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难忘今宵:“春晚”和我们》的第二部分，也是我的观点的中心，就是现在春晚已经是一种“伴音伴影”，而不可能象当年一样让我们“目不转睛”地观看了。

马上就到春节了，我们又要在“春晚”中跨越旧历新年，还是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吧。

从“目不转睛”到“伴音伴影”:我们的“春晚”观的变化

我将“春晚”的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整个八十年代的春晚基本上是一种形态，这也就是它的黄金岁月。在那个时代，春晚有办失败的记录，如1985年的春晚，由于受到了公众的指责，居然造成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在当年的3月2日公开向观众认错的特异的表现。但那时却不可能有后来的那种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议论。这其实说明春晚对于大家的不可替代的娱乐的功能和几乎绝对的影响力。那时的春晚是年三十和年夜饭一样重要的事情。它几乎是一个“绝对”的电视节目。它打造我们共识的能力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正是由于如此，它在不可思议的成功之后，才可能有不可思议的失败。它当时有创造费翔这样的绝对偶像的能力，也有可能让陈冲回国在1985年的“春晚”上说了几个带洋味的“呃姆”而受到数典忘祖的批评。这说明大家几乎是倾情投入到晚会的情景之中的。当时大家观看春晚的方式完全是“目不转睛”地紧盯家里的那块屏幕的。正因为如此牛红梅式情况才可能出现。在这种“目不转睛”中，“春晚”是年三十晚上的重中之重，团圆和喜庆其实是通过“春晚”来达到的。我们都会熟悉那种全家人聚集在家里的电视剧旁边，并不错过每一个节目的情形。

当时的“春晚”是真正的“大众”性的。当时的歌舞、小品、相声的比重和观众的关注度都是差不多的。所有这些节目都是具有高度的意义的。这当然是社会还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样一台节目已经足以让刚刚走进新的时代的人民满足了。所以1985年春晚的失败也就是没有能够满足大家的期望。同时，当时的电视是家庭信息和娱乐的唯一的中心，所有人都依赖它获得欣悦贺快乐。所以，当时的“春晚”也就是以一种一个个的单个节目和明星为中心的形态的组合。大家要看一个明星演出他最为拿手的节目，而且对于这些明星的拥戴和热爱也具有某种全民性。如对于李谷一和蒋大为的歌曲的喜爱和对于马季、姜昆等的关注都具有全民性。而港台歌星带来的“新奇感”在有争议的同时，也吸引所有人去观看。所以当时的春晚的观众是“目不转睛”的。他们倾情投入，是一种理想化的观众。

整个九十年代是中国大众文化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春晚”的一个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寻求某种新形态的时期。这一时期观众的分层开始出现，而小品在春晚中的支配力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歌曲除了一些在青少年中有影响的偶像的出现会引起关注之外，已经越来越变成了陪衬。当然，春晚在这一时期也越来越全面，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自己无论在观念也在趣味上需要的东西。但总体的满足也越来越觉得稀少了。这一时期开始，歌曲和戏曲等越来越多地用一种“大联唱”的方式，变成了一种陪衬。比如梅艳芳这样的香港明星的出现也变得毫无新奇感。而以赵本山为中心的小品逐渐成为了春晚的台柱。这时的春晚仍然试图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也就同时让所有人都觉得不满足。

春晚不会再有失败的可能，但也没有了当年的辉煌的成功。其实这里的关键的因素在于，我们开始将“目不转睛”的紧盯电视屏幕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将春晚看成是不可缺少却又并不举足轻重的“伴音伴影”存在了。这一时期其实就是从“目不转睛”向“伴音伴影”的过渡的阶段。所以其间尝试的变化相当多，这些变化都是试图将春晚再度变成“目不转睛”的尝试，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回到八十年代的无与伦比的成功仍然是努力的目标。但是由于客观形势的转变，这些尝试其实都无法改变春晚的观看方式的转变的过程。在大众文化已经极度多样化和文化生活已经多样化之后，不可能再有一个“目不转睛”看春晚的时代了。这其实并不是春晚的没落，而是春晚的平凡化。当然，其实春晚在这一阶段见证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逐渐走向完成的历史过渡，而春晚在这一阶段的尝试其实也是投射了这一过渡的时期的丰富和复杂的侧面。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新世纪以来的阶段，春晚的形态其实已经完全稳定。我们的电视机仍然开在春晚的频道，但我们却有了更多样的娱乐方式可供选择。如小孩可能在玩电子游戏，大人可能在打牌，电视里的节目变成了一种“伴音伴影”的存在。年轻人可能是在看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出场时，才会从自己的电脑上离开，到客厅里看一眼春晚。而全家聚在一起看春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好像只有在赵本山出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了。现在的家庭过年仍然是团圆和喜庆的，但大家对于春晚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少了，一种一个大家庭的人仍然团聚在一处，却分散。我们需要的休闲已经并非春晚这一唯一的形式能够满足的了。但“春晚”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伴音伴影”，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变化，我们已经习惯了大联欢的声音和影像和我们相伴，但我们不可能象当年一样通过看电视获得我们唯一的满足了。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的“春晚”是一种“新民俗”的说法，其实并不是春晚的压倒性的胜利，而是它的常态化的结果。在它的黄金时代，大家都将它看作几乎一种绝对的新事物，一种新式的春节文化，但今天伴随着它的越来越稳定的形态和越来越多的争议和分歧，它逐渐走向了平凡，变成了电视文化中的一个形态，哪怕是最稳定的形态。所以所谓“新民俗”之说，就是它的普通化的时代的来临。其实是在“超女”的选秀或者易中天的“讲古”的喧闹之中，春晚仍然是春节时段的无可置疑的主要的节目，但它不过是中国电视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它仍然不可缺少，却不可避免地从我们“目不转睛”的凝视中退向了我们的春节的生活的一种“伴音伴影”。它的存在仍然有意义，却没有了那么大的意义。

从“目不转睛”到“伴音伴影”，春晚的道路其实和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