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偏室，若非家主与老板娘时刻关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2期，作者陈潄渝，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