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刊登黄彬华的文章《中日是“同文同种”吗？》说，徐福携三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有人因此认为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分支。作者认为，今时今日还存有这种“中日是同文同种”的思想显示了我们不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还证明我们有浓厚的“大中华思想”，既认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对方。

日本那智徐福庙中供奉的徐福像

原文摘录如下:

一位报界前辈，听说我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曾正经八百地对我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嘛！就是徒弟打师傅，这点太不应该。”又说，“其实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文与中文也没有重大差别，可惜我不会说日语而已。”

在唱《何日君再来》的时代，日本确曾大力鼓吹过“中日同文同种论”。至今还有一些华人，竟然也念念不忘“同文同种”之说。也许被徐福率领“三千童男童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也许有过接触日本满街汉字招牌，什么“脱苦海”、“味之素”等汉字商标的经验，被这种现象糊涂了；甚至被黄皮肤、黑头发、面目酷似的外形所迷惑，不论是爱还是恨，结果都说，“我们是‘同文同种’嘛。”

说我们“同文同种”，没有同化的目的，其实也无所谓。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后代，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分支，我们不仅犯了夜郎自大的毛病，还证明我们有浓厚的“大中华思想”，既认不清自己，也看不透对方。

从《日本论》到《菊与刀》

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是孙中山秘书的戴季陶(1891~1949)，在他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中，曾经感叹中国人对日本“很不认真研究”。他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当时少说也有十万，但认真研究日本的人却少之又少。他说，除了“30年前”黄遵宪(公度)先生出版《日本国志》，再没见过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他又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知识上的义和团’了。”

戴季陶80年前的批评，经过战争、和平，又半个世纪的时间流逝，中日是否已更加了解了呢？除了周作人曾有系统地研究过日本，真正对日本文化深入了解的人确实是凤毛麟角。

能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菊与刀》那样透彻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勾画出日本人的文化模式，坦白说至今还没有第二人。更令人敬佩的是，本尼迪克特不懂日文，没有踏上过日本半寸土地，却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奉命“隔空”研究日本。虽然如此，她描述的日本却是如此的真实，结论也完全不牵强附会。更甚的是，日本投降之后，保留天皇制，以二重构造方式统治日本，全都是根据她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作出的。现在有人说，战后日本变了，本尼迪克特描绘的日本也已步入历史。但日本人的民族性、文化模式、行为特征依然如故。更重要是，至今没有一本专著可以完全取代《菊与刀》。

如果华人世界依然保留着中日“同文同种”的想法，一、会不自觉地陷入大汉族沙文主义的陷阱；二、用有色眼镜看日本，便永远看不清日本真正的颜色；三、不能理解也不能预测未来日本的走向。

百济博士带去汉字

汉字是日本文字的骨干，但汉字绝对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当然也不是徐福一行人带去的礼物。汉字很早就传到日本，但究竟是在什么年代，至今还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