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罗新：替历史上那些失声者发声

上都到大都，大约450公里，15天。

原以为这可能只是一次身体意义的徒步，实则不然。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者的罗新，将自己对历史的思索与洞见，对大国小民的惦记与关注，对故人的思念、对友人的感念，以及对社会时事的关注，都融进了这趟行走。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风起了，记者与罗新相对而坐，年过半百的他，精神矍铄。聊他的作品——在15天的徒步旅行之后，耗时一年写完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聊到那些他在兹念兹的话题，他会身体前倾，双目有光——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穿越在古今之间的昂然乐趣。

话题回到2016年的夏天。700多年前，元帝如候鸟一般春去秋来往返于上都与大都之间。沿着这条辇路，罗新一步一步地走了一遭。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夙愿”

2016年7月10日，下午四点，罗新走到了上都古城遗址的明德门。至此，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才算是走完了全部行程。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此后数年，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上都。秋季九月，北方渐凉，元帝南归大都。一年之中，皇帝大约1/4的时间在路上，其余时间在大都和上都各一半。

这年复一年形成的“双都巡幸”制度，自然有着其政治意味，“元朝是由游牧和农耕这两个社会组成的。上都主要控制游牧的世界，大都控制农耕的世界，皇帝在这两者之间移动，表明他是两个世界共同的主人。”

以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民族史为研究方向的罗新，为何会对这感兴趣？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酝酿已久。一切都要回到十五年前的春天。他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想贴到“往复”网BBS 上，向元史专家张帆请教。在这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中，“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也被提出来了。

连接两都的道路共有四条，驿路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而辇路则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念头由此而生，怎奈俗世多纷杂，走辇路前往上都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

及至去年春天，“走去上都”的想法再次冒出。时不我与，来日无多。53岁的他下定决心，“收拾行李，出发”。

“夙愿”，是我们愿意付诸行动最光鲜且赋予情怀的理由，罗新不否认，但也止于此。

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经常会觉得，之于其研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自己像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此次行走，他就希望自己实现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而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

罗新

疼痛

自北京健德门启程，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经明安、李陵台、桓州等驿站抵达上都。到达上都当天，在参观完上都博物馆后，罗新就乘坐友人的车返回了北京。元人无论走驿路或是辇路，都是要花更长的时间的，不像这般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

从6月24日至7月10日（中间有休息）， 15天时间，在罗新的计划中就是如此。为何没有留出更多的时间呢？

“古人不着急，现代的我们总是时间有限。对古人来说，走一个月也是走，反正他人生就在路上，相较而言而我们的时间表没有多大弹性，早上起来干什么，每天需要做什么，都是固定的。”这是今人共通的无奈，罗新也未被排除此列，“虽然我们想尽量抵抗这种潮流，但很难，因此走也比古人走得着急。”

他发出感慨，“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事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为何一定要选择徒步的形式？”这个问题自计划行程到如今，都有人充满疑惑。

罗新说，这是无法解释的问题。在选择吃苦还是享受的方式时，他选择了前者，“思考者总是不能过得太舒服”。到行程的后半程，他的脚都打了水泡，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疼痛，如果疼痛还在走路，身体每次都在扭着走，其实对身体对其他部分都造成很大压力。“我那时候就宽慰自己，至少疼痛提醒我是生存着的。”

每天都是这样，头三四个小时是没有什么不适感的，一般到五个小时以后就会慢慢地倦怠乏力，腿脚酸涩。最鲜明的标志是感觉背包越来越沉重，不得不一再地背转手托住背包的底部向上推，似乎可以稍稍减轻肩膀和后背的压力。

疲乏之余，徒步也有其独特的乐趣。行至军事要冲红沙梁山口，走进这个深槽山口，立即有清凉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一种难以形容的舒爽掠过全身。身处其中，罗新也会揣度古人的情形，“当年侍从元帝北巡的文武官兵们，走出这个又窄又长的山谷，费尽力气终于来到红沙梁山口时，大概也会有同样的凉风拂过汗涔涔的额头吧？当他们看到山口另一侧的黑松林时，也一定和我们此刻一样，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愉悦。”

“对于走远路的人来说，每涉过一条大河，每走出一个峡谷，每越过一个山口，都会有里程碑式的成就感来为你注入动力。”热衷徒步，罗新也记不起可追溯到何时了。

行程的尾声，在沽源县的宾馆里，他写下这样的话：“在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有用”

七月的第一天，徒步的第五天，罗新行进到巡检司村。

靠近村子，首先就被那个墩台下方的大树、房屋和台阶所吸引，即使在一里地之外，也能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古旧气息——不只是破败荒残，不只是被遗弃的寂寥，还有那些久远的、被召唤回来的声音和色彩。

他与同行者、也是自己的学生王抒在大榆树下吃着香瓜。这棵大榆树少说也有四五百岁了，就算没有见过元朝皇帝乘坐四头大象的风光，也一定见过明朝戍边的将士，以及在这一带放牧的史、车二部蒙古牧人。徐渭从滴水崖北来经长伸地前往龙门所时，也要在巡检司村歇息打尖。依徐渭的习惯和喜好，他一定会选择寺庙而不是兵营小憩。他会来到我们吃瓜的地方，会在同一棵榆树下迎风而立，向南看这个静谧的山谷。那时已是秋天，东西两山霜叶如染，色彩斑斓，远比我们今天所见的更壮丽、更迷人。

徐渭是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万历五年(1577年)，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在宣府不到一年时间里，他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

今人所处的环境，历经风风雨雨的历史云烟，在某一个时刻相会在一棵大榆树下。罗新尝试在叙事中将时间线变得更为复杂，各自发展又相互交织。“我就不是孤立的坐在那，背后还有古人的影子，如此一来，现有的叙事能够有一点深度与历史感。”

当然，罗新有着历史学者的严谨，他明白所谓“历史感”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这个人是不是曾经站在这里，是不是就是自己所处这个地方，这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基于某种事实，他确实来过，他来的时间留下了东西（比如诗文），以此证明他确实在这待过，他当时看到的景色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应该比较接近，虽然肯定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给你的想象提供了一点点线索。”

即便一年多过去，我们依旧带着“有用”的思维在追问罗新，走了一趟有什么收获？历史学同行也会直白的问他，对辇路路线有哪些新的发现？

他给出“真实的回答”：“在专业研究意义上，我的确未能获得任务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发现。”从浅层意义来理解，这就是一趟“为走而走”的徒步之旅，为了15年前的夙愿。

然而，与古人处于同一场景，时间长河中的故事扑面而来时，那种神交的愉悦与来自某一瞬间的豁然，就会发现“有用”岂能去判断每一种收获呢。毕竟，行万里路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给所读的书提供一种新的支撑点。“也许现实中的空间的意义，就是帮我们把时间的鸿沟拉平，或者帮助我们把时间缩短，让我们可以感触时间的流动。”

与“确定不了”相处

沽源县城有一处梳妆楼，是一座全砖横券无梁结构的建筑，形似一个方块，上端一个穹隆顶，与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有别。

在清代志书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为辽圣宗之母萧太后住夏梳妆之处。后来这一说法被推翻，推定墓主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并根据找到的一块破碎碑石判断，墓主人的就是阔里吉思。阔里吉思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具体是哪一位是各有说法，即便到了今天还是没有定论。

没有结论的墓主人，算是典型的罗生门故事，是历史研究的常规模型——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用来还原真相的证言却指向多个彼此难以重叠的过去。过去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试图重建过去的真相时，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几乎是无法实现的。也许这就是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巨大鸿沟。

我们顺着梳妆楼的话题向前延展，毕竟这只是一个引子，这背后蕴含的是罗新所秉持的历史思维：“我们到底用什么来研究历史，就这么点材料，那么你可以这样猜测，他可以那样猜测，大家都在猜，依据是什么？各自的逻辑是什么？这个比结论重要。也就是说，观点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达成观点的思路逻辑。”

在“墓主人到底是谁”这一本该唯一的真相未能确定前，罗新用一定的篇幅就把研究者各自的观点和各自的逻辑都做一番考察。“最后就会发现每一种逻辑背后都有缺点，所以最后你也许达不到一个清晰的结论，也就是确定的唯一的结论，所谓历史真实。但是历史学这样的，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铁证说研究的是真实的东西，但我们其实在探索一种方法。当这种方法使得较多的人认可你的研究，认为你这个思路大概是对的，可能是对的。但是永远记住那是可能，只是可能，所以历史永远是多种可能。”

我们已经离开了过去，过去的也已经过去了，又怎样去确定那“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过去呢？这是确定不了的。

“历史给出的是一个小小的点，我们历史资料呈现的是一个小小的点，而不是立体且丰富的全部世界，所以我们对其的认识都是有偏差的。”长期的学术浸润让罗新学会了如何与这种“确定不了”相处，“这并不妨碍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还要继续，所以研究到底干什么呢？其实是在探索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去恢复所谓的历史。”

“流夷”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经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与普通游客或户外爱好者相比，应该有着属于专业的关注视角。从大都到上都，从农业地区进入游牧地区，他自然会有其关注点和思考方向。那么罗新在关注什么？

罗新给出答案：“我比较关注长城地带的各种人，因为长城作为一条分界线，既是政治的分界线，也是地理的分界线。大致来说，长城以北是以牧业为主，以南是以农业为主，在这个交错地带有一些特别的历史怎么上演、怎么变化，是由这条线决定。那么政治和自然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它们显然不完全重合，也不能简单说用一条线画出来，在这个地带里面我们怎么去看问题。”

在《从上都到大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像是“注脚”——

从政治上独立的“李家庄流夷”，到成为黄台吉统驭下的阿勒巴图（意思是属部），再到南奔降明成为明朝属夷的史部，这批长城地带的蒙古人在三十多年内经历了命运的多个转折。而降明之后，又遭遇隆庆和议的重大历史变化。……正是这一变局给宣府属夷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造成他们后来再次外逃，以及被明朝强制蒙古本部送回，等等。五十多年间，他们的命运一直在风口浪尖上飘摇不定。在准备这次“走向金莲川”的历史资料时，我注意到这一群人。他们的命运，我从走进白河堡水库开始就一直惦记，不能忘怀。现在我们到了黑河东岸的东万口，到了李家庄流夷曾经的故乡。就是在这里，他们有过一段不太长久的自由和快乐的时光。

这些在长城内外“流动”的人群，他们生活在主流社会之外，罗新对他们保持关注，并且饱含感情付诸笔墨。为何会对他们的命运“不能忘怀”？

“流夷”是一种特别的人群，正式的称呼应该是“熟夷”，熟夷是相对于生夷而言的。在中华传统帝国体制下，境内外各种未纳入直接统治、且文化上明显有异于汉人的那些人群，都统称为“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意思差不多）。与中原政权的政治关系是区分熟夷和生夷的标准，服从者是熟夷，保持政治独立者就是生夷。长城地区的流夷，是投靠明朝、服从明朝的蒙古部落。这类人在明朝是边缘人，被利用的同时又被防范被压制，得不到信任。

罗新告诉记者，“我关注历史上的边缘人、弱势人群，流夷算是其中的一种。我走过长城地带的时候，读相关资料，注意到这群人，就格外留意他们，想看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一向认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替历史上那些失声者发声，而边缘人群、弱势人群就是最典型的失声者。的确，我是带着感情写他们的。”

这是在行走中、研究中、生活中，罗新坚持的“道义与责任”。

（资深媒体人陈俊宇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