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轰轰烈烈的美国大选虽然划上句号,但是，在大选中斗得你死我活的几位总统候选人之间“你中有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大家都知道现任总统布什是前任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国会议员的孙子，是美国地地道道的商业贵族社会的嫡系子孙。被派往南亚慰问海啸灾区的美国亲善大使是为布什的首次总统竞选立下汗马功劳的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他正是布什总统的胞弟。

布什总统再选的主要对手、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毕业于美国有名的以奢华著称的贵族私立中学圣保罗，而且由于后来娶到豪门孀妻而在财富方面更进一步，成功地在金权政治家云集的美国议会中成为最富有的议员。

虽然是政坛嗣敌，布什与克里都曾就读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而且同属于耶鲁精英集团骷髅会的成员。而克里同一阵营内的另一个竞争对手霍华德·迪恩同样来自美国的“贵族”家庭。无巧不成书，布什总统的一位祖母辈亲属还曾是迪恩的祖母辈亲属的伴娘。

美国梦的灵魂与表现

美国梦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机会均等是美国梦的灵魂。

聪明、勤奋与坚忍不拔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而幅度巨大的社会阶级纵向流动，尤其是由下层阶级至上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是美国梦表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特征。

虽然美国人深为其自由平等为底蕴的“美国梦”而自豪，只有上届总统克林顿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平民总统之一。他从社会底层依靠自己的实力一路奋斗而上，其成功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

400年前，一群理想主义的清教徒们离开了继承和世袭制度盛行的欧洲大陆，将自己放逐到了美利坚。从建国一开始，美国人就相信机会的平等是他们的国家与欧洲旧大陆的不同之处。

在1865年至1900的流金岁月时代，由于商业，重工业，铁路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政治学的发展，一些身无分文的美国人在一夜之间因为金矿油田的开采而跻身于富翁一族，而一大批成功的经济人士后来又相继改头换面，转行成了政界要员。

人们称这些人为泥腿子贵族。美国巨富洛克菲勒与卡耐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典型。霍雷肖·艾吉尔是美国流金岁月时代的代表作家，描写了很多出身穷苦，最后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发家致富，实现美国梦的人物形象。人们将之称为“霍雷肖·艾吉尔式”神话。

时至今日，众多的美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鼓励社会等级纵向流动的化身与代言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家族关系而取得成功，即使是妇女与黑人也不例外。

这样的乐观态度在欧洲，除了英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则极为罕见。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相信他们的成功由一种超过自己个人力量的因素所控制，但是在美国，只有32%的人相信这种宿命论。

美国社会的纵向流动硬化症

实际上，美国社会现实总在背离美国人的理想。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首先就不承认妇女与黑人是他们“美国梦”的一部分。自从美国梦到达鼎盛的流金岁月时代起，美国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就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由贫富分化，以及由贫富分化产生的机会不均等就开始愈演愈烈。

美国梦的第一批实现者，第一代白手起家的“泥腿子”贵族们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让他们和真正的传统世袭贵族的女儿结婚，最好是从古老的欧洲大陆“进口”的贵族新娘。国家政治落入了一小部分封闭的团体里。在同一届议会里工作的议员下班以后会是同一个百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

时至今日，在一个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梦想成为总统的国家里，实际上在形成这样内部封闭式繁殖的政治精英。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技巧以让自己的阶级复制永存下去，这些技巧包括“贵族”纽带的相互连接和加强，社交圈子的交叉，对外界的排斥以及与其他阶层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

下层的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参与到上层政治社会，美国的精英们正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与其他劳动阶级区别开来，以便保持自己对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牢牢控制。美国梦正在患有致命痼疾，而美国整个社会正在感染日益严重的“纵向流动硬化症”，这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在收入方面也愈演愈烈。

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学院的统计表明，在1979至2000年间，社会最底层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6.4%，而最上层20%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70%，最上层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84%，最顶尖的0.1%或0.01%增长得更快。在1979年，美国社会最上层1%的收入是最底层20%家庭的133倍，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89倍。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支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分析了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家庭收入。他们发现在90年代，有40%的家庭停留在原有的收入阶层，而这个数字在80年代为37%，而在70年代则为36%。

30年前，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是130万美元，是普通雇员的平均收入的39倍，但在今天，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平均每年要将3750万美金收进腰包，这个数字比他们自己的雇员高出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