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抄袭门”的学者汪晖。

学术聚焦

本报记者对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剖析汪晖“抄袭门”事件及各方分歧

策划/谭敏

文/本报记者 赵琳琳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因其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被学界同仁指称抄袭而身陷“抄袭门”。随后，此事件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巨大争论。时至今日，学界、媒体各执观点，众说纷纭，事件结果依旧悬而未决。而关于此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不得不让人深思。

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其程序如何？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声音经由媒体的传播与放大，是否会影响人们对于此类事件的正确认知及判断？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否有“暴力”之嫌？就上述话题本报记者昨日对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广州日报：近几个月来，关于汪晖“抄袭门”事件的各种观点频频见诸媒体，但是，对于此事件最后的处理却一直悬而未决，就你看来，其处理程序如何进行才是合理的？

熊丙奇：汪晖事件涉嫌学术不端行为，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程序应该是：就其涉嫌抄袭行为的发现而言，应由其本身所属学术机构发现，或由学术同行提出，然后深入调查，最后给出处理意见。汪晖可以在调查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再根据学术机构处理意见进行申诉，最后，再由学术机构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处理。

按照这样的程序来看，目前，涉及这一事件的一些细节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比如，王彬彬教授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后，就相当于一种“举报”。按正常程序，相关学术机构，比如，当年授予汪晖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应马上启动调查程序，组成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听取各方包括汪晖本人的意见，最后给出初步意见。

但现在没有这样的程序，这不仅使事件一直悬而未决，而且导致了一系列纷争，最后演变成了支持汪晖的在媒体上挺汪，认为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问题，与当时的学术环境、学术不规范等问题有关，并反过来质疑王彬彬教授的动机。

学术共同体缺位是“抄袭门”主因

广州日报：你所讲的上述调查程序是国外大学对于类似事件的处理程序吗？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目前学术监管的缺位？

熊丙奇：上述程序就是国外大学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程序。大学如果获知自己授予学位的博士、硕士或其他人员的学位被质疑，就应该马上从维护自我学术声誉的角度出发进行调查，公布处理结果。如果自己学校的任职教授出现了学术不端行为，发现后应马上举报，并进行独立调查，公布最终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做法，而不是拿到媒体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就可以的。但是现在，由于没有这样的学术管理机制，导致我们必须要通过媒体讨论反过来给学术机构施压，当然，媒体讨论后无法盖棺论定，因为它不是一个学术决策和管理的机构。

学术监管缺位的原因是，目前，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一直以来是以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学术高度行政化。学术共同体是由一些学人组成的共同体，自觉的制定一套维护学术共同体声誉的学术规范和制度，对教授进行学术评价和对学术不端的处理，都应该按照学术共同体的规则来进行，其最高利益是学术声誉、学术尊严的维护，其施行应完全按照学术规律来进行，不受任何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由行政手段代替学术共同体来进行学术评价，最严重的弊端在于产生学术腐败。

广州日报：对学术行为的评价，如何进行才是比较科学的？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如何？

熊丙奇：就学术问题的评价而言，最终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按照学术规则对事件和个人贡献进行评价。现在，我们没有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学术问题的评价主要由两方面完成：一是官方评价，就是政府评价，如获得政府的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它带有很大行政成分，追求的是学术政绩；其二是媒体评价，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多的就可能被认定为学术水平高。

在学术评价缺失的情况下，媒体评价有一定作用，也容易产生很多问题，如果媒体本身有其立场、或者受到利益制约，就不可能以公正、客观的立场来完成学术评价，更容易产生炒作、误导和纷争。

如果说媒体评价也可以对学术评价产生一定功能，那么，它应该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的功能，如承担将学术成果向社会推广的功能，但它绝对不能代替学术评价。

媒体评价是对学术不端的有效监督

广州日报：回头来反思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帮助有限，甚至有混淆视听或媒体暴力之嫌？

熊丙奇：大众传媒的介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视听混淆不是大众媒体所致，而是没有学术共同体所导致，不应该把责任归结给媒体。即使是学术共同体对某一事件或某个人的学术贡献进行评价时也可能产生意见分歧，最后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类似于法院审理案件当中陪审团的做法。不同媒体对事件会有不同看法，不同的学者对事件也会有不同看法，这些都很正常。不能说有分歧就是混淆视听，我也不认为在这个事件当中有媒体暴力。

相反，我认为，由于我们的学术评价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媒体评价必须进一步加强。如果没有媒体评价，我们的学术评价会更加没可能受到监督，如果学术评价委员会缺位，教育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置若罔闻，再没有媒体评价，那么，学校基本不会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处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现在，公众对媒体上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行为已经厌倦，而真正应该去认定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和机构却是缺位的。如果说媒体在这个事件上有什么过度表现，也是因为目前对于学术评价的状态太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从事件开始，学校就有这种学术自觉，马上进行调查处理，哪里还会有媒体铺天盖地的讨论。

广州日报：那你认为，在目前环境下，由行政监督和媒体监督共同形成的监督状态，能比较有效地对这类事件作出良性推动吗？

熊丙奇：我觉得很难，这必须由制度改革来推动。对大学而言，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管理。现在，国家已经颁布了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及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在这些纲要当中已经提出了大学要去行政化、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并将其明确作为未来的改革方向。这说明，高层已经真正认识到了现实中的严重问题，就未来的改革而言，只是怎么做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