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年来，学界少有人不受它影响

要讨论海外汉学研究译介，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于1988年创立，如今恰逢而立之年。透过它，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海外汉学研究的变化。

书评君在书系专题中曾经向书友们介绍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点击图片查看往日文章《“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当今学术界少有人不受它影响》。（摄影：顾炜）

截至2018年10月，这套译丛已出图书185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科技史等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热”的潮流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希望“做一套好书，走向全国”，推出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系列著作。如今，已走过30年，期间社长换了五位、编辑换了五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因其独特的外部视角和研究范式，逐渐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

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萧轶

10月20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承办（摄影：顾炜）。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诞生

1988年的秋天，刘东筹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在北京西八间房里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这套丛书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希望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作为这套丛书主编的雄心壮志：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就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往十年前推的1978 年，中国刚刚重新打开国门；再往前推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中国处于一个遗忘世界的封闭状态，然而世界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不管是中国正在发生的还是已经发生的，乃至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世界各地的学者一直都在研究着中国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大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政治，还是细到行业、人物和书本，甚至精细到某朝某代或特定时段的吃穿住行。然而，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闭关锁国，让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都一无所知。于是，他呼吁当时的学术界：“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30年前的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但同样是一个知识界和出版界活跃的年代。刘东从南京大学的教学岗位，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李泽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是宋代美学。在1987年的下半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周文彬为了“做一套好书，走向全国”，找到了在中国社科院读博的刘东。尽管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美学问题，但在做博士论文时，刘东参考了大量的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图书资料。两位江苏老乡一拍即合，立马回到南京与社领导商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计划：“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感觉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启发很大。”周文彬回忆说。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期译著（再版）。

于是，“借鉴海外汉学，促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成为了这套丛书最初的出版宗旨。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中国的现代化》出版了——这是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著作，对中国从晚清和西方碰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各个历史阶段所实施的政策进行分析，并展望了20世纪末的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可能的发展道路。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恰好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转型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了后来学界对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源头。很多学者回忆起那本书时，当年阅读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

最初只打算出版三辑就收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没想到在读书界的口碑越来越好，并成为了最能代表江苏人民出版社形象的图书品牌。很多大学教授在课堂授课和教导研究生时，不断引用和推荐这套丛书。逐渐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与读者；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分管领导出于经济考量准备停止出版之时，当时的社长吴源不仅从经济收益的盈亏方面说服了领导，还告诉出版社：“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很多负责人自己花钱购买这套书。”自下而上的品牌口碑，学界学人的重点关注，以及丛书效益的盈亏收支，让“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持续了三十年。趁着八十年代文化热潮，刘东和周文彬就这么地开创了国内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学术译丛之一，在30年来的坚守之下，已经积累下了185种图书，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记忆。

（摄影：顾炜）

最初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策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设有顾问、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等，涵盖了当时知识界的风云人物和青年学人，主编是李泽厚和庞朴，副主编是刘东和姚大力。1989年之后，丛书取消了编委会和顾问等职，由刘东主编。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刘东还是八十年代“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这两套书也被称为“大丛书”，反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被称为“小丛书”。然而，让人意料不到的是，1989年后，“大丛书”和“小丛书”的社会地位急剧颠倒，两套“大丛书”在时代中戛然而止，反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直延续了三十年。

在丛书出版十五周年之际，刘东这套规模宏大的学术译丛已经“熬成传统”：

“把我们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母文化的理解，放到了由国学和汉学反复对话所造成的方生方成的过程中。而面对这两种并长争高的学术传统，使我们更突出和更直觉地看到了文化互动的持续作用。”

在三十年后的2018年，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上，刘东自信满满地对这套书的市场需求做出了评价：“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当成了选票，在他们有权做出选择的图书市场上，向我们出版项目投出了赞成票。”

真正的学问应该“不问西东”

凤凰出版集团董事长梁勇在会上说，这套丛书的诞生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和社会各界渴求知识的文化热潮，他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总结：一是内容丰富，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全面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和发展轨迹；二是视野独特，方法新颖。这些研究中国自身问题的他国经验，拓展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进程； 三是在引入业界的同时，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出去，增进了中外学术交流，让世界更加全面认识中国。

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作为丛书的作者，作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在八十年代来到中国山东做义和团历史调查时的见闻和想法。在他看来，尽管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感到茫然，但那依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周锡瑞认为，八十年代末启动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把海外中国研究的不同声音和多元面目带给了中国，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多元化视角和学术氛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也希望中国学术界在这种多元的氛围中，能够呈现更多的多元的不同的声音，希望将来能够在国外看到更多的中国的研究丛书。

周锡瑞，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纪志刚教授认为，做学问就该“立德立言，不问西东”，这八个字也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重要宗旨和文化遗产，也是这套丛书应该确定的学术标准。而学术交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徐光启作为晚明重臣，依旧亲身参与西学东渐，并提出“欲求超胜，必须汇通，汇通之前先需翻译”的口号：翻译只不过是手段，汇通是个过程，最终目的是要超胜。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姚大力，从中国历史地理空间的扩散来看中国现代意识和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域里有一点出息，就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哪怕是局部封闭的知识生产体系，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中国文明是一个富庶文明的事实，必须怀着珍惜和敬重之情，把不同民族的语言和语文的文献和口传资料当做我们从事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素材，必须与我们的外国同行们保持真诚和坦率的对话。”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上，无论是几位海外汉学家，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教授，都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和社会角度，讲述了跨文化的交流在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中、在中国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译介海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加强中国与国外学术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和融合，丛书主编刘东和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说，他们俩一直考虑做一本《海外中国研究地图》，把整个海外中国学术脉络梳理出来，作为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地图。作为给年轻学人的学术导读读物，从结构性等方面梳理一下海外汉学的研究脉络和历史传承，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轻松了解到海外中国研究的大致图景。

学术界与出版界良性互动的典范

回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三十年出版史，当年的很多译者现如今已是各个研究领域内的学术大家。关于这套丛书的学术效应和市场反响，梁勇说：

“这套丛书是学者与出版社精诚合作，共同坚守的结果，是学术界与出版界良性互动的典范。”

在八十年代筚路蓝缕的学术界和出版界，很多知名学者在当年还只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读者，有些还尚在研究生阶段，很多人在这三十年中都由读者变成译者，成为海外汉学的传播者，再加上通过这套书所形成的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术圈之间的关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仅构建了中西学术的密切交流，也形成了中外学界与出版社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思想界、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典范。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众多教授学者和海外汉学家一起回顾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对自己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以及自己作为翻译者、组稿者或者海外汉学图书推荐者的身份是如何参与到这套跨越三十年的丛书出版工作的回忆。历史学者马勇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说：“如果没有这套书，可能很多我们的讨论和外国学者的讨论，不在同一个语境当中。”雷颐则回顾了当年与刘东一起参与这套丛书时的故事，刘东回忆道：“那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南巡，中国处在危机的时刻，恰好是非常需要深刻理解传统和现代性的张力的时候。”

在谈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学术影响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认为，这套书的影响力不在于西方学者发现了怎样的中国，而在于中国知识界从这套书中重新找到一个机会去发现世界和认识世界。在他看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对海外学术成果的译介，在初期有着开创性和累积性的知识影响，很多国内学术研究的背后都有着这套丛书所提供的学术范式的影子存在，而且这种意义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里才能重新被发现出来，借此也可以反思和回顾中国学界当下研究的基本状况。此外，渠敬东还认为，中国学术研究更多着眼于社会科学的分析影响，缺乏文化精神的内在性研究，希望学界在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下，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精神层面的问题研究，对自身文明的核心问题去进一步探索。

（摄影：顾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曹峰教授在回顾了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后，认为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材料选取、分析范式，乃至学术风气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译介影响。在今日的学术研究中，希望能够在海外学术研究的比较之下，形成更加严谨的学风和严肃的学术态度。对于海外学术的翻译与介绍，曹峰还认为，尽管在当下的出版环境下，但趁着外语比较好、时间比较丰富和精力比较旺盛的年轻阶段，认真翻译几本海外学术著作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在反复琢磨的翻译过程中，年轻学者也能够从中获取很好的学术训练，对海外学术和海外学者的思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对“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工作表达了敬意之外，清华大学的王宪明教授也表示这套丛书可以不断扩充学术版图：

“一个是前沿性的学术面可以再宽阔一些，比如关于欧洲的研究、关于国民党的研究、从现代眼光看中国政治的发展和世界的关系、中西的政治思想的比较，等等。二是对现有的一些学人或主题性学术成果进行回溯，有意识地进行出版的系统化，把汉学发展以来欧美、日本的学者对中国某一领域的研究挑选出若干品种形成系列，这样对我们整个领域发展、对学科建设更有帮助。”

作为出版人，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也回忆了自己与学术界之间的互动交流，并表达了这套丛书继续加深与海内外学术界之间交流沟通、同步转化的意愿：“我们这套丛书里面有很多翻译时候当初都是年轻人，像雷颐、王宪明等等，他们参与的时候还是年轻学者，现在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方诸侯’。所以，我觉得一套好的丛书，应该和年轻学者共成长，和年轻译者共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