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我与工厂

我与工厂格格不入，我非常害怕这里，尖锐、冰冷、危险、喧嚣、纪律严明、时间无情。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工人，学会了许多技术。甩大锤、烧电焊、氧气切割、磨钻头、开天车、修理电器……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动手的非常灵敏的人。我可以把一辆自行车全部拆开再装配起来，而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三十年后，我在美国弗蒙特写作中心，发现那里的每一位诗人和艺术家，首先都是工人，他们修汽车，切割钢板，干各种活计。我在一盘录像里看见德国画家基弗，穿着灰尘扑扑的白色工作服，开着吊车。我的朋友，美国后纽约派诗人罗恩•帕特也是这样，他花五年时间自己盖了他的林中小屋，这位教授自己修理他的汽车。

工厂，在文革时期，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我的工厂有许多右派、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裔，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活的教科书，这些人成了我的老师。我记得那时候在工厂最好玩的事就是讲故事，许多人都会讲故事，把他们从前看过的小说讲给大家听。工厂经常停电，因此大家有大量时间来讲故事。现在想起来，那个工厂就像是一个秘密的艺术学校，公开的身份是生产煤矿机械设备，地下的身份却是艺术活动。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有写诗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画画的、写古体诗的、学哲学的、偷听美国之音的……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在私下传阅，我甚至读到过食指的诗，读过罗伯斯庇尔的小册子，也读了赫尔岑和契诃夫。

这是一种特殊的工厂。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与今天所谓的蓝领、打工完全不同。我的工厂就像一首复杂的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抒情诗，混合着各种因素，规则、机器、图纸、夜班、文学、普希金、浪漫主义、夜班、诗歌、青春、禁书、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意识形态、恐怖、民兵、步枪、防空洞、工人纠察队、食堂、大礼堂（这是一种起源于教堂的现代场所，很多年后，我看到基弗画的车间，他把工厂画成教堂。现代主义的教堂）……这家工厂是依据苏联工厂的样式建造的，独立在田野中间，落日经常出现在车间的玻璃窗上，红色的砖房、烟囱，就像苏维埃画报中的那种工厂。

我成了一位诗人。但我写的不是工厂题材。我写爱情、生命、自然。我还不会处理工厂题材，直到我上了大学，我才有能力处理工厂。这本诗典里所选我的作品，都是我在大学时代写的。那时候报纸会发表工人诗歌，一首诗作者名的前面会标上职业身份，如：工人某某某，农民某某某。我的诗不能发表，我只是给我的朋友们看看。1980年，我考取云南大学。二十年后，这家工厂倒闭。有一次我路过这家工厂，老工人在厂门口挂着大标语，要求分给他们住房。我们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那十年里，我一个人劳动生产的产品，可以装一辆卡车。虽然常常停电，但有电的时候，我们干活，那就是拼死拼活，我曾经连续蹲在地上焊接矿车兜二十四个小时，直到无法站起来。

秦晓宇编得这本书很好。工人诗歌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特殊产物。现代性在中国总是有一种中国方式。比如工厂，这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我青年时期，被革命改造得很有诗意。诗意并非只是风花雪月，暴力也是一种诗意，而且是不可多得的诗意。机器的暴力、技术的暴力、图纸的暴力比革命更有“美好现实”的假象。而前者的胜利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抵抗的。我后来系统地阅读西方哲学，发现很多东西非常亲切。我是在工厂的实践中，领悟到西方文明，然后才在图书馆再次证实那些道理。比如海德格尔讲的尺规，我在工厂，经常看图纸，我感觉到我的世界是在一张图纸上。而在我少年时代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图纸。木匠打家具，从来没有图纸，只是靠经验，大概就行。我这一代人的工厂经验，是一种更深刻的“拿来”。如果五四那些知识分子“拿来”的还是书本、概念。那么在我这一代人，西方已经不是别处、彼岸，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我相信现在的蓝领，读卡夫卡不会太费力。我在工厂工作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被时间控制起来，几乎成了一个害怕时间、坚决遵守时间，为时间焦虑的人。后来读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我经常会想到游标卡尺，他也当过车工。我也学会了动手。我后来喜欢说“在场”“手边”“拒绝隐喻”，不仅是读书的结果，更是经验的结果，在工厂如果说话总是言此意彼的话，你无法干活，容易出工伤事故。语言必须精确地直指事物。你不能说锁链，你得说三环链。

工人诗歌值得研究，我想，现代性在中国，不仅仅是些概念，也可以从研究这些当过工人的诗人的诗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