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祝：这次事件一开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艺研究》上发文，虽然用词狠点，态度横点，但基本上还是学术的讨论。《文艺研究》也是一家行业内的学术刊物，没有一些网友想象的什么内幕和阴谋。《南方周末》重新全文发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晖涉嫌抄袭”变成了媒体事件、公众事件。但想想也并无不可。因为既然高等教育大跃进，现在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关注学术理论、关注学术界的就不会再是一个小圈子。但这的确使整个事件复杂化了，需要特别慎重地分析和评判。

所以，一方面是从小处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处着眼，第一，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代学人的特点，包括上面提到从“文革”到改革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人的大视野来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每一代学者都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优势，相应地也就有他们的劣势。思想不可能恪守学科专业的界限，它跟着问题走，可能会从社会学走到经济学、政治学，又走到法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容易出现学术违规的情况，比如过度借用二手文献而未完全注明，这可以理解，但必须纠正。向大处着眼的第二条是，中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不同立场如果长时间都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立场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就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理学与心学，或者就像西方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等一样，在每个领域，都会有长期对峙而又互补的两种路线或立场。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同样如此，自由派与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好像没有必要搞得这样你死我活，特别是掌握强势媒体的一方，更应该厚道一点，采取建设的态度来处理目前的这一事件。中国未来前景，经济增长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可以说，这次能不能妥善处理、解决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

黄：最后再就当事人说几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场、所做工作，分别属于对中国前、后三十年两种体制及其弊端的正当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义学人中数他和吴思有智慧，不是那种俩眼发直一点余光也没有的角色。汪晖和黄平主编《读书》十年，为开阔知识分子视野、探索中国道路和人类发展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参考消息”，贡献不可谓小。

现如今，两条意识形态路线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被对立的双方当作彼此的疮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实上，朱的《覆灭》和汪最初被质疑的《反抗绝望》均成书于还只有一条路线的二十年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一条路线上犯的事，还会成“事”么？也许会成，但成不了这么大事。

总之，一个不太政治的问题被过分政治化了，一个相对个人的问题被过分集体化了。这样一个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看，只会累及集体，伤及个人。能让人行之久远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永远是实事求是——老实不吃亏。这应该是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