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