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忆杨绛：等待回家的日子，她一直做着喜欢的事

编者按：2016年5月25日，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逝世。在她去世的半年之后，一本名为《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的回忆纪念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选收文章46篇，近30万字，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与杨绛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也生动地反映了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个别文章更是首次披露了她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全部经过。书中所选文章皆为首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凤凰文化摘选了著名编剧王海鸰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以缅先生。文章原题为《私人交往》，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200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杨绛先生打来电话，说我的书她看了，不喜欢《新结婚时代》中主人公作弊情节，能改一下就好了。在她说怎么改时我一手将话筒贴紧耳郭，一手到处摸笔，同时脑子里还想：送书时特地跟她说过不必费精力看的，除《大校的女儿》其他书我并不满意，都送去只为向她作个汇报……电话那头她说“怎么改”，语速颇快略带兴奋。我保证她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到了，但就是不记得了。紧张会让人分神。在敬重的人面前我的首要反应永远是紧张，还有拘谨。说完了我的书后她说，她刚出了本书想送我，让我说下邮寄地址。

很快收到老人96岁新作《走到人生边上》。翻开扉页，无字。取出老人附赠近照看背面，无字。再把书翻到188页上，有字。老人电话中说188页韩侂胄的“侂”错印成“佗”，她用笔改了。我到底拥有了未经任何机器处理过的她的字。这本书连同邮寄书的信封被我仔细收起。信封老人亲笔书写，称我“王海鸰同志”。

电话中她也这样称我。我们第一次通话在2006年年末。

2006年11月16日第七次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和文联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据说有三千多人。会结束前我来到会场外，心情紧张地等待着，要找到“中直”代表团，还要留意我所在解放军代表团，要求会议结束集体乘车离开。

之前在“中直”代表团名单里看到了“杨绛”二字。老人来参加这么喧闹的活动肯定是碍于情面，顶多出席个开幕式，这可能是我见到她的唯一机会。没指望相认，只想看一眼真人。包里提前装好1980年购于山东长岛的《围城》和2004年购于北京的《我们仨》，祈望得到签字。但当我逆着拥出会场人流挤到高举“中直”木牌小伙子面前问杨绛先生在哪里时，回说“没来”。那一瞬我的情绪肯定溢于言表了，小伙子说我告诉你她的电话吧。

电话拨通后，接电话的人问我是哪位。我是哪位？名字只对认识你、知道你的人有意义——绝不能说自己写过什么，免双方尴尬——先报上单位、职务，使名字不那么光秃秃的。接电话的人让我稍等。不一会儿，杨绛先生来接电话。她说：王海鸰同志吗？我看过你的书，但没看过你的电视剧，听力不好。我家阿姨喜欢，刚才是她接的电话。

我有些错乱了。错乱中我说：我的那些东西比您和钱锺书先生差太远，根本不能比。我目前还要为赚钱写作，不能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做不到超脱。老人听完后说：钱上我可以帮你。记不得当时除一连串的“不”我还说了什么，但牢牢记住了当时的感受：芒刺在背。

这成了化不掉的鲠。事后专门给老人写信文字说明：“我那不过是人的贪心罢了，要说钱，我早够用了，足够足够了。”

当时自己都没能厘清的一个事实是：把二者差距归咎于“钱”，如同俗人说自己没成为伟人是不想、不屑一个套路，不老实且愚蠢。他们学养深厚，我实际教育程度初中一年级。他们天赋异禀，我不过小感觉小聪明。

委屈是有的。这样空前绝后、大动干戈、千山万水的追寻，难道为了求“扶贫”？但每作此想就内疚就替老人辩解：虽说我也步入老年，毕竟小她四十一岁。电视剧于她是新生行当，她不知道写电视剧本挣钱很多。也算是一种代沟。

杨绛先生

那之后十个月过去了，其间妹妹患淋巴癌由济南来京治疗、儿子高考。待妹妹痊愈回家儿子高考结束，国庆节前的一天晚饭后，我和儿子骑车去了三里河南沙沟。带上《围城》《我们仨》，带上我的书，带上一把小巧的宜兴紫砂壶，还带上了提前写好的信，我不确定能否同杨先生见面。

那天没打电话说要去。钱锺书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杨绛说过：“我虽然闭门谢客，亲近的戚友和许许多多小辈们，随时可以冲进门来。他们来，我当然高兴，但我的清闲就保不住了。”

心在想见她、不想打搅她、不想她为难、不想被拒绝中反复纠结，及至来到三里河南沙沟6号楼2单元门口，我和儿子商定，不求见。信上为此已提前写好：“我儿子办事路过您处，让他把我的书及一个节日小礼物带给您。”把东西送到南门收发室，打电话请杨家阿姨去取，一身轻松心无挂碍在“环境优美”（《我们仨》语）的三里河南沙沟院里流连。儿子用脚使劲踩着6号楼2单元门口地面，若有所思：“钱锺书就从这里走过？”又仰脸望着三层的窗口，若有所思：“希望杨绛活很久，我把我的书送来。”18岁少年志向很多，写作是其中的一个。

那年杨先生96，后来97、98、99……103岁时出版新书《洗澡之后》。老人视死如归，在等待回家的日子里，一直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我欣慰之余暗忖，儿子许下的愿有可能实现。

2016年5月25日，中午散步时儿子微信转来新闻，题目“杨绛先生今日凌晨去世，享年105岁”。我回：“祝团聚。”

2006到2016十年，我极少打搅先生，小心翼翼保持与她的距离，好比爱极了一样东西不敢轻易触碰。她的书在我这里，她的人在她书里，她有我的书并且是读了的，如此交往已弥足珍贵。每年她生日那天各路官媒、自媒都会有她的消息：她很好，不需要探望，帮她吃一碗面就好。年复一年，我习惯了她的存在，习惯了只要她在，在三里河南沙沟6号楼2单元6室“我们仨”的寓所里，读书，写字，“打扫现场”。

突然她不在了，我一点心理准备没有。人们的自发怀念通过各种渠道铺天盖地，纷攘中我越发孤单，一颗心恓恓惶惶没着没落。

我搜索有关先生消息。意外听到她2011年的一段录音：“钱锺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他首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用来做做学问。”平静的声音饱含对钱锺书的痛惜。

先生深谙人生。“代沟”是由于我的自以为是。如能早听到这段话我不仅不会“委屈”反要奢想：您提出在钱上帮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对我的认可，哪怕是，一点点？

永远没机会问了。

6月5日上午，杨绛先生遗嘱执行人吴学昭女士打来电话，说先生那里有我写的两封信，说先生生前对所有写给她的信件，凡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的、很亲密的信，大都进行了销毁；对未及处理的亲友来信，要求在征得本人意见后，或退还本人或销毁或封存。屏息静气听完后我说，如果销毁的话就退给我，如果封存就不必退了。心是暖的：十年前留下的电话号码，写去的信，先生都给予了留存。吴女士提醒我，我有封信里谈到了王朔，我当即说没关系的。事后察觉欠妥，找出信的底稿发给王朔并说明缘由，不能有悖先生为人行事准则：尊重，严谨。

谈完关于信件处理，吴女士告诉我，杨绛先生把我列为了她的可以联系的可信好友——没有想到，不可能想到——我万分激动地插话：“您的意思是让我保持沉默不要乱说，是吗？”语气是：我明白，我理解，我会的。2013年一家拍卖公司宣布拍卖钱锺书、杨绛私人书信，杨绛先生维权时质问：“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这也是我的价值观，一向恪守谨遵。待我插完了话，吴女士方得解释：“是这样的，有出版社曾和杨绛先生聊过，希望在先生身后出版纪念先生的书。先生当时未置可否，后来交代说：如果将来出版社一定要出个什么集子，总还是要请可信的好友来写。”

无以遣怀的感情终可化作文字，恓恓惶惶的心在文字中安宁。

王海鸰，著名作家、总政话剧团编剧，代表作有《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大校的女儿》等，都带来收视热点和社会的共鸣，有“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