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一同参加季风读书沙龙与读者见面

章诒和研究的是“戏”，贺卫方钻研的是“法”，结果这对“姐弟”变了个“戏法”，合作写了一本《四手联弹》。这本书的出版也许对章诒和的意义更大——这是她2007年以来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貌似“年轻”的书对法学家贺卫方同样也是意义巨大——这些文章记录了贺卫方被“发配”新疆石河子大学后的生活观察和个人思考，当然还有他的业余照片。支教生活还有一年，这本《四手联弹》也算是对这段特殊人生经历的纪念。

昨晚，章诒和与贺卫方在上海季风书园很低调地做了一场读书沙龙，尽管不做宣传，但读者还是差点挤爆了书店的咖啡吧。两人都是第一次在书店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贺卫方幽默地说： “从来没有在书店跟读者直接见面的，优点是很迷人，缺点是迷死人。”而章诒和像大姐一样“教导”年轻人: “我看到那么多年轻的面孔，我非常感动。我自己在文化上很悲观，因为最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我的导师说，艺术上越优秀的东西消亡得越快。年轻朋友们应该努力地学，让你更聪明一点，让你更文明一点，让你懂得更多一点、更理性一点，我觉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从这样做起，那我们会有更好的前途。”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昨晚章诒和与贺卫方现身季风书园与读者见面 早报记者 徐晓林 实习生 管开吉 图

章诒和谈写作

我肯定还会再继续写

东方早报：这次来杭州和上海为新书《四手联弹》做活动，应该是你这些年来第一次为书作宣传活动，也接受了不少内地媒体的采访，这在以前都不太发生在你身上。现在为什么愿意出来了？

章诒和：《四手联弹》是我这些年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但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贺卫方一起创作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责任为书作些宣传。如果我们俩都愿意出来活动的话，我们俩就一起出来说些话。而如果这本书只是我一个人写的，我可能还会和从前一样，不出来接受采访。

东方早报：相对你以前的作品，这本书比较轻松一点。但你以前的那么沉重，自己的心理压力是否很大？

章诒和：这本书就是给自己一个调整，否则总是写沉重的内容，就会很痛苦，个人承受的压力又特别大。很多情况下，压力并不是来自有关方面，恰恰是来自你的好友。最近最亲近的人不太能接受我写的那些东西。这跟爱情一样，伤害你最深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

东方早报：就像你去年写冯亦代和黄苗子告密的两篇稿子，得罪了很多人，那你还会继续写吗？

章诒和：我肯定还会再继续写。余英时先生和李泽厚先生讲了，章诒和一定大哭，大哭但一定继续写。有一次我坐在车上，李泽厚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很难受吧？你很孤独吧？我就是这个时候要给你打电话，余英时也要我给你打电话。你要坚持，你做得对，你还要往下写。你一定哭了好多鼻子吧。”这就说明，他们能理解我，比如我和余英时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和泽厚兄一年见一两次，私人交谈从来不说写作问题。为什么他们能理解我，恰恰是身边那些人对我做的不理解。可能是他们对中国的世道人心比较懂。

东方早报：写冯亦代和黄苗子的两篇文章，其实在文化界还是有很多争议的，甚至有很多对你的非议，你怎么看这样一种争议？

章诒和：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两篇东西会有这么大反响。谁都知道告密是最肮脏的行为。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写出来之后，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很多人都要我别再提过去的事情了，向前看。我就很奇怪、很吃惊。很多人还有黄苗子的藏画，这就有利益的考虑在里面。有人对我说，我的文章挡住了别人的财路。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很多人把私利夹在里面。

现在这两篇文章，就像案子一样了。后来我也急了，我说，“我对黄苗子问题的认定，我手上有的材料更严重。要么我们打官司。”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在‘围剿’你。其实很多人很舒服地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很习惯这样的管理。习惯被别人控制，也喜欢控制别人。

贺卫方：而且对别人的揭露行为表示反对，维护这种告密文化的链条。

东方早报：很奇怪的是，你、李银河、崔卫平和艾晓明四个女人，对某些事情的愤怒，这种态度，比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都要强硬、直接许多。

章诒和：我常常讲，我就只有这条命，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当讲则讲。比如我在单位的外号是“姑奶奶”嘛，但我绝不在背后说。我讲贺卫方短处，一定要当着他的面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培养两面派，天天在学校搞卫生，一回家啥都不干，还提倡。

东方早报：所以很多人说你是个很凶、愤怒的女人，你接受这样的评价吗？

章诒和：那就对了。没关系的，我都习惯了，说我什么都行。

东方早报：你的文章和采访都那么愤怒，那你生活中还有什么愉快的吗？

章诒和：咱们现在这么聊天，就很愉快嘛。看很好的书，跟很好的朋友在一起，有很好的景致。我们的要求其实很低，没有太多奢望。

贺卫方谈支教

石河子的两年是很美好的时光

东方早报：贺老师“发配”新疆也已经有2年了，回北京有时间表吗？

贺卫方：有，严格说是明年3月10日回北大就可以了。

章诒和：他在石河子大学的反映非常好，现在连报考那里的学生人数都多了。我开玩笑说，你第二年消极点，否则怕你回不来了。

东方早报：2008年，你先是去浙江大学受阻然后回到北大，之后去了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这对石河子大学是否非常意外？很多人把这个事情赋予许多特殊含义。

贺卫方：我去那里多多少少出乎他们意外，我当时去的是政法学院，而他们政法学院院长不知道我去，当时只有校长知道。我去那天3月11日落地新疆，《东方早报》就报道了，那篇文章在石河子大学都被复印散发。但我当时过去，当然有其他特殊背景。

东方早报：从《四手联弹》看出，你在那里很快就适应了陌生的环境。

贺卫方：慢慢我也适应了那里的环境，两年时间也不是太长，我在那边也是如鱼得水。在石河子上课比在北大多，讲座也很多，甚至给化工学院、艺术学院开讲座，也给石河子其他机构开讲座。到了那里读了不少书，特别是中亚史的书。我在北大跟同事很少交流，到了那里每个星期都会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2年时间，也去过新疆很多偏远的地方，不是以游客的身份，而是以当地居民的身份去那里，感受完全两样。这是很美好的两年时光，对未来的生命都会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