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实事求是，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

对每个人来说，犯错都是无可避免的，尽管历史中有那么多政治鼎盛时期和国家强盛朝代，但和悠久的人类史相比，没有哪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适用于一切的。不过在阎学通看来，也不是没有达成对当前最佳制度的可能性。“一种政治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核心就在于它是否有完善的纠错机制。”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近日做客由舍得酒业与凤凰网联合打造的时代人物高端访谈节目、思想派强IP《舍得智慧讲堂·中国智慧》，讲述他通过多年研究得出的政治观点。

人心相通情方近

中国近几年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样有利于别国也有利于自己，是一种高明的自利原则。但他也指出，在双赢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要多赢，只有这样，才能长期持续地提供公共产品。

而要多赢，首先要做到一切援助符合实力，有什么样的实力，就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其次，援助重点在我国周边，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大于再远的地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提供安全公共物品多于提供经济公共物品，这对我国崛起、我国国际形象以及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很大作用。

阎学通做客《舍得智慧讲堂》

归根到底，国家间的交往，人心相通最重要。“人心相通不是以道路相通为基础的。”人心相通是感情问题，和两国之间对互相的印象是否良好有关，基于这方面，提供教育援助的效果优于其他方式。

“我们周边有很多国家识字率极低，要帮助这些国家民众解决识字问题，他们会非常感激你。”因为认不认字，是一个人是否有社会地位的标志。解决认字问题的作用，比公共设施问题产生的作用之间，有百倍的差别。

目前很多国家将我国兴办孔子学院，视为锐实力，我国的这种对外文化交流“刺痛了别人，产生了副作用”。这对我国的对外形象会产生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一点，兴办当地基础教育，让当地人意识到，在我们办的学校学习是自愿的，绝不强迫。

这点对我们来说并不难，毕竟我国的文化一直具有海绵性，能包容一切，能容忍跟自己不一样的观念、思想和论调。正因如此，才会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进而得到别人的尊重，更有助于我国良好对外形象的建立。

高明的战略就是不断纠错

对外关系需要逐渐培养，内部政治制度同样需要不断完善，阎学通认为，“判断政治制度先进与否，其核心就在于这个制度纠错机制的能力是否强大。”纠错越及时，纠错的结果就越好。

阎学通特别喜欢的一位伟大领导人是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把自己贞观之治的功劳归结于魏征，因为魏征敢于批评他，让他能够及时纠正错误。而唐太宗接受批评，调整政策，正是纠错机制好的表现。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就是纠错。我们要建立纠错机制，科学决策机制，即重大决策先有可行性研究。”

领导的作用大于制度

在人们普遍认为法治强于人治的时代，阎学通却认为领导人强，这个国家注定强，而并非国家制度强，造成了一个国家的强盛。

阎学通用了法治派最常用的分粥故事举例，法治派认为制定规则，分粥的人必然会均匀分粥。领导人能够决定如何分配，让粥分得最为合理，“当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得不均匀，这个家庭可能其乐融融；而当不管是否强壮、饥饿，大家分粥一样匀，一定遭到全家反对。”

当然领导主义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最合理的，阎学通在美国留学时，老师曾说过，“换现在美国的领导人来制定宪章，他们不会制定现在这样的制度，不会让自己下台、限制自己的薪金和特权。”

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每次都有一个好领导，有一个好领导是偶然现象，有个不合格领导才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历史。”

阎学通做客《舍得智慧讲堂》

我并不是“布热津斯基”

由于阎学通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地位，很多人称他为“中国版布热津斯基”，但他却认为自己和布热津斯基不像。

“布热津斯基做过高官，我没做过官，就是个平头百姓。所以他们更在乎研究能不能影响政府的政策，而我只追求学术道理上的正确性。”

人的天性和本能是不愿意承认错误的，对学者来讲，承认自己的道理是错的更加不容易。每个国家的政治正确，也决定了一个研究人员的看法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无论如何，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我们需要以“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来指导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汇聚当代名家思想精髓，分享个体在大时代中舍与得的中国智慧，敬请关注由舍得酒业与凤凰网联合打造的时代人物高端访谈节目《舍得智慧讲堂·中国智慧》，聆听阎学通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崛起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