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泛滥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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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泛滥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2019年03月22日 09:22:12
来源:凤凰网文化

《都挺好》的热播掀起了对“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讨论。从《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安迪,到《都挺好》里的苏明玉、苏明成,这几年关于家庭的剧,总能牵出“原生家庭决定论”,家庭决定性格乃至命运的观点,深深烙印在人物的身上,也成为自媒体热衷的噱头。家庭固然重要,可它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所有吗?尤其是在这个鼓吹“父母皆祸害”的环境,过分夸大家庭的缺陷,真的能让我们洞悉生活的真相?

其实,“原生家庭决定论”迎合了大众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对家长的愤怒,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基于阶层的刻板印象,都能从“原生家庭决定论”中得到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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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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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是怎么火的

▲在新浪微博,网友对电视剧《都挺好》角色苏大强的调侃

《都挺好》的热播掀起了对“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讨论。从《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安迪,到《都挺好》里的苏明玉、苏明成,这几年关于家庭的剧,总能牵出“原生家庭决定论”,家庭决定性格乃至命运的观点,深深烙印在人物的身上,也成为自媒体热衷的噱头。于是乎,“原生家庭决定论”泛滥,讨伐父母成为热潮,好像人世间所有的问题,都能从家庭中找到归因。

与此同时,人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愈发看重对方的出身,甚至采用结果倒推的思考方法,根据一个人既成的性格、品味乃至价值观,把这些东西的成因归咎于他的家庭,比如在一种常见的推演中:许多评论者会把一个人的自卑、暴戾、粗俗,归咎给他底层的家庭,用十分简单的逻辑来总结他人的命运。

家庭固然重要,可它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所有吗?尤其是在这个鼓吹“父母皆祸害”的环境,过分夸大家庭的缺陷,真的能让我们洞悉生活的真相?

当“原生家庭决定论”泛滥,复杂的人生演进被简单的线性思维取代,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真相,而是加固了阶层的刻板印象。

早在十九世纪,“原生家庭决定论”就出现在小说之中。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脑、电视,小说是市民最喜爱的消遣读物,小说家们为了迎合市场,就喜欢写与阶层碰撞有关的小说。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远大前程》、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出身农村的孩子往往朴素、纯洁、充满奋斗的决心,出身贵族的则慵懒、孱弱甚至道德败坏。小说家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原生家庭”这个概念,他们主张的是“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即命运”,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营造出强烈的冲突,这些小说都会有明显的二元对立,比如底层和贵族的对立、穷小子和富家女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农村与都市的对立等,而这些都是现代都市剧的源泉。

到了现代,“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由美国精神科医生Murray Bowen在1960年代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个人成年之前所处的家庭,直到本世纪初,这个词才在中国走红。随着豆瓣“父母皆祸害”组的成立,还有《巨婴国》一书的流行,“原生家庭”成为网络热词。

武志红在《巨婴国》中用了大量归因家庭的分析方法,把家庭这个影响因素,拔高为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心理学营销老手,他深谙流行媒介的传播规律,所以在书中使用了“巨婴”、“中国式大家庭”、“互害型社会”、“中国式好人”等新瓶装旧酒的词。这本书并不新,但它很懂市场。

“原生家庭”的流行,除了书本和电视剧的推动,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家长文化很深的国家,从宗法制到嫡长子继承制,中国古代的政权逻辑与家庭密切相关,地方的治理也离不开当地缙绅领衔的豪门望族,中国人依靠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亲戚构建起庞大的人情社会,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结构影响着子女的成长,而到了现代,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古典家庭与当代青年的矛盾愈发突出,父辈与子女的差异,有时几乎无法弥合。平权思想的东流让父权中心遭到冲击,自由主义的思想则让青年们愈发讨厌家庭的束缚。

家本位观念松动,原生家庭的问题因此被摆上台面,在阶层焦虑的鼓动下越烧越旺,这一波原生家庭讨论的背后不仅是两代人的价值割裂,也是子女对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忧虑。

互联网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集中在对父母的声讨中。以《欢乐颂》和《都挺好》掀起的讨论为例:《欢乐颂》里,樊胜美的母亲如同一个累赘。《都挺好》里,苏家父亲苏大强也让人心累。借钱、借钱还是借钱,坑人、坑人还是坑人,观众在樊胜美和苏明玉的遭遇中得到共鸣,对樊母和苏大强则充满了无奈和厌烦。

而在2018年7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还出版了一本叫《原生家庭》的书,副标题是“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这本原名叫“Toxic Parents”(父母皆有毒),作者苏珊·福沃德描述了诸多不称职的家长,比如:操控型父母、酗酒型父母、身体虐待型父母、言语虐待型父母、性虐待型父母等,可谓应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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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原生家庭决定论”,被类型化的父母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都挺好》和《欢乐颂》一改过去教育剧的家长视角,直面父母的缺陷,它们和“父母皆祸害小组”一道,都提供了“父母是可批评甚至可以被否定”的观点,在充斥了家本位的中国影视剧里,这是它们的独到之处。但它们为了迎合市场,在人物设计上填充了过多的刻板印象,在戏剧冲突上也遵循了典型的情节剧模式,刺激了观众的爽点,却使人物流于类型化。

《都挺好》是部好剧,不过有些地方,它过于追求戏剧冲突,反而冲淡了现实感。比如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他是个被妻子压抑多年的老男人,爱算计,爱背地里膈应人,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父辈常见的习惯。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倪大红诱发的矛盾,逐渐成了为矛盾而矛盾,编剧在涉及他的部分,都把他做的事往极端的面上推,到最后他犹如一个箩筐,父辈的缺点净往里面装,看着是让人牙痒痒,仔细一想,还是过于戏剧了。

苏大强这个角色,倪大红演的没问题,主要还是剧本的人物设计。编剧太想凸显原生家庭的问题,太想利用苏大强作为戏剧矛盾的触发点,以至于用力过猛。

相似的地方还有开头,小明玉抱怨母亲偏心,母亲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投资你,因为你是女孩。编剧在此想凸显苏家的重男轻女,引起观众的共鸣,但这样直白的手法显得粗糙,而且和大部分国人的经验有出入。中国人喜欢藏着说话,好话当面说,坏话藏着讲,所谓暗地里出损招,但大多不会像剧中的苏母这样,非常直白的说。更不会就因为骨子里重男轻女,当女儿离家出走,母亲就完全不理了。

影视剧需要戏剧化,但如果为了迎合观众爽点、痛点,强加冲突,非但会失去戏剧的分寸感,也会让人物有脸谱化的风险。时下的影视剧流行“热点思维”,据说开编剧会,编剧们也要积极讨论什么观点有热点潜质,为了市场反响,他们就会在剧本里强蹭热点,乃至为了激起观众的情绪,把事事都往夸张了写。久而久之,写剧本像写公众号推送一样,绞尽脑汁迎合热点、输出观点,可是影视剧毕竟不是公号文章,强加冲突太久,观众就会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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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决定论”经不起推敲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无论是“原生家庭决定论”还是“家庭决定性格论”,在论证中都没有严密的逻辑。诸如武志红等心理学家,只是列出了一一系列家庭影响子女的案例,辅以新瓶装旧酒的大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他的论证过程只说明了二者(家庭—子女)的影响关系,并不能推到一方决定另一方。

实际上,在心理学家Neiderhiser、 Vukasović、Bratko和Briley等人的研究中,“原生家庭决定论”早就被驳斥了。他们用严密的实验和数据发现:“我们的性格,大约40%源于先天遗传因素、60%源于非共享环境的影响,而几乎不受到共享环境的影响。”

Robert Plomin主编的《行为遗传学》也指出:我们所具有的主要特质(比如智力、情绪、性格和健康),要么受先天影响最大,要么受非共享环境影响最大,而受共享环境影响常常很小。(引自《原生家庭不是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而观众热衷谈的原生家庭,就是共享环境的一部分。

无独有偶,《教养的迷思》作者Judith Harris也强调:家庭教养对儿童成人后人格直接影响比例,不足10%。

“原生家庭决定论”的论证并不充分,为什么它能在舆论中流行呢?因为它迎合了大众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对家长的愤怒,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还有不同群体之间基于阶层的刻板印象,都能从“原生家庭决定论”中得到抒发。

这些刻板印象不只针对底层,它弥漫在各个阶层里,穷人家的家庭会有父母不和、家庭暴力,有钱人的原生家庭也有离异、夫妻不合、淡漠儿女,但在“原生家庭决定论”的话语里,不同家庭被涂抹上了厚重的刻板印象,仿佛穷人就一定是没文化的粗俗的,有钱人就一定是纸醉金迷的、傲慢优越的,而由此衍生出来,穷人家的孩子被塑造地自卑、功利,有钱人家的孩子则是挥霍、大方,这些粗浅的二元对立观,原本只是通俗小说的叙事策略,如今却被广泛运用于观点说教中,非但没有解决现实问题,反而激化了人们对他者的痛恨,加深刻板印象,而喧哗过后,其实没有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