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心底的语文记忆

70后、80后、90后三代人，有分属于自己的语文记忆。

30年间，社会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一一映射于语文课本中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自清用细腻的笔触所勾勒出的老父伛偻的背影，成了很多人心底磨灭不了的印记。多少年过去，我们大多还会对语文教材中的某一段话、某一首诗记忆犹新。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常州北郊中学的张校长，最喜欢的是中学课文《项链》，读书时他认为那是“挖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可多年后，给80后、90后上课时，他却告诉学生要注重挖掘课文中“关乎人性的东西”——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诚实面对灾难也是种勇气。生于1970年代的北京八中的孙老师，读书时最喜欢的作家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刻在他心底的经典。不过，他的90后学生们则一致认为余秋雨的《道士塔》，最能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张校长、孙老师和他们的80后、90后学生，有着分属于不同年代的课本记忆，语文教材，也因此成了反映时代变迁的重要载体。

我的禁忌，与你无关

同样是那篇《项链》，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的杜晓波老师有着和张校长类似的记忆。杜老师回忆：“我上中学时，老师告诉我们的是，要分析出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马蒂尔的虚荣。现在重读，却发现了马蒂尔是一种回归，她找到了她的位置，通过劳动获取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在杜老师看来，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二十几年前分析文章往往容易走阶级路线，跟政治联系得比较紧密。而现在，“更加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关注命运，关注个人的痛苦与幸福了。”

从做学生到做教师，杜晓波和语文教材打了二十几年交道。她说很羡慕自己的学生，“当年，我们只能在报刊上追着读的文章，很多都出现在了后来的教材中，比如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过，和父辈们相比，70后已经算是幸运的一批人。“我们读书时，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因此像《项链》、《警察与赞美诗》、《装在套子里的人》等外国文学才有机会入选，它们拓宽了整整一代人的阅读视野。”

作为近三十年来语文教改的亲历者，杜老师觉得语文课本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次次对“爱情禁忌”的打破。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当年收入课本后，被许多情窦初开的80后女生奉为爱情启蒙宝典，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能琅琅背诵，“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至于《边城》中曾经删减，如今又复原的男女山歌对唱描写，则是90后眼中的“唯美爱情范本”。“那动听的、能为一个人唱三年六个月的山歌，那梦里月光下的虎耳草。它打动了翠翠，同样也会打动十五六岁的高中生，”杜老师说，“在课本中感受纯洁朦胧的爱情之美，在我读书的年代，是想也不敢想的。”

谈起教科书中的“禁忌”话题，正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周淘还记得，“几年前，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荷塘月色》，说文中‘刚出浴的美人’在老版教材中是没有的，直到2000年才开始复原。”但是，同学们对此嗤之以鼻，纷纷表示不解那六个字有何不妥。“出浴的美人，多么妙的修辞，甚至让读者有种圣洁的感觉，为何会引起争议？”周淘笑说，“或许真是时代不同了，年轻一代的学生都很开放。”

相对于得到“平反”的《边城》、《荷塘月色》，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现在，学生们也无法在教材中看到其未删改前的样子。“我是在大学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发现，美丽活泼、爱说爱笑、开朗大方的华连卡的‘女神’，形象描写都被删除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06级的赵亿说道：“比如，她长得也高，身体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那么活泼，那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类似这些人物细节描写都在教材中被一刀砍断。“契科夫的作品本来就难懂，删掉这些就更难把握主题。”赵亿为此感到有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