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已远去，收藏殖民果实的博物馆还有什么价值？

不时兴起的有关文物归还的争论提醒人们，民族志的收藏与殖民剥削的历史息息相关，尽管有些文物事实上是合理购得的。民族志固然与帝国有关，但截然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就存在那些真诚的努力，为的是真正记录和歌颂那些欧洲以外的文化。民族志收藏应是鲜活的收藏，应反映出目前文化的多元生态，也应反映那些文化传统当年所遭受的动荡以及与帝国的对峙。

在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收藏的展览

在19世纪最后的那几十年里，一种新型的、针对特殊领域的专业性博物馆在很多欧洲的重要城市和大学城内建立起来，比如建立于1873年的柏林民族志博物馆，建立于1878年的巴黎民族志博物馆，还有于1884年在牛津建立的皮特河博物馆以及在剑桥建立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很快，同类型的博物馆便已贯穿欧洲。如果说这些独具特色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大量涌现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种革新型现象，对世界各地的艺术品进行收藏早已不是一种革新。在17、18世纪，人们就已经可以通过王室收藏，或者在阿什莫尔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以及许多其他关于古代、自然和历史的博物馆里看到各式各样的艺术收藏。

艺术收藏时而会被聚集在一起，时而又会被分散在各地。作为旅行家、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收藏，那些亚洲、前哥伦布时期和古代文明时期的艺术，以及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也随着专业人员的聚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到了戏剧性的深度发掘和传播。政府开始进行重大的远征考察，从这些远征考察中带回巨大的独木舟、被恢宏描绘过的建筑物的正立面、令人敬畏的图腾柱，还有那些相对而言较为便携的面具、巫术礼仪上的器具、纺织品、个人的装饰品、武器以及其他来自殖民地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物件。这一类的收藏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在很多机构，这些收藏由成百上千件不同物品组成，然后通过同样数量和规模的大量摄影和文献档案得到完善和补充，从而得以对这些艺术品最初的构思和形貌，以及它们被创作时所处的文化背景进行准确的再现和阐释。显然，在那个时代，这些博物馆的收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非凡的镜头，通过这个镜头，人们得以对人类历史、文化多元性和创造性进行了解。

民族志博物馆的“原罪”与价值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通常都是狐疑不定的。被视为殖民掠夺的仓库，民族志博物馆常常遭到剥削非西方国家重要艺术作品的指控。这些艺术作品或许曾属于它们主人的身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艺术品身上，人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曾经在巫术礼仪的现场升腾的火焰与尘埃；依然能够看到曾经的人们在舞蹈和雄辩时的风采。在那些博物馆的评论家和策展人中，也存在着很多关于如何展示这些藏品的争论，有些展览旨在呈现一种完整的“语境”，有些则致力于去吸引人们对作品美学价值的关注，这两种呈现方式都已逐渐显得乏善可陈，使民族志博物馆变得不完善，甚至是非法的而面临被关闭的局面。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收藏的概念不仅仅只局限在我们通常所想象和理解的层面上。除了不计其数的物品，博物馆所包含的还有那些来自旅行、冒险和搜集过程中的各种奇闻轶事。这些故事潜在地激发着那些欧洲人来参观博物馆，同时也吸引着这些藏品制作者的后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策展人开始逐渐致力于在不同公众与博物馆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让公众协调并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当中。策展人将收藏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把有关藏品的照片带回到它们的诞生地；公众则会穿越世界各地来欣赏和学习那些由他们的祖先创造的艺术精品。虽然会面临资金等问题，这些困难对公众和策展人而言都是必要的挑战，从中获得的回报也是非常可观的。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会发现他们在对藏品进行归档时依然存在的问题，比如文件的不全面，那些甚至已经被积压了几个世纪的资料得以被重新发掘，通过当下的人们对其产生的兴趣而获得新生。相对于让博物馆独自在私下开展这样的工作（比如在那些在外人看来颇具神秘色彩的地下室和工作室内），有些策展人已经尝试着将博物馆的外在形象打造为一个跨文化交流区，能够公开、透明地面向更广泛的公众。通过研讨会、展示会还有其他公共活动，博物馆开始成为一个更透明、更公开、更真诚的交流与对话场所。

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人类学博物馆盖布朗利博物馆内的陈列

在过去的20至30年里，博物馆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全面的复兴，与此同时，随着著名艺术机构所获得的大规模投资，各类博物馆开始被重新命名和重新翻修，并且被迁移到独具风格的新建筑里。常常伴随着争议，民族志的收藏或被重新整合，或被重新置于全新的语境。在巴黎的盖布朗利博物馆成立之前，人们都对它挪用曾经的人类学博物馆（该博物馆将新的视角放在考古学和人类进化上，并在去年重新向公众开放）的藏品而心怀不满。如果要把对此产生的争论放在博物馆研究的课堂上，那么这一争论已被盖布朗利博物馆极为大胆的临时性展览项目所取代。除了对特定地域范围内的艺术进行深入展示，盖布朗利博物馆还会选择更为普遍、更具煽动性的主题，比如发型和纹身。盖布朗利博物馆已经丰富了巴黎与欧洲展览的眼界，将卓越的作品、世界级的艺术传统以及重大的文化问题引入公众视角，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盖布朗利博物馆所策划的那些展览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鲜明的特征。比如，展览“卡纳克：艺术是一种语言”从2013年年末持续到2014年年初，展期长达一整个冬季。该展览丰富而全面地向公众呈现了居住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国殖民地的卡纳克人所创造的艺术，其中包括雄伟的建筑雕塑、可用来交换且精美昂贵的织物、雕刻着日常生活还有殖民经历等场景的竹筒。然而，即使这从来都没有引起争论，这次展览依然坚决地忽略了对“艺术”与“民族志”、美学与历史语境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行抉择。正如主题“艺术是一种语言”所表达的那样，这次展览通过对日常物品如何被制作、季节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尤其是卡纳克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与演讲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多角度反思和诠释，展览不仅向公众呈现了一场华丽壮观的视觉盛宴，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条进一步了解美拉尼亚人的社会特征和当地文化的捷径。借助这次展览，这种文化得以通过某种纯粹、古老的形式被重新唤醒。在这次展览期间，公众沿着主展馆两侧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基督教如何摧毁了当地的宗教信仰（但同时他们也将这种信仰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使那些因土地和主权引起的血淋淋的纷争以图画和文字的形式得以再现）的其他展览，从中了解到19世纪末卡纳克地区的疆域是如何形成，以及之后到来的卡纳克文艺复兴。相对于自由度较高的临时性展览，盖布朗利博物馆的永久性展览较为不幸地需受制于让·努维尔的建筑，但不管怎么说，那些“高原收藏”依然具有鲜明的风格，它们形式丰富却低调，可以为表现环境和仪式的民族志纪录式电影提供参考。总之，盖布朗利博物馆所展出的藏品都非常出彩，值得参观。

在科隆Rautenstrauch Joest博物馆门厅展示的一座印度尼西亚粮仓

位于科隆的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馆主打世界文化，该博物馆于2010年以一座全新、明亮的市中心大楼重新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陈列以提供实验性的、广泛且多元的视角为特色。更令人惊奇的是，观众可以在通往永久性展览的一个入口完整地看到博物馆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西姆区这一地域的全部收藏。通过入口，观众紧接着进入之后的展厅，从中可以看到那些收藏家在殖民地开展的旅行，通过展品来思考当下的种族偏见问题，以及诸如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包括宗教、身体、生活变迁以及来世等更深刻、更广大的主题。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馆的贡献在于就博物馆的收藏及其类别和主题提出问题，并通过展览向世人揭示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博物馆也鼓励观众向博物馆表达自己的兴趣和存在的见解。

类似于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馆，日内瓦的民族志博物馆也同样具有魅力和特色。博物馆的入口引导观众进入一个舞台式开放的展厅，提示观众这里存放着的大量藏品不单单只是一些没用的物件。这些藏品可被视为对某一专业领域更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人员和很多机构的普通观众可以通过线上目录进行索引，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预约来近距离真实地接触这些藏品。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名列翘楚的是一家与马赛地中海文化博物馆（MuCEM）紧密相关的机构。类似安特卫普博物馆，MuCEM也逐渐成为一个有助于推动诸如贸易、移民和多元信仰等重要议题的场所。

马赛地中海文化博物馆（MuCEM）外景

目前，欧洲最大的博物馆发展计划是在柏林重建完毕的城堡宫殿（毗邻柏林老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柏林佩加蒙博物馆等多家著名的国立博物馆）进行的洪堡论坛。洪堡论坛将展示民族学博物馆（前身是皇家民族学博物馆）的收藏——这些收藏可能是全欧洲规模最大、最丰富的民族学方面的收藏——同时也汇集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和大学机构的收藏。和其他重大项目一样，洪堡论坛的开展动机已经被过度讨论了，但论坛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通过国家最高水平的艺术来创造并展示“世界各地文化之间的对话”，从而能够将比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展现的非洲、大洋洲和美国印第安艺术更丰富、更多元、更具历史性的艺术收藏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一点来看，洪堡论坛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民族志博物馆的无奈

在英国，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一座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馆的建立。但是，类似的展览已经重新在布莱顿、爱丁堡、埃克塞特和其他地方进行展出。一些重要的项目已逐渐在霍尼曼博物馆和皮特河博物馆，以及剑桥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内陆续开展。皮特河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已经重新对收藏进行调查，在社会公众与艺术家之间建立合作。在此期间，大英博物馆已经推出了很多大型展览，比如2015年的“澳洲土著”，但通过这些展览，我们可以感受到博物馆致力于成为“一座世界的博物馆，呈现世界的博物馆”的这一主张，与馆内的非洲、美洲印第安和大洋洲艺术等永久性展览所面临的相对边缘化问题之间将如何达成和谐一致，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当提及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性问题总是会引起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博物馆都希望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的观众，因此对展览的更新，使其能够在多种不同文化语境下激起公众好奇心，已成为博物馆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么做的结果一点也不具备明确的积极性。在英国，由地方政府管辖的博物馆因为资源匮乏的原因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资金削减。很多博物馆由于缺少专业的策展人而无法全面、准确地对馆藏品进行专业的诠释。同样，在法国，很多城镇具备丰富且极具潜力和启示性的民族志收藏的博物馆，但这些博物馆内的藏品往往都因缺少展出的机会而只能遭受蒙尘的命运，即使在有限的机会里得以展出，它们所表现的主题也因缺少专业的阐释和规划而变得晦涩难懂。在荷兰，作为欧洲最大的收藏机构之一的罗朋博物馆，在几年前竟面临着险些倒闭的局面。最后，借助于一个新兴的荷兰世界文化博物馆联盟，罗朋博物馆才终于能够重新面向公众。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所面临的劣势和无奈，这一局面是和当代艺术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如今，当代艺术已成为一种表达流行文化的形式，相比于传统艺术和民族志艺术，当代艺术将更容易吸引到各方机构的支持和赞助。

不时兴起的有关文物归还的争论提醒人们，民族志的收藏与殖民剥削的历史息息相关，尽管有些文物事实上是合理购得，有些是那些乐于通过大都市的展览展现自己民族文化的当地人自愿提供的。无论是从经验还是理论来看，民族志固然与帝国有关，但截然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就存在那些真诚的努力，为的是真正记录和歌颂那些欧洲以外的文化。民族志收藏应该是鲜活的收藏，应当反映出目前文化的多元生态，也应当反映那些文化传统当年所遭受的动荡以及与帝国的对峙。焕然一新的博物馆有能力向公众呈现的不仅是世界文化，更多的是通过藏品自身所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有时候甚至会令人困惑的故事，来告诉观众这些藏品如何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从中反映出世界各地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怀着雄心勃勃而非充满遗憾的设想，相比于过去，如今的公众已经能通过民族志博物馆看到更广阔、更多元的世界文化了。

刘清越编译，标题系编者所拟，原题为《如今，我们需要民族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