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杨绛今晨逝世 “我们仨”终成绝响

凤凰文化讯 据人民日报李舫、发改委周南等多方消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十分逝世，终年105岁。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不仅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还与因与文史大家钱钟书的美好婚姻而备受艳羡。钱钟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名门闺秀：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都白活

杨绛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最贤的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才的女：与钱钟书“势均力敌”的大家

才女杨绛

难得的是，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止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杨绛和钱钟书，有着世间罕有的“势均力敌”的爱情。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又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洗澡》

本书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女士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书情节生动，文笔简练，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实的思想壮志。本书语言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是一本了解解放后知识份子的思想感情读物。《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干校六记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 年11 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已在一个月前自杀。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文革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

第三记是“学圃记闲”。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

第四记是“小趋记情”。“小趋”是一头黄色的小母狗，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钱钟书说，那狗也许“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杨绛则认为，“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人与狗的境况何其相似？

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三次冒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钟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钟书的宿舍门口，钱钟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杨绛这种“私奔”，当中包含了多少情意？这种情意用平常的语调道出，也就更见深厚了。

第六记是“误传之妄”。一次钱钟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记述作者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与其妻芸娘的鳒鲽情深，其中《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两章，均为世人乐道。钱钟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如何以小点缀反映大背景，以小穿插说出大故事，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趣味所在。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这本来就是一场夺权的运动，弥漫全国的，就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的一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人性的尊严不但尽失，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但我们读《干校六记》，却读不到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和谴责，字里行间只是平和的语调，或顶多是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和婉转的讽刺。只是，在仔细咀嚼后，也许会尝出一点辛辣的讽刺意味。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来决定。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甚么激情的爱的宣言。在这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钟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钟书一面，杨绛便不惜冒上生命的危险，在回忆中这些险境都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其实令人不寒而栗。

《将饮茶》

这本散文集包括三类内容，第一类为回忆父亲杨荫杭和三姑杨荫榆的文章，第二类为详述钱钟书创作《围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类为描写“文革”时期种种遭际的文章。作者以细腻传神而又幽默风趣的文笔记人叙事，活画出了人物形象也绘描出了时代氛围，使全书在貌似轻松恬然中富于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走到人生边上》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女士在96岁高龄之时著作，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女士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女士提到，钱钟书先生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在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期间，杨绛还译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978年，八卷本《堂·吉诃德》横空出世。

《小癞子》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一九六○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一九五八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一九七八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斐多》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牛棚岁月：我们老夫妇经常可在菜园相会

相依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

打扫现场：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我们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容安馆札记》

1953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

这部《中文笔记》展示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数笔记曾伴随钱钟书走南闯北，历经风雨。

据引述杨绛的话，这些笔记本本来包含有钱钟书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夫妇俩把日记从本上一条条剪下。居无定所时，杨绛用枕套、麻袋装上这些笔记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没丢掉一本。

钱钟书辞世前曾说，这些笔记都没用了。但杨绛不同意，“他(钱)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闭门谢客：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杨绛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