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成西方中心主义受害者？黄灿然：汉语已变成小语种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上海报道）“‘诗歌的魔方’，魔方本质上是玩具，诗歌某种程度上也是把玩，把玩词句、把玩结构、把玩意境。”12月2日，上海诗歌艺术节举行了首场讨论会，作为主持人的诗人胡续冬在开场时如是说到。

胡续冬

讨论分四个部分展开，胡续冬笑称这四个题目都是学院里苦哈哈的中青年学者为了各种课题申请才会拟的题目，但他相信在座的诗人们能用诗意的语言表达出诗意的见解。

诗人是没有场所的场所里的建筑师

金惠顺

围绕城市化与生产的空间，讨论会进入第一个议题。韩国诗人金惠顺首先发言，她将诗人称作是在没有场所的场所里建筑的建筑师，不过就算没有诗歌，这种没有场所的场所里的建筑也会通过其它艺术完成。意在说明诗歌并不具有凌驾于其它艺术形式之上的独特性。

中国诗人多多则认为，诗歌必须是超越的，诗歌会不会被都市化和当代种种所限制要看诗人，自己的诗就不会。多多还说，诗人之间的相遇应该是通过对彼此作品的阅读来进行的。多多是北京人，当被问到北京的城市化时，他说如今的北京就像莫言说的，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村庄，当北京刚开始变成今天的样子时还在唏嘘，现在已经不会了，因为那个北京已经彻底消失了。不过他说自己还是无限怀念北京，那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城市。

我们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受害者

讨论会的第二个议题是“非通用语言和‘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在座诗人的母语全部都是非英语法语，因此这一部分进行得非常热烈。缅甸诗人科科瑟同时用缅甸语和英语进行创作，他说诗人一开始就是从非常边缘的地方开始的，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成功的诗人最后会成为主流，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必须思考如何在主流中成为非主流，也要思考如何让更多人阅读到作品，如何适应全球化，又如何保持地域性。

纳捷宛·达尔维什

巴勒斯坦诗人纳捷宛·达尔维什觉得我们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经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傀儡了。他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非常狭隘的世界观，所有非通用语诗人都要在纽约、巴黎获得认可，直到现在我们的交流想要自如进行还是通过通用语言。他还指出文学经过翻译之后可能只有1%留下了。他希望有一天大家的交流不需要通过英语、法语完成。

主持人胡续冬说欧洲在法国1960年代思潮之下对世界文学的关注有所调整，增加了很多非西方的作品，但其实本质上依然属于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对作品的选择是由欧洲来掌握看到的领域和格局。

葡萄牙诗人费平乐自称自己也是欧洲中心之外的诗人，因为葡萄牙在欧洲最西面。他认为非通用语与通用语是个平衡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想表达自己文学的诉求和细小差别，另一方面我们又别无选择地想让大家读到自己的作品，而不光是自己民族、国家的人，所以只能通过英语法语。他说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普通话，他相信普通话将来会有一天成为全球语言。即便有很多人是为了做生意而学习普通话、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也是好的，至少可以通过学习来了解文化。

主持人胡续冬向韩国诗人金惠顺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对西方诗歌甚至阿拉伯诗歌可以很熟悉，却对临近的韩国诗歌十分陌生，不知韩国的情况如何。金惠顺回答韩国也是对西方文学很了解，而对邻国的文学翻译得很少。胡续冬说，这种奇怪的现象也是欧洲中心主义对文学版图的一种可怕的影响。

诗人欧阳江河认为在全球经济的时代，诗歌有一种被抛出的历史命运，他强调能不能在“原文”的意义上进行写作是关键。他曾听北岛诗歌的英文翻译说过两句话：“所有诗歌在原文里都没有结束，而是在翻译成英语后结束的”，“就英语翻译而言，再好的母语都没有烂的英语好，因为那是叶芝、庞德书写过的语言”，这两句话对他的触动非常大。

黄灿然

翻译家黄灿然认为所谓“文学的世界共和国”跟权力世界的共和国是不一样的。而且汉语是在100年的历史中从“大”语种变成的“小”语种。青年诗人胡桑则认为，说“共和国”是不准确的，应该称之为乌托邦，因为共和国是和民族国家联系的。他觉得西方中心主义和诗歌流通的背后都是资本问题，翻译是为了把自己隐晦的部分以隐晦的方式传递给别的语言的人，而不是兑换。

共鸣和激发是诗歌的两个源头

“文化批评/文化多样性及其在诗歌中的回声”是讨论的第三个议题。诗人多多首先说，作为汉语诗人，尽管受到过许多外国诗人的影响，但在外国人看来还是一个中国诗人，因为血液里天生的带有了中国特质。他认为共鸣和激发是诗歌的两个源头，作为诗人，要让自己更多地处于被动状态。

诗人蓝蓝从自己的双胞胎孩子说起，当两个孩子起冲突的时候，她一开始是劝解，后来干脆旁观，两个孩子反而不吵了。从这当中，她得到启示，当你的自我强大时，别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冲突的界线就是从“我”的自由开始到他人的自由为止，不想当奴隶，就不要想去当奴隶主。她觉得诗歌的意义恰恰在于培养了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敏感的人不会容忍伤害，而所谓的善良就是对他人痛苦的想象力。

来自中东巴勒斯坦的诗人纳捷宛·达尔维什认为，“冲突”在当代已经被用滥了，他非常不认同“中东”的提法，包括文化力量、多样性这些词语都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殖民的工具。他说民主于他而言只是一种媒介，而媒介是不能被一般化、神圣化的。

新媒体加速了垃圾的淘汰和遗忘

讨论的最后一个议题围绕“新媒体环境下的诗歌阅读与写作”展开。诗人茱萸指出自媒体时代，诗歌的发表、关注和出版都变得容易。同样的情况在葡萄牙也存在，不过费平乐却担心这种方式无法使诗歌的质量得到保证。他强调现在的传播就是在信息和知识之间的冲突，而知识是需要沉淀的。

胡续冬补充说，除了这种沉淀，还有一个伤害是成为诗人的“学徒期”没有了，于是许多诗坛的小四都出来了。

相比于大部分诗人对新媒体的警惕和批评，青年诗人厄土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提醒各位，新媒体在大量生产信息的同时，也在加速着垃圾的淘汰和遗忘，以前也许一个烂诗人要过几十年才被遗忘，而现在只需要几个月就被人抛弃了。此外，新媒体还推动了以内容为主的传播，比如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沉寂了这么多年，现在一下子大火，完全是新媒体基于优质内容的推动。因此对于新媒体不能一面倒的否定，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

最后，与会诗人还轮流向彼此推荐了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五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