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西学东渐的一条重要途径。江南制造局不仅主动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它旗下的翻译馆的科技类译书质量也最高、数量最多。

图书馆还书时无意中发现，“近代文献阅览室”正在举办建馆140周年馆藏文献展，其中最吸引他的莫过于一批珍贵的晚清科技书籍，多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我知道，中国大规模地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就是从这个机构开始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科学技术的源头80%与它有关。”一直对洋务运动前后的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阮老师翻阅了大量资料，在个人博客中写出《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文章，当天点击量近万。将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缘起李鸿章

1865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五个年头。帝国斜阳里，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开始寻求新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雨中，走上历史前台。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时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短短两千字的《置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奏折》至今仍保存在江南造船博物馆。两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恭亲王奕忻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发起了购买和仿造洋船洋炮、加强军事实力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工企业，也是整个晚清时期，清政府先后兴办的40多个兵工厂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除了任期最长、被誉为“第一厂长”的李鸿章之外，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大臣都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的督办。

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如开矿、冶金、铁路、邮政、电报和经营管理等发展，并由此而带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培养人才需要书籍，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出版也是引进西学的重要手段。只依靠过去传教士所翻译的几本书肯定不行，洋务派对此十分重视。经徐寿、华蘅芳等人建议，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应运而生，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翻译西书机构。

翻译馆先后聘请中外学者59人参加译书，其中外国学者9人，中国学者50人。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舒高弟、李凤苞、赵元益、郑昌、钟天纬、瞿昂来、贾步纬等。英国学者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罗享利(Henry Brougham Loch)、秀耀春(F.HubertyJ ames),美国学者有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Young J. Allen)、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n)、卫理(Edward T. Williams)，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藤田丰八。

当时的翻译方法力求严谨，主要采取西译中述，即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并润色。其翻译原则为:沿用中文已有名称；若无中文名称则创立新名；所创新名汇编成《中西名目字汇》。翻译馆自设印刷机构。根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统计，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是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

该局据统计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西学的强大冲击和中国主动引进西学的直接结果就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布局和结构。

最早出版的书是由傅兰雅、徐建寅合译《运规约指》(1870年出版)和傅兰雅、王德均合译的《开煤要法》(1871年出版)。最负盛名的出版物有《谈天》、《地学浅释》、《佐治刍言》和《西国近事汇编》等。《谈天》译自英国天文学家侯失勒(John FrederickHe rschel)的名著《The Out lines of Astronomy》，先由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1874年徐建寅又补充新的天文学成果，加以增订出版。《地学浅释》译自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Charles Lyell)的名著《Elements of Geology》，由玛高温、华蘅芳合译，1873年出版。《谈天》和《地学浅释》纠正了近代中国人的天地观，梁启超认为此二书对任何一个近代人来说“不可不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