960年。我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了遥远的贵州山区，而且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饥饿难忍的同时，更感到精神的苦闷和饥饿。因此，为了寻求人生的真理就要读书，当时人们能读到的只有两个著作，一个是毛主席著作，再一个就是鲁迅著作，但是我是带着这样一种精神的渴求，要求真理、求真求道的心理去读鲁迅就不一样了。感觉跟原来在大学里面，从小册子里读到的鲁迅完全不一样，就觉得鲁迅跟我的生命有关系，很多就慢慢读进去了。而且就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对鲁迅的看法。所以我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就是1962年1月1日，我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写了一个鲁迅研究札记，这个札记我现在还保留着，题目就叫做《鲁迅与毛泽东》。那时候明显受到毛泽东影响，我的结论是，鲁迅精神是什么？鲁迅精神性格里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毛主席称赞的鲁迅的那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再个就是鲁迅的那种韧性战斗精神，鲁迅是一个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的精神的结合，这个形成了我第一个鲁迅观，一个方面他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因为那种时代是强调民族主义，强调自力更生，反对资本主义，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就强调硬骨头。

所以我的第一个鲁迅观是民族的鲁迅，但是他确实形成了我的坚持一生的鲁迅观，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鲁迅的韧性精神和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仍然是当下的中国和中国知识界最缺少的东西。也是我们当下的中国和学术界最急需的东西，一个就是硬骨头，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另一个就是要有韧性，要长期战斗，长期斗争，要讲策略。而且我回顾我这一生，我可以说我这一生坚守了这两条，就是没有任何的奴颜和媚骨，同时是长期的艰苦、坚韧的一种战斗，而且这也是我对青年的期待。我曾经跟志愿者说过，我说现在志愿者运动需要的是，一个是韧性，一个就是智慧。在当下中国要做事必须两个东西，一个要有智慧，韧性。我也跟我的学生嘱咐，我跟我学生最近讲的话就说，你可以做奴隶，但是你绝不能做奴才，要有底线，这其实都是坚持了我原来一贯的鲁迅观，也是我今天对青年的一个期待。

再回到历史现场去，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实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没多久，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当时贵州那地方唯一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我就自然成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我被关起来的时候还是读毛泽东、鲁迅。但那个时候是一个混乱的、迷惑的、迷茫的、扭曲的心灵，我当时称之为两个精神导师，和这两个精神导师进行对话，那么这种阅读和研究，就距离史学研究就很远了。当时读鲁迅作品、毛泽东作品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当时被关起来做思想改造要找到合理性，而我充满了反抗的欲望也要找到合理性，后来我在鲁迅里真找到了，一个就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我夸大了鲁迅的那种批评，就觉得我是鲁迅说的那种知识分子，我应该改造。另外，把鲁迅的斗争精神夸大以后就变成一个非理性造反，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才读鲁迅著作，就发现鲁迅的一句话好像对着我说的，他说“中国人所积蓄的怨恨已经太多了，必须在怨恨上加上明白的理性，否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我在文革中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有一种怨愤情绪，然后走向非理性的反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悲剧，分层地研究鲁迅其实是歪曲甚至背离鲁迅，这是我一生阅读研究鲁迅的最惨重的教训，就是绝对不能利用鲁迅来为政治服务，绝对不能用实用主义的、庸俗社会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鲁迅，这就必然要扭曲。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也告诫自己，研究鲁迅是不能背离鲁迅精神的，这是我的一个很惨重的历史教训，也形成了我终身一个遵循的原则。

在文革后期，当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定独立性的鲁迅观之后，我就希望回到北大的讲台上讲鲁迅，这是我文革后期的梦想，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梦最后实现了。我当时开始研究鲁迅，从表面看起来我应该比其他同学是更有准备的，因为我看了很多有关鲁迅的文章。但是同时，包袱也是最重的。所以对我来说，如何摆脱原来的那个鲁迅研究那种模式，就成为困难的事情。所以首先需要反思50年代我深受其影响的50年代的鲁迅研究，当然我觉得50年代的鲁迅研究今人从学术史来看，它是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的，但是那个时候它有个根本的弊端，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把鲁迅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去，既定轨道中去，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来证实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是我们现如今研究的一个积弊，我们总想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管是鲁迅还是其他作家和他的思想文学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中去，5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以后就是某个西方的时髦学者，当下就成了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总想把研究者纳入到一个既定的轨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学科的一个积弊。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80年代的第一批研究生给自己定的任务、目标就是如何获得研究的独立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摆脱对既定理论的束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回到鲁迅哪里去”，这个口号是王富仁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首次提出来的，后来我在我的第一部鲁迅著作《心灵的探寻》里面响应王富仁的号召，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回到鲁迅那里去。什么叫做回到鲁迅那里去呢？这就是承认鲁迅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思想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思维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独特的话语。去研究鲁迅要从鲁迅自我这个独特个体出发，就要挖掘他个体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历史、民族的内容，同时要注意他特殊的为普遍一般所不能概括的丰富性和独到性，这就成了我们80年代鲁迅研究的一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终身研究的一个部分。

而且，当时我很自觉地做了理论设计，就一开始就建立了我自己的鲁迅研究方向，而且设计了研究方法。我的理论设计是这样的，这对我研究帮助非常大，鲁迅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自己所处时代和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要让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一个不断接近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体且永远没有结束的运动过程。这样一个理论设计是有几个理论要点的：第一个，它承认鲁迅客观本体的存在，因此它承认研究鲁迅的一个标准，就看你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近鲁迅本体；第二个又强调鲁迅这个本体是可以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第三又强调，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只能从某一个侧面、从时代的需要、从个人生命的需要去接近或者照亮鲁迅某一个侧面。但是照亮某一个侧面的同时就可能遮蔽了某个侧面，这是一个不断照亮又不断遮蔽，又不断照亮的发展运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的鲁迅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一条路走的，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不断地再去接近鲁迅，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现鲁迅的瞬间，然后把这瞬间合起来，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鲁迅面面观。当然另一个是我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研究鲁迅就要找典型现象，用我的话说就是鲁迅的那种语言和意象。

我下面就讲一讲我在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研究鲁迅过程中，对鲁迅的侧面的不断地发现，最后就形成的我自己的“鲁迅面面观”大概是有八个方面，每一次都是一个侧面，而且每一次发现的都是跟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我自己的生命要求是一致的。

钱理群教授

一、作为个人的、探索者的鲁迅

80年代，对鲁迅的发现主要是个人的鲁迅。这也是80年代初期提出的问题所决定的。人们痛定思痛，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追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被这样一个革命卷进去？怎么被卷进去的？我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追忆到根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革命至上、国家至上、集体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下，对个人欲望、利益、尊严和权利的全面剥夺，造成了人的全面的驯服工具化，我们是驯服工具，然后再认可了文革。所以80年代启蒙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重新确认个人欲望、利益、尊严和权利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道德性。鲁迅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我们所发现，而鲁迅作为人的丰富、复杂的个人心灵世界就成了我们第一代鲁迅研究者所关心的中心，所以我的第一部鲁迅著作的题目叫做《心灵的探寻》，就作为个人的鲁迅的心灵世界。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自觉，在我们探索鲁迅个人的心灵世界的时候，特别关注作为探索者的鲁迅的特点。我在《心灵的探寻》的后记里就说，“我们对鲁迅的认识从结果转向了过程”。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也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们要关心的是，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他在探讨民族变革复兴道路的时候，他所面临的矛盾、他内在的情感，他的愤激、他的焦躁、他的感伤和他的痛苦，是怎样从内心的炼狱生长出来的。我们研究的重心不在他最后的结论如何正确、如何伟大，而在于他在探索过程当中的复杂的感情。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平凡而复杂的探索者。而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就找到自己的生命和鲁迅的共同点，我确定自己就是要做一个探索者，所以我跟鲁迅的关系是两个真理的探索者之间的关系，鲁迅作为真理探索者的先驱，我作为真理探索者的后随者，两个真理探索者之间的一个自由、平等的对话，我对鲁迅研究的基本品格也就在这里就奠定。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第一个侧面，就是作为个人的、探索者的鲁迅。

二、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

第二个侧面，跟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因为我原来对鲁迅就是有一套东西的，我现在研究就很难从原来的东西跳出来，怎么办呢？我就想到，还在鲁迅这儿走是不行的，必须找到另一个人和鲁迅对照，这就找到周作人，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传统中的鲁迅。坦白说，我最初研究周作人完全是为了研究鲁迅，但是随着我对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和鲁迅相通又完全不同的思想启蒙者，这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世界。后来我把它概括为，周作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而鲁迅是一个最后走向左翼传统的一个启蒙思想，这两种启蒙传统与启蒙思想互相补充、冲突、制约，才形成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那这样我不仅发现了周作人，同时还发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背景下的鲁迅。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从事现代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最大成功就是找到鲁迅的同时找到了周作人，同时找到这个两个又相通又不同的，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两个大家，抓住这两个，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整个儿拎起来了。所以我的研究经验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研究还要抓大家。而且最好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大家，在更大的视野下就可以发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了，这是我的第二个鲁迅观，就是周氏兄弟互相映照下的鲁迅。

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和东亚的鲁迅

第三个是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鲁迅，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产物。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整个眼光走向世界了，这是过去做不到的，然后就关注到在世界知识分子史、世界精神史当中的鲁迅。那么这个关照应该说是在90年代初期，在我《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本书里完成的。

我曾经说过，我写《丰富的痛苦》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危机，当时就有人宣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灭亡，但是我不大相信，因为我发现中国的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跟共产主义有关系，你很难说这共产主义一定是要消亡的。我当然就对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时代课题。但是我要把它转换出去，我转换来、转换去，最后转换成两个文学典型，也就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东移的过程。

因为我发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跟他们内在的堂吉诃德气质有关，而且我发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分别由西班牙和英国创造，在东移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关键环节或者中介，一个是德国，一个就是俄国，再传到中国。它跟马克思主义从德国传到俄国再到中国的路线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因此我就把鲁迅和周作人，以及他周围的知识分子放在一个世界精神史上上，于是我就把从莎士比亚到塞万提斯、海涅、歌德、屠格涅夫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世界知识分子、世界精神史的精神谱系里发现了鲁迅的意义和价值。这实际上是我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从对鲁迅个体的关注转向了对世界精神史而且是世界共同精神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就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所以坦白说，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著作，因为它有很强的内在哲理性，它提出的问题也最多，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达到那个境地才比较厉害。

然后在90年代，我有机会跟日本的学者和韩国学者有比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到韩国教书一年，这时候我就开始对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产生兴趣。为什么会关注鲁迅和东亚知识分子的关系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90年代以来包括现在，人们的思路是两条，一条是往古代走，一条是往西方走，恰好忽略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以及20世纪的东方经验。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东亚鲁迅”的概念，这也是我对鲁迅一个新的发现和认识，我当时提出“东亚鲁迅”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在19、20世纪的同一个历史阶段里，有很多东亚知识分子，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和鲁迅面对的同一问题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就有好多类似的思考，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另一个就是影响研究，鲁迅对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韩国都有一批知识分子自觉地学习鲁迅，这些鲁迅研究者是有主动性的，他们对鲁迅做了新的阐释，创造了新的独立化的鲁迅。所以“东亚鲁迅”指的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创作的20世纪的东方思想文化文学遗产，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我就把鲁迅的研究就放进了20世纪中国和东方经验的背景下，前面还有对西方的精神史的联系，再加上东亚的联系，就对鲁迅的世界性有了一种把握。

具体到跟鲁迅同时代的西方作家，我最感兴趣的是卡夫卡，我觉得鲁迅和卡夫卡的关系可能要超过其他的鲁迅与西方作家的关系。对卡夫卡我没有做多少研究，但是我注意到，鲁迅和卡夫卡对父亲的回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1919年卡夫卡写了《致父亲》，1922年鲁迅写了《父亲的病》，卡夫卡说要反对父权的压制的时候，他对自己有一个描述，“我成了一个奇想叠出、寒气逼人的孩子”。我一看我很兴奋，鲁迅就是这么一个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文学。所以我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小说家就是卡夫卡和鲁迅。这是我的第三个鲁迅观，就是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和东亚的那样一个鲁迅。

四、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

刚才说的几个鲁迅，基本上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后果就逐渐的显现出来了，一方面是它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出现了权利向资本的转化，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生态环境大破坏，民族精神和道德大滑坡。而这些后果是我们当初的启蒙运动的参与者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时我的内心非常痛苦，我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我有什么责任？我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两极分化我一直很盲目，根本就没有发现，没有关注到。我就发现我的80年代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只关心知识分子自身，我的精神世界就停留在知识分子。当然，在80年代关注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它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不能只关心自己而忽略周围的老百姓。我看到鲁迅对当时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批评，鲁迅说他们“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我觉得这是击中要害，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同时我就发现，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的贵族化，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恋、自怜、自娱之中，而忽略了广大的世界。

我自己对鲁迅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缺陷。当时我到上海去参加一个博士生的论坛，那个博士生就对当下的鲁迅研究提出尖锐的批判，他引述了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里的一段话，这个话我们今天都会觉得很亲切，好像也在批评当下的中国：“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我一看就很刺激，我发现我以前搞鲁迅研究，要不就是只注意极近的鲁迅，个人的鲁迅，要么就极远的鲁迅，世界的鲁迅，我恰好把中间的社会的鲁迅给遮蔽了，而鲁迅自己最看重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当然我今天还不后悔，我觉得我80年代那种研究，研究极近的鲁迅和极远的鲁迅并非没有价值，但是你确实遗漏了。尤其是时代提出问题以后，如何面对新的压迫？那么鲁迅的社会批判功能就凸显出来了，我们必须去关注。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我去重读鲁迅30年代的杂文，就发现了一个我既熟悉但又是陌生的鲁迅。我发现鲁迅30年代的杂文有三个对象：一个是对党国体制的批判；一个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一个是对知识分子的提醒，说你知识分子搞不好要成了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还有大众的帮忙帮闲。这时候，一个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的知识分子的鲁迅在90年代后期就重新被照亮了。

到2009年在台湾讲学的时候，我又明确提出一个鲁迅左翼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是王得后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中国的左翼传统应该分成两个脉络：一个脉络是党的左翼传统，一个脉络是鲁迅的左翼传统。那么他强调，党的左翼传统脉络和鲁迅左翼脉络之间是有沟通的，所以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当做自己的战友，这不是偶然的，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涉及到鲁迅对政党政治的看法，我们沿着中国问题不能回避的政党政治的问题。

19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来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一个政党他要实现他的理想，必须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要求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必要时要做出牺牲，这是政党的政治要求，是必然的，而且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你作为知识分子可以衡量，你愿不愿意接受这种牺牲，你愿意就加入，你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化就别加入。

我觉得这个认识是很有启发性的。这就决定了鲁迅和政党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作甚至接受政党政治的领导，比如左联时期，他明知道那个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他说可以接受合作，以致领导，他并不完全拒绝一个革命政党，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和自己的批评权利。这就是跟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不同，党的左翼必须绝对服从，而鲁迅左翼就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所以，任何时候都坚持党派外、体制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批判知识分子自由和政治自由。

五、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

第五个方面是真的知识阶级和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本来它是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但是我把它单独提出来，因为我个人的生命发展在90年代末遇到了一个难题。大家知道，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有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我没有参加这场论争，我对这两派有很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无论对新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我都有同情和理解的地方，他们的观点我都可以接受。但同时我也有批评的地方，所以我就希望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之外能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因为在我看来，更加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

这个时候我重读鲁迅1927年发表的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因为鲁迅那里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他做了三点解说：什么叫做真的知识阶级？第一，对社会永远不满意，意思是他永远要提意见；第二，他永远站在贫民这一边；第三个，任何时候都不受欢迎。我一看，这就是我要的，我就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定位，概括为四个永远：第一，永远不满足现状；第二，永远批判；第三个，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弱势这一边；第四个，永远站在边缘的位置说中心的话。大家可以看出这四条是指导了我以后一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双重的发现，在发现鲁迅的同时也找到自己。

然后我又遇到了一个人生的困境，到了差不多90年代末，我已经被学术体制所接受，甚至成了著名学者，这时我就又感觉到问题了，我说成为著名学者是不是对自己的异化？学院对我形成了一个束缚，我本来想进学院，就怕进不去，现在它承认我了，我自己又觉得不舒服。我害怕自己发生异化，我要突破，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学院，到哪儿去找出路呢？又是在鲁迅找的。鲁迅在就20世纪初就提出了“精神界战士”的概念，他说所谓精神界战士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就强调这种批判知识分子的动作性和实践性。而且他强调，他的动作和实践主要指思想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

我从这里就找到一条路，我把它概括成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一方面我还是做学院的学术研究，但另一方面我要关注社会，要参加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的现实。我当时的选择是两个，一个是大家可能知道的中小学教育改革，再一个就是青年运动，对社会发出批判的、建设性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转换成一种社会实践。无论是我关注中小学教育，还是关注青年志愿者运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资源。这样，我的鲁迅研究就跟我的生命联结在一起了，我对鲁迅的每一个发现都是自我生命的一个提升，学术研究就和生命成长这样融为一体。

六、具有原创性和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当我进入中小学教育以后，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这几年正好是很多人从不同方面去贬低鲁迅，要把鲁迅赶出课堂的状况。那么我作为学者而不是一般的行动者进入，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鲁迅对中国教育的意义在哪儿。为什么要选鲁迅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选梁实秋，我说梁实秋和鲁迅不一样。我就必须对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阐释，这就是我提出来的，鲁迅是具有原创性和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学家，一个是原创性，再一个是民族精神源泉性，这是我对鲁迅的第六个发现。我当时跟中小学语文教师讲，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具有原创性、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这样的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每个民族都不多，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德国有歌德，印度有泰戈尔，中国有鲁迅，他是那个等级。这些作家在那个民族、那个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人们从小读他们的作品，而且要读一辈子，要不断地从阅读当中获得启示、灵感和精神的支撑。因此他们的作品总是成为民族教育、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他们的作品教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的东西。

中国的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有哪些呢？我和很多专家讨论过，最后得出来中小学教育的基础教育要开五门课，第一个《论语》，第二个《老子》，这是民族文化的源泉。第三个唐诗，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的文学高潮。第四个《红楼梦》，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百科全书式的总结。第五个鲁迅，开创现代新思想。这都属于原创性的、民族源泉性的一些作家，它就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教育的基本工程。所以鲁迅不同于梁实秋，也不同于林语堂，我不是贬低梁实秋和林语堂，但他是不同的。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你受教育，你就必须知道鲁迅，而且这个可以有强迫性的，你不懂也得懂，我也得告诉你，以后你慢慢长大就懂了，它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现在很多指责是毫无道理的。

七、作为现代白话文的文学语言典范的鲁迅

我强调鲁迅对中小学生教育的作用，不仅仅因为他是原创性思想家，同时，他也是现代白话文文学语言典范的鲁迅，是个文体下的鲁迅。现在有些人把鲁迅讲成一个精神文本是不对的，它同时是语言文本。我曾经说过，我们中国现在白话文典范作家有三个人：第一是胡适，在我看来胡适应该是基本教材，因为他的语言的准确、简洁、规范化；然后就是鲁迅，他提供了现在白话文语言的另一种可能性；还有就是周作人，我们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胡适被排斥了，周作人也被排斥了，都是政治原因。我曾经专门研究过，民国以来的语文教材选的最多的就是他们三个人，然后就是冰心、朱自清。可以说几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在他们三位的语言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基本经验，但是我们把它抛弃了。

这就触发了我对鲁迅语言特点的研究兴趣，所以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因为今天来不及展开了，我只简单讲两点：

一个是周作人曾经总结过，说中国的汉语有三大特点，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周作人自己做不到，鲁迅做到了；第二个就是鲁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就说明人的一些深层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是语言达不到的，而鲁迅的了不起在于他恰好就挑战了这个语言的不可言说性，用语言来照亮那些难以言说的世界。最大的典型就是《野草》，《野草》里用了很多违反日常思维习惯、修辞习惯和语言规范的表达。很多学生说鲁迅的东西不懂、不通，说鲁迅用反规范的语言。他的语言有冒险性，那反而是一个创作性，反而是学生一定程度上应该懂的东西。

还有文体创造，鲁迅作为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都是中学生学习现代文体的最重要的。而且鲁迅在杂文文体上有高度的自觉，我也做了这方面相应的一些不太多的研究，譬如我提出来的鲁迅小说的从容美学，鲁迅散文的任心闲谈以及鲁迅散文诗的独语特征，以后我也不断提出要创造研究鲁迅杂文的本体美学，这也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天地，也是鲁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

最后我要谈的是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我记得我在北大讲鲁迅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好像就是贺桂梅你这个班，当时分成两派：有的同学主张要把鲁迅进入博物馆，说他是一个被尊敬的对象；另外的学生说不行，鲁迅活在当下，要和我们直接发生关系。这个争论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这实际上涉及对鲁迅的认识，我们通常说鲁迅他的杂文有具体针对性，因此有人说这个杂文的具体针对性过去了，这个杂文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但鲁迅的杂文写作把“这一个”和“这一类”结合了起来。他不仅有现实关怀还有超越性的思考，他的“这一类”是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精神深处和中国文化的深处，同时深入到中国人性的深处的，所以他这种关照就有超越性，他有许多未来因素，可以超越时空和后来进行对话。因此我强调，鲁迅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其他作家可以是过去式的存在，鲁迅是现在当下式的存在，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这样鲁迅思想就成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都具有解释意义和批评意义的思想理论，对当下中国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我的这本《鲁迅和当代中国》里面有个演讲，可惜被删掉了，题目就是《鲁迅和当代中国》。我提出当代我们遇到七大问题都可以在鲁迅里得到启示：什么是中国基本国情？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去做事情？这就是当下遇到的非常尖锐的问题，我都觉得可以从鲁迅这里受到启发。

我还提出一个观点，说鲁迅对我们整个文化是一个异端的存在。我一直公开演讲，题目就叫《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我就发现，青年对现实非常满意，对自己非常满意，对你所受的教育都很相信的时候不要读鲁迅，这时候你是不能接受鲁迅的，因为鲁迅讲的跟你受的教育那一套完全不一样，你天然地本能地要拒绝鲁迅，也就是说，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不要鲁迅。当你倒霉了，感到困惑了，感觉不满了，觉得活着有点问题了，这老师讲的、宣传的东西不大对劲吧，当你产生这样一种想法，需要新的突破和寻找新的资源的时候，这时候你和鲁迅就是最佳之配。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思维，另一种看法，另一种存在，也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且鲁迅还有一个好处，鲁迅提出了看法以后，同时对自己有否定和批判，所以读鲁迅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鲁迅从不试图收编我们。你读有一些学者，你就发现他要收编你，他用观点影响你，最后支配你，让你听他的，鲁迅不这么干，他让你和他一起思考，我曾经把鲁迅和胡适的演讲做了一个对比，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听胡适演讲是很痛快的，因为胡适先生目光如炬，他讲的很坚定、明确，听完以后大家就感觉到跟胡先生走就行了，他有一个征服力。鲁迅不一样，他刚提一个命题，马上就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他今天提出一个娜拉走出家庭，然后紧接着提，娜拉走出了怎么样，她搞不好还得回来，他自己就把他的判断质疑了。听鲁迅演讲很累，你必须思考，但恰好这就是鲁迅的价值，鲁迅要逼你思考，他不是把现在的结论告诉你，他不是真理的宣讲者，他是真理的探索者，和你一起去探索真理，我觉得鲁迅对我的最大价值就是这个，他使你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认同他。

一直到今天，我遇到什么重大问题都会想到鲁迅。我最近的鲁迅观，就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我就在思考，特朗普当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他提出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去回答，这是当下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你可以看出我的思维特点，我喜欢想很大很大的问题。后来我很想搞清楚，到底特朗普的上台对思想界有什么启发？我正好读到了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先生的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他指出现在实际上在美国，甚至世界上发生了一场争论，就是独立自由派和平等福利派的争论，他说在这独立的自由派，认为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应当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政府的权利过多地损害到个人经济利益自由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反对在他们看来超出职能需要的救助人们的范围，因为他认为这影响了他的经济自由。所以他们在移民问题上是反对的，他觉得过分强调移民权利反而会损害他自己的经济自由。另一派是就更加赞成平等福利的人们，他们主张要对富人征高税，要扩大和推进国家福利政策，在一定时间内要对少数族裔和移民要进行照顾和优待，要广泛吸纳移民。它的背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立自由和平等福利之争，它有两个价值观念，一个强调平等，一个强调自由。

那么我就立刻想起了1928年，也就是90年前，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里面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歌德)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 。我记得我和王得后先生曾经讨论过，觉得鲁迅有两个判断我们俩搞不懂。一个判断就是他强调自由和平等是不能并存或者是有矛盾的，另一个他强调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他说个人思想太发达了，个人思想不一致，民族思想就不统一，命令不行，团结力量减弱，就会趋于灭亡，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个人思想自由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冲突。我们这些人所受的教育是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说法的，这就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后来想，我们现在需要对我们心目中的自由、平等、生存、统一这些概念要做反省，不能把它绝对化，无论是自由、平等都是有限度的，而且它们是互相有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加复杂化地来审视我们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概念，这是当代提出的问题，但是你看鲁迅在90年前看的，这跟鲁迅思维方式有关系，他从来对平等、自由、民主这些概念都是一方面肯定它的价值，但同时也质疑这个概念，质疑把它绝对化以后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鲁迅对问题的缠绕性的、复杂的思考和态度是有超前性的，我们这些被既定的东西所约束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要等矛盾进一步的暴露之后才可能理解。也就是说，鲁迅的研究永无止境，在我看来，遇到这样一些老让你感到困惑，你老要和它辩论，老打破你的某些既定观念的思维方式，才是你接触鲁迅的最佳时刻。

我想最后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八个方面，就形成了我的鲁迅面面观。可以说，研究鲁迅就好像进入一个神奇的公园，一路观察一路摄像，每走一处会发现一道异样的风景，惊喜之下，你又能用闪光灯把这道风景与自己的瞬间感悟全部录下。其实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把这个瞬间相遇的发现和感触记下来，然后再往前走又有了新的惊喜和发现，再闪光再录像，这样一路走来，公园风景的方方面面都得以逐渐的呈现，就给人一种美不胜收之感。而我们的角色就是风景的观赏者和摄像者，也收获了无尽的发现的喜悦，最后汇成一个美轮美奂的相册，展现了公园风景的面面观。所以我今天的回忆，其实就是编了一个相册，我自己惊奇地欣赏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探险的欲望。

刚才这些鲁迅观的方方面面，我大言不惭地说它构成了一个“钱理群鲁迅”。但是这句话它不是完全赞扬的，它也许是过分强烈的时代感和更为强烈的自我生命的解读，这是我的长处，但同时它可能是一个弱点。但我还是深信我没有完全背离鲁迅，这些不是我强加给鲁迅的，但他还是跟鲁迅有一点间离，甚至是有一点隔阂的。优点、缺憾都在这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回顾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又是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主要靠在座的诸位了。

孙郁教授

孙郁：钱老师是当代学界的堂吉诃德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钱老师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钱老师今年78岁，我今年61岁，我们这一代人的鲁迅研究是在您的巨大的影子下进行的。我写的第一本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书，其实受到您那本《周作人传》的影响，是从那里孵化出来的。我觉得刚才钱老师讲的很感人，我们国内现在已经不太容易再出现这样一个学者，把研究对象和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化在一起，而且有一点点像鲁迅的护法者，或者说像一个圣徒。我觉得钱老师的研究，保持了鲁迅遗风的纯正性。

鲁迅去世以后，他的遗产被不断地分化到不同的领域里，有的是用自己的杂文来延伸鲁迅的精神主题，还有的是通过学术研究强化鲁迅的记忆，但这种研究不像钱老师这样落到生命哲学和社会关怀上，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学科的话题，一个深层的学理话题。比如徐梵澄先生，他是鲁迅的弟子，他翻译《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写《孔学古微》这样的书，他还翻译过《苏鲁支语录》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些看似离鲁迅很远，但其实他的出发点，逻辑点是从鲁迅开始的，他就是完成鲁迅期待的那些工作，这也是鲁迅遗产的一种延伸；包括像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他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一直有鲁迅这个参照，他是这样来延伸鲁迅的主题的；像胡风这样的批评家是在文学的领域来发扬鲁迅精神的，他和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与许多作家的文本进行对话的时候，是用的是鲁迅资源；还有，像张承志、余华、莫言、阎连科这些小说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鲁迅主题，贾平凹的《古炉》就写出了新一代的阿Q。鲁迅的遗产、鲁迅的遗风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知识人那里在以不同的方式延伸的。

在所有阐释和弘扬鲁迅精神的这些人当中，我认为钱理群教授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不是把鲁迅放在自己那个特定的职业里面去操作，他溢出了自己的职业范畴，把鲁迅遗产当作当代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鲁迅在钱理群老师这里有着巨大的存在，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鲁迅的价值和他自身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

听钱老师刚才讲的八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是不断地在困惑中思考，这思考当中有欣慰，也有对自我审视的那种内心的痛感，他不断地有一种悲怆的东西，但当他能够超越自己困惑的时候又有巨大的快慰，这时候，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周作人的气味和堂吉诃德的气味就出现了。我觉得钱老师身上是有另外一种东西在的，他不是像鲁迅那种特别的峻急、那样的残酷，他身上还有另外一面的非鲁迅的东西。那非鲁迅的东西笼罩在对鲁迅阐释的文本里边，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效应。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钱老师他是当代学界的堂吉诃德，在做常人不能做的工作。他身上有这样的一种元素，这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现在的知识人已经没有这些了。所以钱老师是一面镜子，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被“污染”了，他照出我们的虚伪和残疾。钱老师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提示，让我们觉得读书人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保持知识人的真与诚。他一直在坚守这样的一个底线，是我们当代知识人的楷模。今天我参加这个会是特别向钱老师致意，向这本书新书致意。

高远东：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实际上是把鲁迅的经史结合

我觉得在我们当代的鲁迅研究里边，钱老师、王富仁老师、王得后老师代表了一种立场和态度，因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一个文化巨人，他的思想、文学所体现出来的那些精神价值，是我们中国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原点性的东西。钱老师对鲁迅的这种精神原形、价值原点的理解的特别特别深刻，特别有穿透力，而且特别坚持这点。一个喜欢跟我抬杠的同行说，你们现在的研究把鲁迅当成了一种新经学。后来我就想，好像形式上是这样的，会把鲁迅的价值作为一个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作为展开批判的价值原点，用钱老师的话说就是在鲁迅停下来的地点，继续展开批判和思考。可是如果说把鲁迅当成是一个经学，鲁迅就是我们的宗师，好像也不对，因为我们对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研究，首先还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虽然最后思考的结果是服从鲁迅，但是那毕竟是跟盲从和迷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对鲁迅的发挥也好，对鲁迅的利用也好，还是对鲁迅的坚持也好，是一种经学的态度，这个批评我觉得是似是而非。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表面上的类似跟你实际上的坚持之间到底是什么差别？因为虽然你说实际上不一样，但是实际上还是经常体现出一种现象，就是会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那么如果说从自我质疑、自我反省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我们当代的鲁迅研究，可以以鲁迅为经，就是学习鲁迅、宣传鲁迅、弘扬鲁迅的这种态度，还可以以鲁迅为史，我觉得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实际上是把鲁迅的经史结合，就是一方面坚持鲁迅的价值观，一方面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整个展开过程跟中国现代历史、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刻联系相结合，所以特别有说服力。刚才钱老师举例子说胡适的那个魅力，他有他的思想，然后他的思想传给我们，我们都愿意跟他走。其实我们对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也都是愿意跟着钱老师走的，想对钱老师有所批判，但是结果是更加坚定了要跟钱老师走，真是这样。

钱老师他讲了他的鲁迅观的八个面向，实际上我觉得有几点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精神界的战士，因为其他的一些面向我们在别的知识分子、杰出人物还可以找到，但是精神界的战士这一点是别的人所取代不了的，它是坚持一种价值，并以这种价值为立场、为原则来展开批判和斗争，这是一种正面的阳刚的坚持。还有一种就是深刻的自我批判跟自我怀疑的气质，因为你的批判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有力量，取决于你自我质疑、自我批判的程度，如果自我质疑、自我批判的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你对别人的批判也就要打折扣。我觉得在钱老师所弘扬的鲁迅的价值观里边，可以说是一体之两面，一个是最深刻的自我质疑、自我批判，第二就是非常顽强的、有韧性的战斗，这两者是最最重要的，我觉得特别特别可贵。

所以，钱老师他在反省的时候说，他的短处就是以鲁迅为方法，就是在鲁迅停止的地方来继续思考和批判，把鲁迅的东西跟自己的生命融合到了一起。这样一个方法，钱老师自己谦虚，就觉得这是他的短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对于我这一代和我们后来更年轻的一代，它可能不是问题，我们不需要警惕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怎么走出鲁迅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进不去。我们还是应该思考怎样走到鲁迅的思想、著作里去，像钱老师这样择取和运用，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和价值。

总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有鲁迅这样的书来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在80年代以来能够读到像钱老师、王富仁老师、王得后先生这些解读鲁迅的著作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经常对他们的产生一种很依恋的感觉。现在虽然王得后先生也老了，他的视力越来越不好，王富仁先生去世了，钱老也说是要闭关，但我跟陈老师一样不相信钱老师能放下，钱老师的闭关就跟宫崎骏说他要退隐一样不可信。实际上我们还是对钱老师的思想、言论还有社会性的实践感到非常留恋，因为我自己做不到这个，希望能够有人做，而且我希望这么做、这么想、这么坚持的人能够越来越多，虽然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少。

吴晓东、高远东两位教授

吴晓东：我们有幸在“钱氏鲁迅”的生成现场

这些天也一直在陆陆续续的读钱老师的这本书的书稿，感觉像在跟钱老师上课，必须要记笔记，所以我也陆陆续续的写了一些心得，感觉钱老师这本书有非常丰富的启示性。但是限于时间，我今天想集中谈的话题是，钱老师这本书以鲁迅为中心展开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多重的对话性的视野，这种对话性跟历史、当下，还有未来建构了一种开放的对话关系。但是我感到更有兴趣的也包括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对话，也都拓展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跟陈映真的对话，跟王得后先生的对话，还有跟严家炎先生、王富仁先生的对话，当然更多的是跟当代青年的对话，包括台湾青年，我觉得这些对话都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空间。

首先我想谈的是，这本新书中的一些论断，与竹内好的鲁迅观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也就是与大家熟悉的“竹内鲁迅”有对话性。今天我们也见证了“钱氏鲁迅”的生成，我们有幸在“钱氏鲁迅”生成的现场。“钱氏鲁迅”生成的意义在于，从此钱氏鲁迅就形成了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的一种对等的对话关系。

竹内好对鲁迅的文学性的理解，我个人感觉跟钱老师有相通的地方。尾崎文昭先生有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召开的题为“左翼文学时代”的讨论会上提交过一篇论文，就叫做《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这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竹内好对“文学”所赋予的意义特别有启发性。尾崎文昭先生说“竹内氏在鲁迅身上发现的‘文学’，不是情念与实感，而是在这一词语深处的伦理。或者说，是作为机制的思想。也只有这一点，才保证了对于‘政治’的‘批判原理’。”竹内好不是从自律性的意义上理解鲁迅的文学，而是说鲁迅“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的文学的自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竹内好所说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同时，竹内好理解的鲁迅式的“文学”是诉诸伦理实践的，是一种作为机制的思想。这都非常接近钱老师对于鲁迅文学的独特性的理解。

通过竹内鲁迅来理解钱氏鲁迅，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文系的洪子诚老师关于竹内鲁迅的一个理解也和钱老师形成了一个潜对话的关系。洪子诚老师说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竹内好谈鲁迅时的两个概念，一个叫文学自觉，还有一个是竹内好独特的“回心说”，实际上就是在自我挣扎、自我否定中建立真正的历史中的主体。这也是刚才远东老师一再强调的，钱老师身上具有的那种自我挣扎和否定的态度。洪老师对于竹内好的“回心说”比较看重，他认为虽然不应该把“回心”概念看成鲁迅的唯一原点，但这却是其他的原点所不能并列和替代的，它有根本的价值。洪老师说：强调这一点，不会导致一种“整一的模式化”的追求，这也是鲁迅超越某种政治信念的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也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学界最欠缺的态度。洪老师之所以看中竹内鲁迅的“文学的自觉”，主要强调的就是鲁迅的文学中有挣扎的概念，这也是钱老师特别看重的，或者按照薛毅先生的理解，叫有一种发自内部的自我否定。钱老师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也是一个自我挣扎、自我质疑的鲁迅形象，这在鲁迅身上也可以视为一个原理性的基点，这样一个基点就决定了鲁迅也包括钱老师对一切事物都会持一种多重质疑的态度，从而就避免了一种本质化的理解。

洪子诚老师曾经引用过《思想自传》里的一句话，别尔嘉科夫认为，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哲学、文学讨论在很高的，深刻的水平上进行，“主要的界限就在这里：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按其本质去研究。例如，当提出孤独的问题时，那么，他们谈的是彼特拉克、卢梭或者尼采如何谈孤独，而不是谈孤独本身。论说者不是站在生活的决定性的秘密面前，而是站在文化面前。这里表现了过去的伟大文化的疲惫性，它不相信根据实质解决问题的可能”。法国人在提出孤独的问题时，之所以会谈彼特拉克、卢梭或者尼采而不是谈孤独本身，恰恰是因为关于孤独这个问题都是历史化的表现在尼采的或者卢梭的言论中的，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码或者是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大思想家贡献出的关于孤独的言论，孤独这样话题是无法在很深刻的水平上进行的。而我们关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的探讨，虽然找不到卢梭、尼采，但是我们有鲁迅，所以钱老师总是要回到鲁迅，通过鲁迅提供给我们一种如何理解中国式的历史主义的途径。

但是洪老师因此也提出，要警惕中国学界有一种叫过度历史主义、过度语境化的倾向。什么叫过度语境化呢？所谓过度“语境化”批评的不是研究者回到历史原初语境的追求，而是迷失在所谓历史的丰富材料中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独特诉求。这就是为了历史材料而忘却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所谓“语境化”，往往无法“在很高的，深刻的水平上进行”，而总是低层次的历史材料堆积和复印机般的刻板复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浮浅的“历史化”、“语境化”与浮泛的“本质化”一样不可取。

读这本书，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钱老师与严家炎老师和王德厚老师的对话。在给严家炎老师的信中，钱老师提到自己与王德厚聊天，王德厚先生谈起对鲁迅的两个提法有不太理解的地方，一是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的人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少，而渐趋灭亡”，“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自身的缺点”。二是鲁迅在翻译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里说：“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海涅）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钱老师说，这里面表现出的是统一与自由的两难，而这两难，当年就成为鲁迅式的矛盾和困惑。钱老师所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鲁迅既然持有这样的两难观点，1949年以后，当毛泽东用“民族生存”、“统一”、“平等”等理由限制、压抑知识分子的“自由”时，鲁迅的反应又会如何呢？钱老师认为“自由”与“平等”之间，以及“个人自由”与“集体（国家，民族）的统一与强大”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用过去的“左”的观念来看待这些问题固然不可，而简单地用自由主义的理念来作判断，恐怕也不行。鲁迅之所以决定在1936年就去世，可能正是因为预见到了自己也难以应对1949年以后这种历史的两难。

但是这种自由和统一的二律背反式命题之所以是两难的，就是因为仅仅在原理意义上是无法获得答案的，而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真正的困局，背后也包含有伦理和价值的两难。鲁迅后期的《故事新编》之所以难解，就因为其中处处渗透着历史与价值的两难。鲁迅的两难印证的是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于善恶之间，而是出于两难之间。而钱老师的研究中的另一个一以贯之的视野就是试图揭示鲁迅的两难，揭示思想的困境本身。

这就涉及到鲁迅的话语乃至思维方式，所以最后我想谈谈钱老师与丸山昇先生的对话。钱老师引了丸山升的一句话：“鲁迅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受容而非常宝贵的很多成分”。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不用逻辑范畴表达思想的思想家，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思想不是诉诸概念系统，而是现之于非理性的文学符号和杂文体的喜笑怒骂”。所以鲁迅的思想及其表达有一种“丰饶的含混”性的特点，这就是鲁迅的文学的方式。这与鲁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精神现象有关，一切思想的探讨和困惑，在鲁迅那里都会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体验，而这一点对钱老师的文学史观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钱老师的文学史研究也是试图通过文学性抵达历史中的人的存在的维度。钱老师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就是“揭示人的生存困境和分裂”，把困境看成是历史中的人的某种本体，因此困境也构成了文学史叙述中的固有成分。这就是从鲁迅那里继承的文学史观。我尤其看重钱老师的“有缺憾的价值”的命题，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意味着思想和价值的非本质化。钱老师这些年来的努力，也使鲁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诸多命题重新获得了历史性以及当下性和未来性，同时使人们看到了历史的未完成性，看到了历史如何在缺憾中为我们呈现珍贵的价值依据。

而钱老师建构的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让鲁迅进入当下语境，才能发挥鲁迅真正的历史性。另一方面是当下的思想也应该不断回到鲁迅那里，与鲁迅形成新的共振，才能重新发现和阐释鲁迅的当下性和未来性，也才能真正洞察我们今天的中国问题和现实处境。

贺桂梅教授

贺桂梅：钱老师的尝试启发我们打破当下中国左右对立的框架

今天我主要是来听钱老师讲座以及各位老师回应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不是做鲁迅研究的，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我是1993年读本科的时候第一次听钱老师讲课，当时我们学生之间就有了关于鲁迅是应该进“博物馆”和还是应该“活在当下”这样一些争论。从那以后，钱老师一直是我不仅在学术思想而且作为人生榜样特别尊重的老师。

我想谈的重点不在“鲁迅”，而在“当代中国”。钱老师关于鲁迅的阐释有非常自觉的当下意识，他说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这个“大”也包含了他对当代中国的总体意识。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其实都是他以鲁迅为原点而对当下中国社会做出的学术与思想反应。

钱老师曾说，他跟王富仁老师、王得后老师等人可以称为是“生命学派”，刚才远东老师谈到“经学”还是“史学”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既不是经学，因为鲁迅虽然已经成为经典，是被反复阅读和阐释的对象，但从来不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原则性对象，所以在这点上超越了经学；同时，钱老师做的鲁迅研究也不完全是史学，因为他总是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鲁迅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一种以鲁迅为原点而不断扩大并在现实中延伸的传统。“钱氏鲁迅”与这之前的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以及中国很多学者的鲁迅研究，加起来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为“传统”的东西。怎么界定这个无数人参与的、活在当下的鲁迅，显然已经超出了“经学”或“史学”的范围。

钱老师刚才谈到了他的鲁迅研究的八个面向。他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都会提出对鲁迅新的发现。在《鲁迅与当代中国》这本书里，钱老师也提出了一些关于鲁迅研究的新观点，我最关注的是他提出的“东亚鲁迅”、“鲁迅左翼”和“左翼鲁迅”。与80-90年代相比，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

我认为钱老师有“两个鲁迅”，两个鲁迅之间有张力，也有统一，一个是启蒙的鲁迅，一个是左翼的鲁迅。

钱老师真正的学术开端应该还是从80年代开始的，那时关于鲁迅的阐释主要还是启蒙主义的，强调的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钱老师在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李零的孔子研究，李零老师的书名叫《去圣乃得真孔子》，我觉得钱理群老师在80年代讨论鲁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去圣”的过程，就是从刻板化的革命体制对鲁迅的一些阐释观念和模式里摆脱出来。他提出“回到鲁迅那去”，同时也侧重从个人的、知识分子主体这个角度来阐释鲁迅的“立人”思想，关键词是“独立”、“自由”，立足点是一种很近的“个人”或很大的“人类”。

从90年代后期开始，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这个面向在钱老师那得到越来越深的关注，这也是钱老师所概括的“社会的、阶级的鲁迅”。鲁迅的这个面向在80年代钱老师所阐释的“启蒙者鲁迅”那里是被遮蔽的。为什么在90年代后期钱老师会关注到这个面向？我想更多的是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中贫富两极分化、资本权贵化等问题的思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在阅读的时候注意到，钱老师是在一种扩大的东亚视野里，在跟台湾的学者们和学生们，在和韩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碰撞交流的过程，更加确认了鲁迅身上左翼立场的重要性。

不过这时候钱老师会遇到一个问题，当他从启蒙者鲁迅转向左翼鲁迅的时候，事实上他要做的是一个剥离的过程，就是要从自由主义者鲁迅那里剥离出一个左翼鲁迅的立场，但这容易掉到一种非左即右的对立结构里。所以钱老师刚才在发言里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争，他对双方既有认同又不完全认可，为了选择一个立场和位置，他曾“寝食难安”。我特别能理解钱老师这样一种思考处境。

钱老师一方面从自由主义那剥离出了鲁迅的左翼面向，同时他又想挣脱这个左右之争的框架，所以他进一步的从左翼鲁迅里剥离出了一个更纯粹的作为“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这就是他对鲁迅“四个永远”及“精神界战士”的界定。他在谈启蒙者鲁迅的当代意义时，谈的是“二患交伐”，一是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一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都市文明，这些都是鲁迅自己的概括。钱老师后来又提到“三患”，即革命体制的异化。他在界定这样一个更纯粹的鲁迅左翼或左翼鲁迅的时候，特别强调鲁迅左翼和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要在体制之外、站在平民的立场来界定鲁迅的左翼。实际上这也是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问题。在30年代，知识界在讨论怎样介入社会实践的时候，当时曾讨论“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就是知识分子怎么产生社会影响，所谓“有机”就是要跟社会力量结合。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突出了政党政治实践是最重要的，而且后来的历史实践也表明这可能是诸种路径中最成功的一种。但鲁迅更愿意与革命政党保持一种“同路人”的位置，而不是让体制把知识阶级的独立性消化掉。这是钱老师反复在讲的“两个左翼传统”中“鲁迅左翼”的涵义。

钱老师的这种辨析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打破左右对立的思维框架，超越这个框架来思考问题。今天知识界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对立框架。比如最近还在热议的小说《软埋》，又一次变成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缺少思想深度的争论，好像左派就是支持“文革”的，右派就是支持“改革”的。我们怎样面对复杂的现实，从历史中包括从鲁迅那里，剥离出一种真正的左翼立场和思想自由传统的可能性，钱老师这本书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启发是这一点。

我想再进一步说一下，站在钱老师这个立场上，怎样成为“真的知识阶级”？钱老师关注的鲁迅有内在理路的变化，但是核心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性，以及介入社会的方法。“真的知识阶级”要在政党政治之外保持独立性，可是无论怎样，这个真的知识阶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人”。比如鲁迅是靠写文章、办杂志、讲演还有和青年人的交往来形成他的社会影响，我想钱老师的另一重意义就是他活生生地向我们演示了这个真的知识阶级怎么成为可能。

钱老师这本书其实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说要做一个“桥梁”，把鲁迅的思想普及和扩散到社会上去，所以他写作和思考的对象多是中学生，是青年，还有工人。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钱老师有一种特别强的魅力，他非常投入有热情，并能对鲁迅思想做非常明晰性和条理性的概括，所以讲课的效果其实也跟刚才钱老师说的胡适效果差不多，大家听了以后就会跟着钱老师的思路走。

钱老师的“启蒙者鲁迅”和“左翼鲁迅”之间是有张力的，但最终统一到“立人”。他的思考始终面对的是一些独立的人，用“以心契心”的方式彼此沟通。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强调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特点。正是通过“文学”，人们能够更感性和富于情感地进入鲁迅传统。在我看来这也是钱老师的一种特殊实践方式，使鲁迅成为一个许多人愿意参与其中的滚雪球式的传统。因此，我觉得钱老师的鲁迅研究既不是经学也不是史学，而是一个在原点基础上不断扩大的活传统的社会实践。

钱理群教授

钱理群：我们实际上是按照时代的主流话语进入鲁迅的，期待后辈以其他的路径进入

凤凰文化：各位老师好，我是凤凰网文化频道的记者冯婧。钱老师提到我们有两个左翼的传统，一个毛的一个鲁迅的，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法国知识分子想要回到历史来解释现实问题，那当下其实也是这样，就我们可以看到从五月风暴以后，法国知识分子还是对毛余情未了，但更多是体现成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借尸还魂的附会，我就想知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研究是怎么避免这种困境的？

然后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解读，我也想请钱老师回应一下，在您看来，今天的鲁迅研究者应该怎么看待鲁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鲁迅为经，多大程度上以鲁迅为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忠于他本人的思想，又有多大程度上像您说的是以鲁迅为方法，沿着鲁迅的路走下去呢？谢谢。

钱理群：这么说吧。我要强调一点，我进入鲁迅这种方式，不管是史的方式，经的方式，都带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也有这时代的一些特点，实际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进入，刚才我在陈平原的论述当中就看到另一种可能性。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方式就像贺桂梅总结的那样，我们实际上是按照时代的主流话语进入鲁迅的，先是从科学、民主、人道主义、启蒙进入，然后又从自由、平等、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按照主流意识去解说鲁迅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体现鲁迅跟时代主流的契合和他的引领作用，但显然有很大的弊病。我自己都感觉到，坦白说我始终和鲁迅有点隔阂，所以今天的学生用博物学的，用另外一种语言去研究，在我看来是更贴近鲁迅、周作人的内心的一种方式，从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内心的情感去研究，可能是更加贴近鲁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非常期待。

我为什么大胆、斗胆提一个钱理群鲁迅呢？其实也包含一个含义，希望钱理群鲁迅结束，因为这么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么强烈的个人生命意识，它既是优点同时也可能形成争议。年轻一代再想像我们这样进入，真的是很难的，我们就希望用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今天就在陈平原的发言当中提到，我作为老一代的研究者，我对年轻一代的在鲁迅和周作人的研究上的期待是两条，第一条就你坚守这个鲁迅、周作人的研究，这是我们这一代最主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走出一条和我们不同的一个路，希望那既不是史的也不是经的，而是另外一种方式。

提问：钱老师好，我现在在读高一，我初认识您是在孔庆东先生的书里面，第一次见到您的面孔是在先生鲁迅的纪录片的解说里面，我就是想问一个比较现实也比较肤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高中和大学，我们初识鲁迅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他？

钱理群：这些年，我一直做了很多的工作，今天有中学生来，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跟中学生的对话，请中学生来读鲁迅，我推荐一本书叫《钱理群中学讲鲁迅》给你。我那个时候就介绍了中学生怎么切入鲁迅，我今天讲的八个方向，其实不止，还有比如我讲的作为人之子的鲁迅和作为人之父的鲁迅。我建议中学生用这个地方入手，因为这正契合了你们的生命，处在一个人之子，又想摆脱父的影响的阶段，而且将来你一定是人之父，那么你从人之子、人之父的角度去切进鲁迅，可能是中学生进入鲁迅的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记得我刚讲鲁迅我就说，第一阶段讲父与子的鲁迅，第二阶段讲鲁迅的那些特别好玩的东西，鲁迅作品中的动物，鲁迅作品中的梦想，然后第三个阶段才讲鲁迅的一些更严肃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可以从鲁迅的讲他的童年时代、他回忆他青年、少年时代那些散文，可能你读起来会更亲切，也更容易进入这个世界。

钱理群：鲁迅并未过时，文明、历史在循环

提问：钱老师您好，我在网上读过一个学者的一篇文章，他最后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当我们当代中国，只有不再去考虑鲁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说现代中国建成了，是不是鲁迅是中国的一个阶段化的代表，当中国摆脱这个阶段的时候，鲁迅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呢？谢谢。

钱理群：好，我想从两个层面来回应你的问题。一个方面，鲁迅自己也说过，希望我的作品是速朽的，大家觉得我提的问题到今天还存在，那就是中国的问题没解决，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最初对鲁迅也是这么认为的，今天觉得鲁迅有价值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没进步。但是现在我对鲁迅认识深入以后，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他的东西他很多超越性的思考，有些是未来的因素。我之前总结鲁迅研究中国有三个特点，一个强调进入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第二他进入中国国民性的深处，第三个是他进入人性深处，他对人性那种认识是具有超越性的，因此我觉得鲁迅恐怕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很现实层面，当然你社会进步了，那么他很多命题就已经过时了，但是现在说老实话，我一点没感受到过时，几乎每一点我都觉得是对着现实说的，这个就没进步。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文明、历史在循环，我们不谈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要注意的是他确实有超越性的东西，这两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