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崔健说，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怂

凤凰网文化讯（徐鹏远、魏冰心香港报道）“再唱一首！”“《一无所有》！”11月22日，2017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开幕音乐会“天机”上，摇滚教父崔健的登场，点燃了岛屿上的激情。当他唱完所有原定歌曲谢幕后，全场观众要求返场的呼声如同山呼海啸一般。最后，崔健带着乐队重新回到舞台，加唱了一首《花房姑娘》。

崔健（活动现场图）

昨夜的欢呼声还萦绕在耳，今日的舞台又再次迎来崔健。23日，本届诗歌之夜的第一场朗诵会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行，香港诗人周耀辉、加拿大诗人洛尔娜•克罗齐、日本诗人平田俊子分别朗诵自己的诗作。香港实验音乐创作人李劲松还带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加拿大、蒙古、日本等多地的音乐人带来音乐表演，并且为诗人们即兴伴奏。崔健作为当晚的压轴嘉宾亮相，他并没有拿起诗集，而是依然抱着吉他，用音乐的方式表达自己，他前一天说过：“音乐就是诗歌，让我朗诵我真的不会。”

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中国的土地上

以歌为诗的崔健一共演唱了四首歌，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曲目——第一首《光冻》和第二首《舞过三八线》从来没有在香港唱过；第三首《假行僧》是他第一张专辑的经典作品之一，掀起了当晚的全场大合唱；第四首《留守者》则是首次公开演出的新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全球首演”。

除了琴与歌，崔健也谈起了每一首歌的创作思考。《光冻》是一首关于心与自然的作品，崔健说，当时间跟心在一起的时候，心就大于自然。《舞过三八线》则和他的家庭有着重要关系，崔健的母亲出生在韩国，父亲出生在延边，三八线两边的人最终走到一起，在北京生下了他；崔健希望自己能将这首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演唱一遍，因为这条三八线是如今世界上仅存的一条意识形态分界线了。

新歌《留守者》是崔健写给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的，同时也献给所有在自己国土上坚守信仰的人们。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著名学者刘再复之女刘剑梅在听过这首歌后，称赞崔健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在中国的土地上，她在崔健身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于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不过刘剑梅也认为，这首歌带有些许非此即彼的思维，事实上留守者需要坚守信仰的勇气，漂泊者用异国生存换取内心自由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二者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言，既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都是应该鼓励存在的。

崔健（活动现场图）

中国最早听摇滚乐的肯定不是我

朗诵会后，崔健又赶到百老汇戏院，与观众一同观看了自己2013年的电影作品《蓝色骨头》。电影结束后，崔健与观众分享了影片背后的故事和想法。

崔健觉得，电影就像是诗歌，镜头的交叉能形成交响诗的感觉。因为诗歌的能量在短时间的空间里会有更大甚至无限的内容，而且有很多巧合的秘密，带来的想象空间比文字大很多，所以他的电影也追求这种形式。

这不是崔健第一次“跨界”电影了，在此之前他客串过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俞钟的《我的兄弟姐妹》，也指导过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和电影《成都我爱你》（下集）。在他看来，所有艺术都有自己的特点，电影的表达方式，音乐有时候是找不到的。“一个人长时间努力地表达，这就是电影的艺术，这种浓缩的感觉，从形式上讲无可替代。所以当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要去付出，这个付出实际上是学习的过程，我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曾经有人觉得《蓝色骨头》的结尾可有可无，完全不需要明确地给观众这样一个正面健康的结局。崔健回应说自己比较喜欢用一种乐观的情绪作为结尾，在绝望当中绝地反击，然后让希望代替绝望，这是他的风格。

有观众问到电影中表现了70年代的摇滚和现代舞，想请崔健详细地谈谈那时的音乐创作是怎样的状况。崔健说，中国最早听摇滚乐的肯定不是自己，60年代摇滚乐队在全世界盛行的时候，实际上中国有一些人是有渠道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在12、13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文工团的20、30个孩子坐着敞篷卡车挤在一起，去到一个大概在5、6公里之外的另一个部队大院看电影。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唱歌的那个人，留着长头发、胡子，戴着眼镜。当时我们见过的男人是没有这样装束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关于约翰·列侬和约翰·麦卡特尼《Let it be》的纪录片。完全不同的世界，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平行的。”

崔健（活动现场图）

拍摄《蓝色骨头》时崔健也有一种感觉，大家说到60年代的西方特别是乐坛时，会觉得非常近，因为从朋克音乐到摇滚、到布鲁斯、到披头士，这些东西的时间线非常清晰。但讲起父母那代年轻人、讲到文革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遥远了，这个遥远是非常曲线性的一条线，根本不知道要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真正看到。

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怂

从成名开始，崔健的人和作品就常常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来论述。对此，崔健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为什么在关注人的情况下，偏要去有政治符号呢？为什么要穿过政治的阻碍和线索，才能够更表现人性呢？干嘛偏要这样呢，这是我们的一个悲剧。实际上在我眼里边，政治是完全可以被忽视掉的，最起码可以被部分忽略掉的。在我们电影、故事和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东西要大于政治。而恰恰在我们的表达环境里面，首先就要通过政治，我认为这是体制的原因。人既然有武器就已经是很幼稚了，掌握武器之后还在互相驱敌就更幼稚。我已经56岁了，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在我们余生这段时间里面去勇敢地表达出来，实际上我们在浪费我们所受的所有教育，甚至浪费我们的经验，我们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怂。”

《蓝色骨头》的故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文工团，一个是文革。下个月就要上映的冯小刚新片《芳华》，也是关于文工团和文革，姜文更是很多年前就买下了严歌苓《灰舞鞋》的改编权，故事一样还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文工团的。这是不是他们这代大院子弟的某种情结呢？凤凰网文化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崔健，他说自己不太了解冯小刚和姜文对这个电影怎么看，仅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之所以拍文革时期的文工团是因为个人经历——父母都是文工团的，而冯小刚和姜文的父母都不是文工团的，他们对文工团的看法和自己还是不太一样的。

崔健（活动现场图）

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他的下一部电影作品会拍什么、什么时候拍，崔健则称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自己虽然喜欢电影，但对于电影还是没有像音乐一样的方向，所以无法像专业导演那样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对于我来说，做电影和做音乐没有太大区别，必须得学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如果你要让我去做一个很普通的、很常规的电影，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我肯定要做别人认为不是电影的电影。我曾经说过，如果要把这个片子看成电影，就别把我看成导演；如果把我看成导演，就不要把片子看成电影。实际上它是我的一种表达。所以按照电影专业的角度去说明标准、说怎么样成熟的表达，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觉得最好不要知道更好，做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