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傍晚演到凌晨，这部8小时话剧还是太短了

9月1日凌晨两点半，话剧《静静的顿河》的演员在长达八小时的演出后谢幕致意。观众全体起立，掌声久久不息。

《静静的顿河》首演于2013年5月，于今年8月末登陆北京和上海。话剧改编自苏联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同名长篇小说，展示了1912至1922年间，俄国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的苦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显然有许多适合舞台改编的地方：生动的人物，跌宕的剧情，大量的情节和对话，以及一位彻底的悲剧英雄，无不契合着戏剧舞台的审美要求。但相应地，过长的篇幅、过多的线索，还有过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又都会成为舞台呈现的巨大掣肘。

洞

435见

《洞见》第435期

8小时《静静的顿河》：被误读的经典与缺乏反思的改编

文 | 卡拉马佐大兄弟

将文学名著搬上舞台，必定绕不开原著的光环，于是无形中会存在着一种“还原的尺度”与“影响的焦虑”。尽管有才华的导演会尽可能平衡两者的权重，但无论是“忠实”抑或“篡改”，都必然面临着舞台形式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水土不服。如何处理这种载体转换的矛盾，进而提供自洽的舞台阐释，往往决定了舞台改编所能企及的高度。

就这点来说，苏联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大著《静静的顿河》显然有许多适合舞台改编的地方：生动的人物，跌宕的剧情，大量的情节和对话，以及一位彻底的悲剧英雄，无不契合着戏剧舞台的审美要求。但相应地，过长的篇幅、过多的线索，还有过于“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又都会成为舞台呈现的巨大掣肘。

因此，当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奉献出一部长达8小时的话剧版《静静的顿河》时，不得不让人惊喜与疑虑并存。这出名副其实的“大戏”，能否为流淌了近一个世纪的《顿河》带来新鲜的舞台血液呢？

《静静的顿河》剧照

现实主义与象征手法

应当说，在导演格里高利·利兹诺夫的操刀下，马斯特卡雅剧院的演出毋庸置疑地精彩，无论是角色的行动、对白、调度，还是剧情的衔接、延展、节奏，都达到了目前舞台形式下所能臻于的极致。

我们看到，整部剧遵循着严格的现实主义表演路径，鲜明地塑造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可谓同时释放了俄罗斯人天性里高贵和野蛮的一面。在精心打造的顿河鞑靼村舞台上，既四处洋溢着哥萨克热烈奔放的歌曲、舞蹈和生活场景，又时刻笼罩着一股迷惘和压抑的悲剧氛围。梅列霍夫家族的罗曼司从一个显微的侧面透视着鞑靼村和谐外表下的残忍和愚昧，这也为故事后半部分所有人急剧坠入深渊奠定了基调。

可以说，这部剧棱角分明、细节透骨，能够让熟悉原著的观众大呼亲切，对于不熟悉的观众也极度友好。这显然是现实主义舞台的优势：人物内在的精神体验依靠再现人际互动来搭建，并在与周围世界不断产生关系中获得自我确认。这使得8个小时的剧长并不显得枯燥：故事里的人物总是在行动、在交流、在决定，在自由和约束、意志和决断中苦苦挣扎，又不断牵引着彼此的命运滑向刺骨的高潮。整个观剧过程中，除却幕间休息，观众容不得一丝的喘息。

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舞台严格地划割出了一个整全的诗意空间，观演关系被死死锚定。由于第四堵墙的存在，观众不得不沉默，反捆双手，专注于共情，与戏剧的关系只剩下完全分离或者完全认同。这也令本剧群像式的演绎到了后半部分逐渐显露出观看乏力的迹象。悲剧的调性作为一根准绳，要求剧中的主要人物在情感的累加中渐次获得自洽的谢幕方式，否则只会让悲剧演变成死亡音符的单调重奏。而《顿河》的魅力，恰恰在于苦难与死亡。

《静静的顿河》剧照

导演科兹洛夫显然十分清楚这一点，于是他选择了一种写实与象征并重的表现手法，力图展现“生死的辩证法”。譬如轻柔的披肩，转瞬即变为自杀的利刃；厚重的军氅，挥扫着便能演绎对垒的战场；而哺育生命的顿河水，更是能化作载走灵魂的奈何汤。“死亡是哥萨克的一部分，融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宣示更加质朴而悲壮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舞台深处的那扇液压门。在剧中它既是鞑靼村的门户，亦是回忆与幻觉之门，死亡与天堂之门。它与位于舞台最前端的、代表顿河的水池遥相呼应，对偶着显现出一个“母亲”的意象。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场表现情欲和生育的戏都被安排在了这扇门里。而当它作为生死之门矗立时，顿时有了向死而生的意味。

等等这些技巧，既是想要丰富舞台对于死亡的表现力，也是一定程度的无奈之举。正如上文所说，现实主义的整全性难以容纳外部逻辑的介入，从另一个角度看，舞台情感的饱和度又是有限的，一旦过度透支，死亡就只能沦为睡眠的摹仿。象征性的手法固然可以借意象美营造弹性的阐释空间，却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与笔者一同观看的朋友就不无揶揄地评价那扇生死之门特别像一部电梯，跳戏感十足。

根本上讲，还是在于本剧缺乏一个反思的维度。虽然现实主义与象征手法对于《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作品来说无可厚非，但过于强烈的抒情性却似乎有意地回避了文本的历史维度，这对于梳理肖洛霍夫的文学遗产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被误读的经典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与他的《静静的顿河》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史中无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这部被官方加冕的“红色经典”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对斯大林时期红色乌托邦情愫的反诘与颠覆。小说中那些生活在顿河沿岸的哥萨克们，他们在1920年代苏联动荡岁月中的痛苦经历，并随着这个过程中迸发出的愚蛮、坚韧和淳朴，皆通过格里高利、潘捷列伊、阿克西妮娅等顿河儿女的生命力体现出来。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利·梅列霍夫，一位单纯向往自由与爱情的哥萨克，却总是在一次次历史考验中频频做出“错误的抉择”，可谓生动地折射了那个年代苏联社会的荒诞和悲哀，甚至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苏联人民的缩影——不是选错，而是根本无可选择。然而在苏联官方的语境中，格里高利的个人悲剧成为了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反证——只有跟随布尔什维克的脚步，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必将被历史的洪流吞噬。这种“逻辑严密”的“权威评价”讽刺性地给作家肖洛霍夫带来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声誉，却也让《静静的顿河》被不断符号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于是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反对派逐渐掌握话语权，作为官方文学代表的肖洛霍夫连带着他的作品被无情打倒了。“应更深入地挖掘肖洛霍夫在道德上和艺术上堕落的原因……这是堕入虚伪的政治权力的巨大天才必然退化的例证。”“活的经典作家肖洛霍夫以数百万的印数向斯大林表达他儿子般的感情……难道他不知道，在顿河和库班地区饥饿吞噬了多少哥萨克？”

直到2013年，《苏联文学简明教程》里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在《静静的顿河》中没有人性……没有希望。既无信念，又无尊严，更无良心……什么都没有，既无祖国，又无未来。”

因此，当马斯特卡雅剧院将这部一直被误读的经典搬上舞台时，无疑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现实主义的舞台形式对于消解显在的政治编码和意识形态成分是一个稳妥而折中的方案——无论如何，至少让观众先明白故事到底讲了什么。但另一方面，仅仅停留于情节的复述和文字文本的可视化，并不能让我们对《顿河》、肖洛霍夫以及俄罗斯的当下有更多的理解。更直接一点地说，为何这样一部略显保守的舞台剧，能够在2013年的俄罗斯文艺圈激荡其一阵涟漪呢？

这当中与其说是肖洛霍夫文本的持久魅力，毋宁说反映着俄罗斯人精神世界的某种现状：既有对自由的憧憬，又有对峥嵘岁月的缅怀；伟大的帝国、自足的生活、驰聘的铁腕、独特的俄罗斯道路……半是对红色帝国的哀婉，半是对人性诗意的呼唤，或者便是在复杂的孤寂中捡拾起那些过去早已述说过的东西——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一个二手时代”。

跨越静静的顿河

在原著的结尾，格里高利抱起他的儿子——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迎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但多少蕴含着希望的未来；“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依旧和他联系着，哥萨克没有灭亡。

《静静的顿河》剧照

然而科兹洛夫显然并没有采用这个结尾，他用极为强烈的色彩投影下一轮红日，让黑色的日蚀逐渐将其吞没。这既像一个悲观的宣告，又像某种暧昧的预言。黑暗来临了，但这只是暂时的。至少，顿河不依旧在静静地流淌么？这或许是全剧唯一流露出某种倾向性的时刻。但究竟这样一副表现主义的画面能够传递多少情绪，毕竟，8个小时，依旧有太多的仓促、草率、模糊。不足以容纳下全部的共情，亦不足以安放下任何旁观的距离。

《顿河》能来华演出，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件幸事，这令我们可以领略最地道的哥萨克风情，见识到最正宗的斯坦尼表演体系。若要说它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恐怕也就在于唤醒一种集体记忆——对于那些在剧院中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听懂所有对白的长辈们尤其如此。

而这部戏对于俄罗斯观众显然意义更为重大。正如死亡与苦难是铭刻在哥萨克基因中的片段那样，《顿河》亦是大部分俄罗斯人精神血液的一部分。这其实带来了一种改编的特权——能够谱写这样鸿篇巨制的民族，必定令人饱含期待与渴望，不知何时便能从回忆淹没的日常无聊中迸发出弃绝一切、打破陈规的气力。只要他们的精神还未被现代媒介的信息强酸腐蚀，那么舞台带给俄罗斯民族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

【作者简介】

卡拉马佐大兄弟，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