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外公外婆：一个是唐高祖重孙，一个是唐太宗重孙

假如我们简化一下，将发生在公元688年的这场皇权之争，当成一场家族内部的争斗，也许更方便理解复杂的人物关系。

此时已经年过六旬的太后武则天，和她为数众多的brothers-in-low（内兄弟）之间，显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亲情，其中好些位，几十年来，她恐怕只在大朝会上见过几次，连相貌都未必分得清楚，这种礼节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她独揽大权的心理障碍。

武则天的前夫和公公——缔造了大唐王朝的太宗皇帝，曾经颁布过诏令，将子侄们分封到各地担任刺史职务，目的是为了减少他们在京城干扰政局的机会。在成熟的官僚制度干预下，这些分配到各地担任名义上地方最高长官的王子们，能够实际掌控的权力很是有限，这是为了防止他们独霸一方，侵蚀中枢的权威。

但是，在血统决定法统的王朝时代，李氏子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武则天这样一个“外人”的威胁。根据“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原则，武则天掌权的合法性，来自她的皇帝丈夫和皇帝儿子，理论上她只能“代持”一段时间，皇权，最终还是要还给李唐王朝嫡系子孙的。

在唐高宗李治同父异母的兄弟中，年龄最为相近的，当属排名老八的越王李贞，以及排名老十的纪王李慎，他们与李治前后相差半岁，仅仅因为母亲地位较为低微，越王与纪王很早就被排除在皇位候选人之外。尽管如此，独一无二的身世，加上合适的年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都只有二十多岁，刚好回避了早年血雨腥风的宫廷夺嫡之争），使得他们大半辈子都在帝国最优容的环境中度过。

一项最显眼的政治待遇，是李贞与李慎的长子分别都封了王，李贞的长子李冲，封琅琊王；李慎的长子李琮，封义阳王，这样显赫的地位，只有嫡系的皇室子孙才能享受到。

公元688年，武则天不再满足于做帝国背后的话事人，她想把木偶一样的皇帝儿子撇开，一举迈向皇权的顶峰。因为太宗的命令而分散各地的宗室王爷们，躲过了几年来京城掀起的狂风巨浪，也许是没有亲身体会过武则天的杀伐决断，在信息差的作用下，他们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振臂一呼，天下群雄响应，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回皇位。

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先后在各自领地起兵，一周之后，李冲兵败被杀，再往后十几天，李贞在犹豫不决中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自杀谢幕，他的幼子李规帮助母亲自缢后，也自尽身亡。这一家子的脑袋很快被送到东都洛阳。

这起反叛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后果是激发了武则天的疯狂报复，一系列波及整个李氏家族的抓捕和审判降临，每一位可能有牵连的王室成员，都被裹挟进来，一夜之间从天潢贵胄成为阶下之囚。

纪王李慎父子的领地，与李冲起兵的博州相去不远，想必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起兵的倡议，谨慎评估了时局之后，纪王父子选择了沉默，但为时已晚，和其他王室成员一样，他们很快被逮捕。

武则天的手下，以残暴和出色的审讯技术而闻名，假如所有当事人有机会重新复盘，就会发现审讯只是走走形式，无论武则天还是酷吏们，都不需要真实的罪证，找个由头把所有人牵扯进来，本身就是目的。

纪王全家都被关押在东都洛阳，男性一律下河南府监狱接受讯问，王妃囚禁在司农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除非武则天本人法外开恩，否则无人能够挽救他们。审讯想必持续了一段时间，纪王李慎的一位孙女，也就是义阳王李琮的女儿，此时已经嫁给清河崔氏为妻，她身着布衣，往来河南府监狱和司农寺之间，为狱中的家人提供饮食和必要的用品，这位勇敢的女性，就是杜甫的外婆。

史书没能留下这位女性的名讳，仅称她为崔氏女。越王谋反案发生在杜甫出生前二十多年，从时间估算，她此时可能已经生下了杜甫的母亲。

在武则天的暗示或者纵容下，纪王一家人最后的下场很是悲惨，纪王李慎、义阳王李琮和他的四位兄弟，包括李琮的两个儿子，先是流放到偏远之地，然后遇害身亡，甚至连姓氏都被改为虺氏，这个字的本意是指一种毒蛇。

崔氏女的努力几乎白费了，她的孝心没能感天动地，只是替祖父、父亲稍微分解了一下狱中的苦楚而已。

刻意操作的冤案裹挟范围越来越大，唐高祖的儿子、舒王李元名，同样没能逃过一劫，史书中只简单说，李元名的儿子、豫章王李亶，遭武则天的嫡系大臣丘神绩构陷，死于诏狱，李元名受此牵连，流放之后被杀，与纪王的命运如出一辙。

唐初亲戚通婚的传统很是浓厚，崔氏女的丈夫，正是舒王李元名的外孙。

所以杜甫的外公外婆，一位是唐高祖的重外孙，一位是唐太宗的重外孙女，都和皇室沾亲带故。

这样显赫的家世，在公元689年彻底画上了句号，因为越王李贞一案，杜甫的外公和外婆，失去了许多家族至亲，只能隐姓埋名，以防止可能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