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中华民族应清除掉自身潴留的西方有害激素

人类正在进行三百年来首次世界格局巨变，这是全人类的“文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以何种身份加入此次变革？如何在激烈冲突的今天，将对话的精神传达给他者？ 如何力挽人类之巢即覆之狂澜？如何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的和谐发展？2017年3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讲座，对这些问题一一道来。

以下是许嘉璐教授演讲全文：

这几年出现了久盼才来的文化热、“国学”热，各族人民的“怀旧”和渴望，人文、社会、哲学等专业学者的灯下伏案，、党和政府的不断支持提倡，是正在兴起这一热潮的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的三大支柱。面对这一情况，我国人文、社会、哲学等学科应该如何回应之？

横观世界，欧、美、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反思，不时地回顾由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留下的遗产和缺陷，对“现代”发出质疑，审慎而严厉地批判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希腊·罗马文化区域）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种种恶疾。这些声音，无意中与中国文化的动向发生了共振，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胸怀和方法去审视世界大势，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现状？又如何与世界人民联手，共同应对人类深陷的种种危机？

世界正在发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巨变。宣告必然、必须要发生这一巨变的，是遍布于全球的、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机（或曰“风险”）。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的可能性、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的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未来的路在哪里？中东的乱局、欧洲的“难民潮”、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分裂”……不过是事情的表象、危机的序幕。人类身陷其中的种种风险，通常容易被人割裂开来，分别关注；有的人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又时而指责诅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学专业的局限，也因为在相关报导和分析的论著中充斥着专业术语和“行话”，妨碍了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关注。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被一片濛濛灰雾覆盖下的人们中，有人逐渐警觉，有人发出告诫，有人苦思对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戏，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险后果。这时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社会如《庄子·逍遥游》里面的巨鲲，化而为鹏，“怒（鼓足力量）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俯瞰下界，究其濛濛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寻人之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本应具足的和谐共生之路。应该由谁负起这付重担？学人、政府、民众，不分学科专业、部门高低、城乡差别，都应以清醒的头脑、明察的眼睛，坚强的双肩，勇敢地担当起来，由所有民族共担重任。

社会是复杂的、层次式的。政府综合国内外情况、吸收专家意见，领导全社会力挽狂澜。学界的责任在于率先透过现象捕捉本质，向上建言于政府，向下达至全民，究其缘由，揭示人心，鞭挞邪恶，探寻出路。我所谓的学界，并不单指人文、社会、哲学学科，也包括了自然学科和技术领域，因为人的主观情况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多样化，绝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学科一支孤军即能探究的。至于广大民众，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主人、主体，既应该受到公平和尽可能的保护，也应该成为化解危机的主力。单从这一角度说，民众也应该得到良好的、真正科学的熏陶和教育，成为对世界走向保持清醒头脑的巨大群体。

明摆在世人眼前的世界性危机，是自人类脱离了采摘狩猎和农耕，进入工业化，生产率千百倍地提高，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提高了千百倍而造成的。农场主或贵族转营工业的收益因此而节节提升，于是，生产率—资源—利润空前紧密的关联就此开始。工业化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技术和科学又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于是社会迅速前奔。工业产品需要更为广大的市场，生产资料需要无限的供应地，这就是出现“殖民运动”的实际推动力。伴随着“殖民运动”，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论证工业社会符合“理性”、科学成果的绝对性、欧洲文化中心论、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论著，学术派别也迭出而炫目。人们或被迫，或甘愿紧随其后，去接受上帝的代言人前来传播天上之国的福音。

随着现代枪炮、老式毒品、工业产品滚滚而来的，是当年摆脱了《创世纪》思路的全新观念。“上帝已死”？不，他还活着！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心之深处仍然潜藏着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哲学，“文艺复兴”把人格神请下了宝座，却同时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艳羡和崇拜、带着旧神之灵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发展越来越快的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艺复兴”乃以希伯来—希腊·罗马混血之躯壳，“兴”起“新世界”之神，而对纪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纪的黑暗并没有从根子上予以否定。

自人类成为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群体之间）只有三种方式：隔绝、对抗、对话。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关系从不会是纯一的隔绝、对抗或对话，而是以其中一种方式为主，其余二者为辅。远征、“发现”新大陆、踏上“东印度”，是人类从以隔离为主转为以对抗为主的标志性实践，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则是对抗阶段的巅峰。“物极必反”，先进武器、血腥屠戮都产生在基督徒集中地区，即秉持“工业化社会”极力向蒙昧、野蛮地区和国家推广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精神原则的世界中心，亦即现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历史中心环”里。这个“环”即过去人们常常说的“西方列强”，他们自认为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地区（“非西方”）的“主人”。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意、法、英等欧洲国家，经两次大战，大英帝国元气大伤，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坚。美国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实质仍在于其制度本源，在其工业化—资本化—金融化—自由化的路上，径直地把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还可以再加上“人权”）的中心引上了悬崖。众所周知，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简言之就是市场拒绝政府的规划、干预、约束，一切随市场之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独霸，“自由化”愈加“自由”，号称“新自由主义”，凭借其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实力和地位，集老殖民者给其所侵略地区制定的“规则”之大成，通过废除金本位、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给全世界制定了规则，再加上为保护这一新型殖民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揽子指针，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秩序”。

若仅“就事论事”看，也就是把当前世界情势从历史和环境中单摘出去分析，美国在西欧的参与下，的确推出了“新”秩序；但如果把表象翻过去看，露出来的不过是老殖民主义穿上了新衣，其内核仍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机械论、终结论，绝对论、宿命论之类已多次被历史否定了的“原则”（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范式”）。“世界秩序”，实际就是用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套规则强行推到全世界而已，无论是所谓新兴国家（大多为前殖民地），还是“西方”内部美国之外的国家，无一幸免。

“世界秩序”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基辛格以这个词语为其新书命名（《World Order》）。他在书的“序言”中说：“该体系（案，指规则、秩序）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甚至直率地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声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从“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个短暂的距离就是踏着“世界秩序奏鸣曲”走过的；指挥和演员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他们身后的政客。

何为“秩序”？我们引进词源学的一点例证对于弄清楚其实质似乎不无益处。《说文》上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也从“禾”，以之释“秩”，原指收割后的禾粟储存的形态；此犹《庄子》所说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积”都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事物本有的（“秩”中之“禾”易之以“巾”而成“帙”字，表示书策之次第，取意相同）。“序”所指的“东西墙”，乃谓古人室前阶上之“堂”左右两边的墙（堂无顶，坐北朝南，南边无墙），“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尊卑安排坐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就也有了次第之义。这个次第是由民俗演变而成为礼仪的，创立者不知谁何，换言之，是公认的。由此可见，汉语的“秩序”涵蕴着物随其自然、人循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汉语的“秩序”和英语的Order对译，而Order除了规则、程序这类意思外，还有“命令”之义，例如Order in council，既可译为政务令，也可译为枢密令。中英词义上的这种微别，是否可以引发这样的思考——“世界秩序”，在中国的古今语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国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认的彼此相处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World order则隐含着（甚或是在暗示着）由某国或某集团制定并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命令”各国必须遵守、不得违规的意思。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引用了1839年美国政府探险远征队John O’Sullivan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基辛格概括了该文中的意旨：

“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John O’Sullivan生活于美国雄心已勃勃但尚未称霸之时，一个多世纪后，小布什在发动侵略中东的战争之后，“口误”地声称这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今古相映，不管二人是否真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选民”的身份是否已从犹太民族转到美国基督新教教徒那里？其自诩为有资格为全球制定“秩序”、统辖整个人类的至高无上的观念，已经了然如指。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骏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和规划，早在1947年制定的“关贸总协定”已经奠定了基础，但在“冷战”和众多殖民地尚未独立时期只能实现“半球化”，或者可改称为“西方一体化”。直到1991成立了WTO（“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飞快地实现了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