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论战与道德》一文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上世纪初南太平洋的爪哇岛上有一群土著居民，此种人生来勇敢，但是有洁癖。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无惧枪林弹雨，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王小波讲这个故事的语境是，他发现自己在和别人探讨纯粹的学术问题时，经常遭遇道德方面的非难，这种指责就像飞来的粪便那样让他胆寒。

笔者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并不是说现在的学术领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屎撅纷飞的场所，但其中的确有令人胆寒的味道。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挺汪派”和“倒汪派”的口水战渐趋白热化。昨日《京华时报》报道说，继7月6日63名中外学者联名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后，7月9日，又有近百名海外学者给清华大学校长写公开信，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

一名教授涉嫌抄袭，居然引起学术界旷日持久的论战，众多知名学者裹挟其中，委实令人惊叹。汪晖先生的著作是否抄袭他人作品，在未有权威的调查结论之前，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这场口水战中的有些观点，包括探讨问题的方式，实在不敢恭维，窃以为闻上去很有些“屎撅子”的气味。

“挺汪”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怀疑率先在媒体上发表质疑文章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动机不纯”、“态度不好”，有“门户之见”；二是汪晖先生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谓“新左派”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怎么会抄袭呢？三是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何谓抄袭，标准不如今天严格。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都偏离了正题。“抄袭门”的核心问题是汪晖先生的著作是否抄袭他人作品，至于质疑者的动机，无关真相本身。就算王彬彬先生“动机不纯”，也不能说明他的判断一定是错误的。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汪晖先生没有抄袭，你直接告王彬彬先生诽谤就行了，扯这些做什么？我们的学术界一直以来有个通病，如果想批评一位学者观点有问题，先找出他的道德瑕疵，比如一位学者是研究同性恋问题的，有人就会说，他怎么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以此推断出该学者的研究结论纯属歪理邪说。

至于说汪晖先生著作等身、德高望重，更是不能必然推导出他不会抄袭。二十多年前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抄袭的标准相对宽松是实情，但若以今天的标准视之，汪晖先生果真有抄袭行为的话，这个理由只能作为对汪晖先生“减刑”的依据，而不是“定罪”的依据。

近百名海外学者的公开信中，除一再强调汪晖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重要学者、素有“学术诚信”外，又拿出来一个“挺汪”的新理由，即“抄袭门”是“有组织的媒体攻击”，还危言耸听地说媒体习惯于对特定学者发起无端攻击，“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以笔者目力所及，还没有哪一家媒体肯定地说汪晖先生抄袭，迄今为止的报道都是基于事实的“存疑”，怎能说是“无端攻击”？将一个严肃的学术风气问题转移为对媒体的口诛笔伐，很让人怀疑其“动机”和“态度”。

“抄袭门”事件的尘埃落定有赖于权威机构的调查，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汪晖先生的司职单位清华大学，还是当年授予汪晖先生博士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没有成立调查委会员的意思。清华大学一负责人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学校非常关注学术界对于此事的讨论”，是否抄袭是一个需要长久讨论的问题么？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两群人在街上打群架，一个管片的警察看见了，却饶有兴致地在一旁观看，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首席评论员 姚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