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有话说

时代周报：2006年你执导了《修复处女膜年代》。尽管片子很短，但第一次作为电影导演出现，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崔健：我觉得当导演，包括自己做编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掌握一个语言平台、方式，你要抽象地表达，而并非只是讲一个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电影它只是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你有话要讲，你才能真正地去把握它。我更主要的还是有话要讲，它对于我而言像是一个宣言，特别是《修复处女膜年代》那个短片，说明我可以通过电影说话了。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说从你开始执导电影开始，电影就成为了你另外一个摇滚舞台？

崔健：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电影没有这种功能的话，就不会吸引我做这个事。很多人喜欢电影，主要就是因为它表达的方式非常丰富，它可以通过音乐，也可以通过画面，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表演，各方各面的内容都可以综合进电影里头。

很多人认为电影是一个最高的表现境界，但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高深，也不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我恰恰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具备了两点：一定的技术加上要述说的欲望，你就可以去掌握它，最起码可以开始去尝试。

我比较有运气，因为我接触电影圈里的人很多，在开始做这几部片子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胶片，甚至还有很好的团队支持我。这是我的运气，但如果没有这种运气实际上也可以做，因为视觉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是筹备时间多少，表达的东西有多饱满的区别。拍电影并不是一个必须要受过良好训练才能做的一件事情。

时代周报：执导电影感觉怎样？

崔健：很多人喜欢玩游戏。我的游戏就是电影。只不过我把我的喜爱当作一个严肃的事情去做。做个大游戏，而且一做就是一年。

时代周报：你会给演员去说戏吗？

崔健：好演员不用说什么戏。你让他多给你一些选择就好。有的时候我也亲自上去说一下戏：“给我另外一种感觉。”导演的工作其实是做一百个否定，完成一个肯定，选择的结果。做音乐和做导演一样，我有很好的音乐家，他们给我很多种选择，好的音乐家是能够在你要求更多的时候还能掏出来给你。好演员的能力和好音乐家是一样的，把角色吃透，做好家庭作业。

时代周报：后期工作方面呢？

崔健：剪接和缩混，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做缩混的时候，所有素材放到一个工作台上，30多轨40多轨，如何最后出来两个声道？这个声音大点那个加混响，这个往前一点那个往后一点。

电影拍完了做后期，每一个镜头有五六个选择，完了“啪”全部给你放着，前后左右任给你去挑，你怎么给人拿出一个2个小时的东西，或者是30分钟的东西？这个就是你的理性创作。非常累、非常辛苦，但一旦找到感觉的话就非常快乐。

电影里某一帧中这个眼神多停留0.5秒，就像音乐里一个鼓声延时“当……”，混响长一点或是短一点。每一个时间值都变成了感染观众或是自己的意识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