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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王小波退稿记


来源:凤凰文化

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

此文写于十年前,一直放在电脑里未曾示人。那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关于王小波的悲情,是文坛之外不明就里的人们虚构出来的,他的作品发表不顺,也不是什么“文学体制”造成,只是凑巧而已。于是有此文。大概写时只求一吐块垒,写完又觉得无甚必要,就收起来了吧。而今重翻时,“王小波”三个字竟有古董之感,反倒觉得不妨给读者看看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记

王小波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逝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它们发表在当时的《读书》、《东方》、《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上。有那么些嗅觉刁钻的家伙,只要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就像猎狗似的搜寻这个名字,逢人便问他的轶事,万一搜到他的文字—譬如鄙人,常常是在图书馆—就会满脸傻笑举起杂志箭步蹿到椅子前,先是光速看完,然后蚁速重读,边读边从喉咙里发出憋不住的“咯咯”之声,全然不顾周遭人等“你有病吧”的鄙弃眼神。倘若遇到同好,那脸上的微笑可就高雅多了:诡秘、暧昧、莫逆,悄声唧咕一番,互告此君新作行踪,微微点头,再向图书馆或报刊亭迤迤而去。 

其实谈王小波用不着跟地下党似的—他又不是被禁作家。当年贾平凹的《废都》被禁时,同宿舍议论吵嚷的声音还不照样快把屋顶掀翻了?诡秘完全是出于下意识,隐含着某种对开心宝藏悄悄品咂的欲望。似乎它是一件天外飞来之物,如果大肆声张,它就倏地飞走了。我们可不想这么快让它飞走。哎呀,从没有哪个中国作家让我们这么开怀大笑过,笑完,静下来,感到有种力量悄悄潜入了内心。曾经觉得王朔挺逗的,可是和王小波比起来,他顶多就是一撒娇不停、肩膀柔嫩、需要呵护的小玩闹。王小波不同。这位仁兄肩膀宽,有担待,虽是满脸坏笑,却是内心温醇,天地动摇不改英雄本色。我们猜,大概是因为他害怕过于受人尊敬,才那么不正经的。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初见的场景已多次对人讲过,在此不赘。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掏啊掏,掏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 “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才注意到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事。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宗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真是不习惯。瞧《黄金时代》的开头:“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直白、粗鲁,却又饶舌,学者范儿,貌似“文革”期间小流氓泡妞的故事,却不能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相反,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得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但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哦。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告诉我。 

但是,读完这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好坏,我已有了另外的看法。非常奇怪,外国小说没给过我这么强的刺激。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我会给你们带来从未见过的牛×作者,牛×小说,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家杂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派文学重镇,由于历史原因,一九九〇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一九九六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品,不设限制。我于是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答曰:有一堆压箱底的, 你有时间过来拿吧。一九九六年还没有普遍的互联网,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开始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在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这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计有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柜,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他刚看完港台版的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地1997 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第一版),对其中的“轻逸”和“繁复”之说深有体会,至于小说“迅速”、“确切”和“易见”的特质,他也心有戚戚:“卡尔维诺的意思是:这五种品质应该同时存在于一部小说中,而不是单独分散在不同的小说里。”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就够呛。”我说先看看吧,万一头儿也喜欢,开个特例也说不定。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 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急得我先生在一旁百爪挠心,坐立不安。他是我文学趣味的同谋,只要他在某处发现了王二的文章,必给我通风报信,或是念给我听。这回是我看完一章,就给他一章,他那边也传染病似的笑将起来。话说李卫公发明了开平方根机,却没人买他的专利,最后只好卖给皇帝老儿用来打仗杀人。战场上,该机器摇出来的全是无理数,谁都不知道怎么躲。兵士们有的死在根号2 下,有的死在根号3 下,无不脑浆迸裂……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就为了发那些偷情过日子钩心斗角的无聊故事吗?不可以,不可以!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变成现实。 

上班后,先给我更加热爱的作家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我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我心凉了半截。“《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是月刊,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 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吞吞吐吐的电话: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这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也没戏了吧?我: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戏吧。他:怎讲?我: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三万字?我: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发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腹腔:“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拿掉了王二那条现实线,反复回旋的交响乐一样的结构不见了,成了一个李靖红拂的精悍故事,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刊发的好消息。而他的原稿被我贪污,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因为××的小说里讲了个关于牙签和避孕套的黄色笑话,便斥本刊为格调低下,警告以后发表的小说里不许再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的思想倾向。“不许,是怎么个不许呢?”我暗忖。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许”,也知道了执行主编若不妥协,更将无所作为,这本杂志也将重回一九九〇年的模样。但这是后话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那个下午,我只期待主编的冒险。但她说道:“这个《红拂夜奔》,没有性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挑衅性的思想,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她求助似的望着我,我望着半地下室的窗外。地面上行人的小腿匆匆摆动,随地吐痰之声此起彼伏。我感到胸闷。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我绝望地不知趣起来。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的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同命鸟。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永远带着女孩神情的美丽女人,一直与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让我明白何谓“韧”,何谓“妥协”,何谓不能“妥协”的“底线”。如果你不让我发表自己主张和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也不发表我毕生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底线。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两个在底线边缘挣扎的文学编辑,默默地合伙宣判《红拂夜奔》压缩版在本刊物的死刑。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 在我的蛊惑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在肢解的时候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能与他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我又去了他家,说是取稿。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俺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我的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这不能说那不能提的,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 

“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杂志刚挨了批, 因为牙签和避孕套什么的……”我大体说了几句。 

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了极大的荒诞的那种笑。 

“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 

“没什么的。”他说。神情淡然。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除了《万寿寺》的第七章被同意留用,其余都被退了回来。同性恋题材是不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万寿寺》的文体实验太极端了。嗯,不过第七章挺有诗意,作为对作者的鼓励,留下吧。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本刊“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五月十三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 

二〇〇三年一月

(本文作者李静,文载2014年5月号《书城》杂志)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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