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最后十年的所有作品都与《性史》计划有关？

1984年米歇尔•福柯在57岁的时候逝世，留下了诸多未完成的工作。在去世之前，他仍在继续《性史》系列的研究，《性史》第四卷因为他的去世未能完成，围绕这个主题福柯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文章和讲稿。

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是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政治理论与地理学教授，《福柯的最后十年》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埃尔登细致地整理了福柯生命最后十年的著作，尤其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连同档案材料和已经出版的作品，为研究福柯晚期思想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斯图亚特•埃尔登:《福柯的最后十年》，2016年4月。

访谈中尤金•沃特斯（Eugene Wolters）简称EW，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简称SE。

EW：是什么驱使你研究福柯生命中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注：1974-1984)

SE：很多原因。首先我们有很多这一时期的资料，尤其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陆续出版。我想需要一本书将这所有课程纳入福柯作品的研究中，用它暗示并指明这些课程中各式各样断裂的细节之间的联系，同时去讨论各种新的材料和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的最后十年》可以被视作讲座课程的指南，将它们与已出版的著作、文章、访谈，以及未出版的材料一同看待，同时尽量尊重这些不同形式材料之间的差异。

另外这本书探讨了福柯生涯中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计划——性史，这项计划始于1960年代，在1970年代中期成为福柯工作的核心。与这一计划相关的材料在1974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他的讲座中，1976年福柯发表《性史》第一卷并勾勒出其他五卷的写作计划（同时还谈到关于权力与真理会单独出一卷）。但这些都没有出版，后续至1984年所出的两卷的讨论却使用了与之前极为不同的材料，无论是在内容或是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上。第四卷在福柯1984年6月去世的时候几乎完成。我在书中优先使用的是讲座课程，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福柯的研究计划会随时间而改变

最后，我想要打破一种流行于英语世界尤其是在晚期福柯思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福柯的思想在70年代末80年代早期发生了转向，开始转向古代、主体、真理与伦理。我在书中试图展示福柯所关心问题的强力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他在1974年到1984年期间的所有作品都与《性史》计划有关。

EW：福柯《性史》系列的最初计划被大幅改动，那什么样的问题和研究被从中删除了呢？

SE：正如我说，1976年承诺的计划没有一卷出版。它们涵盖了性的多个构成主体——性变态、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妇人和马尔萨斯式的夫妇。这些内容在之后的讲座课程中均有讨论，但当我们将已出版的《性史》第一卷与课程做对比时，我们便会发现许多材料在一开始并没有展示给听众，因此我假定如果这些书都能出版的话，一定会包含更多不同的材料。诸多报道说这些书中一部分已经完成，尽管与之相关的材料档案并没有公开。

第二卷原计划在第一卷的基础上讨论中世纪末教徒的忏悔。在1975年的讲座《不正常的人》中有这部著作的线索。忏悔是联系《性史》系列早期计划和福柯死前致力于完成的版本之间的线索。缺失的第四卷在1984年几乎完成，其主题也是关于忏悔，但是所讨论的却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围绕着早期几位教父如奥古斯丁、德尔图良、卡西安等展开。

我在《福柯的最后十年》中试图展示，福柯意识到自己在1975-76年关于忏悔所做出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因此接下来的许多工作其实是要将原来的计划重新设置在一个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他至少写出了原来计划中的一部分，虽然被认为已经销毁，但至少还会有部分留存。福柯在1980年左右完成了关于忏悔的新的版本，部分也已经发表，一些观点也在讲座中被用到。整本书总有一天会出版，但对于研究者来说目前还是不可得。

福柯认为这本书的导言——论早期教徒与忏悔——关于古代异教徒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因此他决定重新仔细研究这段时期，后者构成了他1981年之前讲座课程和写作的重要内容，因此这本关于忏悔的书推倒了之前的计划，随之而来的是一本关于古代的著作，这本著作一分为二导致关于忏悔的书成了原计划的第四卷。这是《福柯的最后十年》一书想要详细讲述的故事的压缩版，除了给福柯《性史》计划改变一个说法外，我还会根据目前已有的线索讨论未出版未完成的那卷。

EW：福柯档案中剩下的部分何时会公开？

SE：简单来说，我也不知道。最新的材料有110盒，包括37,000页材料。目前有40盒已经编目，我研究了其中的30盒。这40盒材料只是最近才可用，《福柯的最后十年》并未使用这些材料，《福柯：权力的诞生》一书使用了它们。

这些条目并不完整并多有遗失。我相信目前亟需研究者仔细检查这些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中到底有什么做出准确评估。这是解决其中什么能够出版的最关键一步。根据伽利玛出版社近期对福柯全集收集的说明——一套两卷本的福柯主要作品进入颇具声望的七星文库——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草稿对于书籍意味着什么，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甚至还有从1960年或者很可能1950年以来的讲座课程。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之前的讲座已经纳入出版计划，尽管据我所知这些讲座并没有录音，像法兰西学院的前两次课程，所出版的只是他的笔记，而不是他所说的草稿。《性史》第四卷也会随之而来，但很有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出版。至于其他材料处于什么地位，我并不清楚。当然可以明确的是这很明显违背了福柯“死后不要出版”的遗愿。

米歇尔•福柯

EW：福柯最后十年的著作是如何偏离早期作品如《疯癫与文明》的？

SE：好吧，《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疯癫史》英译缩写本的题目，所依据的是福柯自己为法语口袋书系列所编辑的版本。英译全本已经有了，我认为读这个版本才能理解福柯晚期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体现在早期作品中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福柯的作品一直没有什么新意，他的作品确实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最明显的地方在于他描述自己理论取向变化的语言，举例来说，权力及围绕它的一些词汇，再或者说构成他晚期作品核心原则的真理与主体性的关系。福柯很明确地指出这些词汇将他长期关注的问题带到了前台。相比于简单地将知识-权力作为关注核心，我认为前者似乎是对福柯作品更为合理的阅读。此外，我将考古学与谱系学视作互补的研究方法，后者的发展用于解决前者发现的问题，而不是互相取代。在1974年《精神病学的权力》的课程中福柯用新的概念工具重新审查了自己《疯癫史》的材料，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所关注的社会医学问题在1970年代中期的讲座与合作研究中重新被细致对待。

在其他的课程与写作中，福柯审查的材料不断变化，涉及广泛的历史时期，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又细致对待古代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讲座课程中的内容在这一时期再次被讨论。最令人兴奋的是他1970-71年的课程《求知意志》中关于古希腊的讨论。

我在《福柯的最后十年》和另一本将在2017年出版的研究《福柯：权力的诞生》中所要处理的是福柯作品中非常独立的两个时期，即1974-84年和1969-74年。我希望能够及时转向更早时期的研究，如60年代或者50年代。因为可用的材料一直支撑我向后期努力工作，而60年代以来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并不多，除了福柯自己出版的作品。但随着法兰西学院之前的讲座在未来几年的出版，这一局面将会发生改变。

EW：现在仍然有许多福柯的作品未被译成英文，你今后希望看到哪些作品被翻译过来？

SE：实际上，并没有很多还未翻译。讲座课程随法语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过来，这其中格林厄姆•波切尔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些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即将到来，它们已经在制作中了。另外福柯死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在其他地方的课程，或者讲座、访谈的合集要么已被翻译，要么已在合同中。所有福柯授权的书，除了早期的作品《精神病与人格》外都已经有英文，甚至是他与阿莱特•法尔热合作的《混乱的家庭》近期也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福柯对《精神病与人格》这部著作不甚满意，做了大量修订更改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后者已经有英译本。但我认为福柯早期的一些作品有必要重新翻译，尤其是《规训与惩罚》，值得重新仔细检查一下。近期法国在做福柯全集的收集出版工作，它提供了对这些文本仔细修订的机会。

英语翻译中两个大的不足在于福柯的短篇作品和他的合作计划，四卷本的法语文集《言与文》（或翻译成《言论与写作集》）按年代辑录了福柯的短篇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从其他语言译回法语的。英语主要的作品都很短，并且是按照主题编排，因此在法语文集中仍然有许多文本是英语世界所没有的，但翻译它们对于出版商来说将会是个挑战。原因在于大部分主要的文本都已经存在，因此一部文集将要么是复制已有的翻译，要么是只涵盖一个片面的范围。我已经和几个出版商讨论过，任务将会非常艰难，无论是在翻译范围的选择上，还是在版权的问题上。

我想过一段时间，认为福柯合作过的一些作品同样值得强调，包括他合作的一些较为激进的作品、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或者其他相关的计划。他与监狱情报小组合作的作品将很快会有英译本，这是非常重要而值得的，尽管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福柯与监狱情报小组合作的作品我会在《福柯：权力的诞生》一书中有所讨论。此外，福柯与加塔利的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CERFI）也有合作。最后是福柯自己的研讨会，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出版，但仍有很多经常只是报告的形式，不过它们都在难以寻找的地方，档案中可能会有更多，尤其是在诺曼底的当代出版记忆中心（IMEC）。

EW：你一度写到，福柯试图与他的学生创立一个“合作研讨班”，这之后呢？

SE：有许多这样的尝试。福柯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后，他将自己的教学任务分为讲座课程和研讨会两部分。课程现在已经公开。他在1980年放弃了研讨会，每年更多地投入到讲座课程上，一直到他去世。相对来说，我们对研讨会上发生的事情所知寥寥，对于每年的讲课，福柯都会有一个简明的“课程总结”，但并不会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其中有些已经丢失或者残缺。据说有一部分研讨会有录音，但档案似乎并没有可用的拷贝。

第一个重要的发表是《我，皮埃尔•里维耶》，一个19世纪农民的回忆录，他杀害了他的家人，并吸引了来自法律、精神病学与医学专家的关注，福柯和他的同事评论了这一事件。这是他们在合作研究中发现的一个案例，并成为接下来几年研讨会的焦点。他的一个合作者让-皮埃尔•皮特发表了其他几个案例的分析，福柯在几年后“不正常的人”的课程中同样讨论了这些案例。

此后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会上还讨论了医院建筑、社会医学、危险的观念、精神疾病、治安科学、司法思想和自由主义等，这些主题的痕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一些出现在福柯的讲座、公开发表上，还有一些出现在合作的研究报告或书中。我在《福柯的最后十年》和《福柯：权力的诞生》中讨论了相关的内容，尽管令人很遗憾的是这些资源都是不完整的。

福柯在其他地方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也建立过诸多研究讨论会。最重要的两次分别是1981年在鲁汶和1983年在伯克利。鲁汶大学研讨会的论文和课程以《Wrong-Doing, Truth-Telling》为题出版，但书中其实并没有福柯所写的文章。伯克利的研讨会与《论真理》的讲座并行，关于这个我们拥有一个未授权的草稿《Fearless Speech》出版，更为准确的法语评述版最近也已经出现。

伯克利的研讨会想要考察20世纪早期的治理机制，所计划研究的国家有四个——法国、意大利、美国和苏联。福柯负责法国，伯克利的学生负责剩下的三个。他们开了几次会议，但整个研究计划由于福柯的生病与去世几乎没有展开。他本应于1984年返回伯克利继续工作，显然这不可能发生了，但是这些学生继续了他们杰出的学术生涯，也确实出版了几本与具体国家相关的书籍。我与研讨会中的一些人员有过交流，并在《福柯的最后十年》一书结尾章节讨论了相关的问题。

“我在书中试图展示福柯所关心问题的强力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他在1974年到1984年期间的所有作品都与《性史》计划有关。”

EW：你提到《精神病与人格》这本书，福柯为什么否认这本著作？

SE：这本书出版于1954年，当时福柯20多岁。无论是在论证上还是风格上本书都异于他之后的作品。它写就于福柯细致展开疯癫史研究的工作之前，考虑到它们论题相似，福柯否定之前的工作也并非不可理解。就我的理解而言，他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并没成功，于是倾向于重写。书的第二部分完全是重写，第一部分则做了大量修改并改题目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两本书的比较我们可以在詹姆斯•伯诺尔（James Bernauer）关于福柯的书中看到。未来我也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作为福柯50年代到60年代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EW：你提到福柯在《不正常的人》中将精神病学定位于现代种族主义的起源之中，你能进一步阐述二者的关联吗？

SE：这是福柯在解释精神病学中反常与不规则的分类起源时所做的评论，通过事物之间正常与反常的区分得以确立。正常行为或人格以一种负面的形式定义，但不是“不正常”。福柯认为这与现代种族主义颇有类似之处，后者基于生物学的考虑而非古老的种族战争，尽管它们的观念中有相同的要素——“我们与他们不同”。现代的差异则基于科学与计算，它与优生学、基因相连形成了一套纯化与正常化的话语。在《不正常的人》中福柯并没有过多涉及这一主题，但在接下来的课程《必须保卫社会》中则将其作为分析的焦点并在《性史》的第一卷进一步展开。福柯预期《性史》中将有一卷以《人口与种族》为题，我相信这将会阐明福柯所关心的问题。但是《人口与种族》是原计划推出的第六卷，而且我不认为福柯会有更长足的阐释分析。因此，这是他著作中令人沮丧的断裂。

EW：你如何理解近期一些试图给福柯贴上新自由主义支持者标签的言论？

SE：说实话，并不太赞同。福柯肯定不是无可指责的，比如当我研究领土问题的时候发现他的分析问题很多，但那些认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持有同情态度的作品存在更多缺陷。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漏掉了福柯在讲座课程中所持续关心的问题，后者可以在之前与之后的课程中看到（即《安全、领土与人口》与《对活人的治理》两次课程）。

福柯一如既往地想要去理解特定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内部工作。他并不是扮演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正如他并不是国家理性或早期教父的支持者。（相反，我认为给予福柯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优先地位同样也是有问题的。）有一些学者为了维护二者假定的联系，对历史记录进行很明显地虚假操作。其他致力于此问题的学者如迈克尔•伯兰特至少值得重视和参与，剩下那些没有足够学术严肃程度的工作将不会有所回报。

补充一点，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就我所知，对这一时期的关注并没有揭露出更多新的能够阐释这一话题的档案材料。在所谓的揭露或是对材料的重读（或者误读）之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课程已经放置十多年，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所包含的内容要远多于课程编辑Michel Sennelart对涉及自由主义的未出版草稿的简单讨论，关于这个主题仍然有研讨会或其他的材料，可做的仍然有很多，但是它需要更加细致而耐心的工作去发掘一些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福柯的政治行动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地洞察他的政治目标和从属关系的机会。

EW：你对福柯的主要批评和关注在哪里？

SE：我可以肯定人们会认为我所写的两本著作毫无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因为批判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用我所能提供的所有细节去重建福柯所想做的，并解释为何他的工作会陷入困境。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在《性史》第一卷中围绕着忏悔所带来的历史性误导。他承认最初对于古代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并因此重新加工了材料。

因此许多对福柯作品的批评来自他自己，在这些书中我感兴趣的是追踪不断变化的观点和福柯言说它们的方式。更宽泛地讲，我提到了领土的问题。在我自己关于领土的研究中我至多会声称福柯关于领土的历史所说的带有误导性，甚至是常常带有明确的错误，尽管如此他在我讲述的故事中仍然至关重要。更进一步说，我并不完全同意福柯对哲学史上人物的解说，也认为他所呈现的中世纪是片面的等等，但正如我之前被问到时所说——福柯永远非常有趣并且发人深思，尽管有时他是错的。我认为他错的时候要远比大多数人对的时候更为有趣。

我从福柯那里学到最多的是他提问与质询的方式，我认为他的政治行动主义和对当代问题的积极参与未受到正确的赏识，这也正是我在《福柯：权力的诞生》中想要极力证明的。很难理解他如何把行动主义与学术工作结合到了一起，通过研究他的笔记，我看到福柯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我对福柯是如何为我们所用的关注要远多于关注他自身。如果说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些什么的话，那一定是历史与概念工作是如此的缓慢、艰难而费力。来自他著作的诸多术语——生命政治、治理术、主体技术——带有明确而特殊的历史、地理色彩。因此小心地处理与福柯质疑的主题相关的历史工作常常会揭示出与他著作之间的差异，但这显然要比不加批判地将其移植到不同的时空更为真实地接近福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