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士行执导伯格曼《婚姻情境》：婚姻中的奥斯维辛

2017年11月14日 12:55:45
来源：凤凰文化

他们分居、离婚，与不同的情人恋爱、再婚，却永远也找不到灵肉合一的完美婚姻。『你永远不能向一个人保证忠实，无论你忠实与否。』『说到感情，我们都是文盲。』

《婚姻情境》

《婚姻情境》（Scenes from a Marriage）最初是由英格玛·伯格曼编剧并导演的六集电视电影，1973年上映于瑞典电视台。这部作品在荧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人将当年北欧离婚率的上升归咎于该片的上映。随后，伯格曼又亲自创作了《婚姻情境》的电影版与戏剧版，同样获得了极佳的反响。此次由鼓楼西剧场制作的《婚姻情境》，将根据伯格曼的戏剧剧本进行创作，由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过士行执导，刘丹、何雨繁联袂主演。

过士行说，“今年是伯格曼逝世十周年，我们排演他的《婚姻情境》来纪念他。我被这部戏摄服是因为作者敏锐的眼光，他把人的情感的丰富性，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揭示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这个戏的主题是什么，伯格曼自己也不知道。这也正是此剧的魅力所在。因为婚姻是不讲道理的，谁讲谁失败。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婚姻更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部戏所揭示的在今天仍有启示作用。”

《婚姻情境》海报

时间：2017.11.16 – 12.03(周一休息，周日14:30演出，其余时间19:30演出)

地点：鼓楼西剧场（北京西城区小八道湾胡同6号）

出品人：马捷、李羊朵/编剧：英格玛·伯格曼（瑞典）/翻译：阎鸿亚（台湾）/导演：过士行/演员：刘丹、何雨繁/制作人：吴思聪/执行制作：张宝/舞美设计：沈力/灯光设计：谭华/服装设计：赵津/海报设计：苏佳/舞台监督：闫东/宣传统筹：小茶、咖啡/票务统筹：张笑晨/出品公司：云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鼓楼西文化有限公司

购票链接：https://weidian.com/?userid=903044761&wfr=c

《婚姻情境》定妆照

约翰与玛丽安，一对登上《妇女时尚世界》的模范夫妻。『我们几乎不吵架，就算吵也是理智地听对方说些什么，然后再达成合理的妥协。』

然而突然有一天，这座中产阶级高知家庭的城堡轰然倒塌。『我想要甩掉你已经足足想了四年。』『我不在乎告诉你我有多讨厌这两个愚蠢、放纵、没大脑、懒惰、自私的女儿。』

匆匆又数年，在一个晴朗的午后，约翰与玛丽安分别避开自己在法律意义上的伴侣，又一次幽会在一起……『这是一场属于心灵层次的集体性交。』

伯格曼

“伯格曼一生有过五个妻子，九个孩子和诗史般数量的情人。”毫无疑问的，《婚姻情境》寄寓着伯格曼对婚姻生活与两性关系的沉思。该剧虽是艺术电影大师的作品，但它并不会令普通观众感到晦涩难解。正如王小帅在评价《婚姻情境》时曾说过的那样：“中早期伯格曼影像的那些晦涩完全消失了，回到像电视剧、情景剧一样的环境里去。但是故事看进去以后，内心的那种恐惧、那种压抑同样是非常强大的。”下文为伯格曼自传《魔灯》中讲述的真实的“婚姻情境”，感谢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除了在德国待过的那六个星期之外，我从来没出过国。我的朋友兼电影合作伙伴比耶马尔姆斯滕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要出国了。我们在法国戛纳和尼斯之间的一个隐藏在山区中的小镇滨海卡涅住了下来。这个小镇当时还没有游客，定期光顾的只有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埃伦在哥德堡的里瑟贝里剧院找到一份舞蹈编导的差事，她母亲帮我们照看小孩，一切看起来相当平静。我们的经济情况也暂时有所缓和，因为那时我刚完成了一部影片，同时又签订了在夏末拍摄另一部影片的合同。我们4月底到达卡涅，我有一间带红瓷砖地板、阳光充足的房间。从窗口望去，山谷里种满了康乃馨，远处是大海，正如荷马所说，那片海洋偶尔会带有葡萄酒的色彩。

比耶马尔姆斯滕立即被一位漂亮但患有肺病的英国女人黏上了。她会写诗，喜欢刺激的生活。我每天独自躲在阳台上写电影剧本，这部影片预计在8月开拍。那时决定拍一部影片及其准备时间都相当仓促。你根本没时间感到害怕。这是一个宝贵的优势。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喜悦》，故事描写了赫尔辛堡地区交响乐团里一对年轻音乐家的故事。一望而知指的就是我自己和埃伦，影片描写艺术激发出的境遇，也描写忠诚与不忠。音乐将贯穿全片。

《喜悦》

我完全与世隔绝，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与任何人交往。每天晚上我都喝得烂醉，得让房东太太扶我上床睡觉，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很为我的酗酒习惯担心。然而，每天早上9点钟，我一定准时坐在写字台前专心写剧本，宿醉有助于强化我的创造力。

我开始和埃伦小心翼翼地通信，那些信充满柔情。我们那充满痛苦折磨的婚姻有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此影响下，我把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描绘成美丽和忠诚的化身，她有智慧、有人性的尊严。反之，男主人公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庸才，既不诚实，又爱夸大其辞和撒谎骗人。

有一位俄裔美国女画家在羞怯而热烈地追求我。她体格健壮，身材匀称，像一位阿玛宗女战士，双唇甜美，皮肤黝黑，眼睛如星星一般明亮，释放着不羁的性感。我忠实于自己的婚姻，这使我和画家两人都受到激励。她画画，我写作，两个寂寞之人竟然出乎意料地凑在一起从事创作。

影片的结尾成了一出悲剧。女主人公死于煤油炉爆炸（也许是我在暗地里打着如意算盘），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末乐章被无耻地采用，主角感受到一种“比喜悦还喜悦”的情感（三十年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感觉）。

我把比耶马尔姆斯滕从爱情的欢乐中拉出来，告别了眼含热泪的房东太太，回到家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剧本被接受了。

我和埃伦的复合很匆忙，也不完全成功。我醋意大发，因为我发现埃伦和一个女同性恋艺术家搞在一起，但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我去了斯德哥尔摩，电影开拍了，我的同事比耶马尔姆斯滕和斯蒂格奥林扮演两个懦弱的男人。玛娅－布里特尼尔松成功地把那位极端理想化的妻子塑造得栩栩如生，这个角色与她塑造的其他形象都证明了她的才能。

电影的外景地在赫尔辛堡。8月初的一天，我们在市政厅拍摄男女主人公举行婚礼那场戏。我和埃伦几年前就是在这里结的婚。《电影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来采访我们做特写报道。这家周刊漂亮迷人的主编古尼拉霍尔格给了我们这个荣誉。她还带来一位同事，名叫贡哈格贝里。我们的管理者，也就是我本人，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一方面被这位主编吸引，于是从这部电影本就不多的经费中搜刮出一些，邀请她们在大饭店吃晚饭。

晚餐后，我和贡去海湾边散步。那是一个无风的温暖夜晚。我们兴奋地相互亲吻，漫不经心地约定，等拍摄转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再相会。当这位《电影新闻》的记者走后，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

我8月中旬回到家里。贡打电话约我一起去卡特林饭店吃晚饭，然后去看电影。我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

事情发展得很快。接下来的周末我和贡去了特鲁萨，登记住进旅馆，上床，然后一直在那里待到星期一早上。我们决定分头去巴黎，然后秘密相聚。当时我的朋友维尔戈特舍曼正在那里。他的第一部小说将由古斯塔夫莫兰德拍成电影。剧本已写了好几稿，但都未被通过。瑞典电影公司采取了应急措施，要我马上放下刚拍完影片的收尾工作，立即去巴黎找那位难缠的维尔戈特。贡也正好要去巴黎为几家周刊杂志采访时装秀。她的丈夫要到东南亚一家橡胶植物园去六个月。贡就把两个小孩托付给一位芬兰保姆看管。

《婚姻生活》

我回到哥德堡准备和妻子埃伦谈谈。夜深了，她已上床睡觉。我突然回家，她感到很高兴。我穿着风衣，坐在床边，告诉她所有的一切。

具体细节怎样，有兴趣的人可参考我的影片《婚姻生活》的第三部分。唯一不同的是对情人葆拉的描述。贡更像是她的反面，长得漂亮高挑，体格健美，有一双充满热情的蓝眼睛。她喜欢大笑，嘴唇性感，豁达开通，骄傲而正直，具有女人特有的力量，但又是一个梦游者。

她不了解自己，对此缺乏兴趣，却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生活，不加防备也没有要求，真心相对，无所畏惧。她患有胃溃疡，时常发作，但她对此也不在意；只要几天不喝咖啡，服用一些药，转眼就好了。她和丈夫关系很糟，却不以为然。她觉得任何婚姻都迟早会变得乏味，最后只剩下一点性关系而已。至于重复而来的焦虑梦境，也并未引起她的注意；也许是吃的东西不对劲，或者是喝酒太多。总之，人生对她是实际和伟大的。她的魅力难以抗拒。

爱情撕碎了我们的心，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949年9月1日清晨，我们离开了瑞典，中午到达巴黎。我们住进圣安娜街一家著名的家庭旅馆，这条狭窄的街道通向歌剧院大道。旅馆的房间是长方形的，像一具棺材，床不是并排摆放，而是床头对床头。窗外是一个狭窄的庭院。把头伸出去，能看见六层楼顶上那块赤日炎炎的天空。庭院中空气阴冷潮湿，散发着霉味儿。沥青墙上有一些窗户，好让光线照进旅馆厨房，可以看见厨房里有许多戴白帽子的人像蛆一样蠕动；从那深渊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恶臭和炒菜的气味。有关更详尽的细节，请参照《沉默》一片中那对情人的房间。

《沉默》

我和贡坐在床上，我们感到疲惫和恐惧。我马上意识到，我对婚姻的背叛受到了上帝的惩罚。那残忍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意外地回家，埃伦是多么高兴，她微笑起来。那些画面反复重现，至今难以忘怀。

第二天早上，贡用法语跟那位全能的旅馆门房商量，希望能够换房间，她塞了一张一万法郎的钞票作为交换条件（那时十克朗可以兑换一千法郎）。于是，我们马上换了一个临街的舒适房间，盥洗室宽敞得像个教堂，有彩色玻璃窗，地板中装有暖气管，洗手池也很大。同时，我在顶层租了一个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写字台、一张吱吱作响的床、一个坐浴盆，还能看到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美丽的巴黎全景。

我们在巴黎逗留了三个月，从各方面看，在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中，这都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时间。

1949年夏季，我度过了三十一岁生日。迄今为止，我都努力地工作，投入地从事我的专业。因此在温和的秋天来到巴黎，对我无疑是一种解脱。爱需要时间和机会才能孕育。在这里，我总算能够排除一切障碍自由地呼吸。然而，我对埃伦和孩子的背叛，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永远深深地刺痛我的心灵。有几个月光阴，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生命力的大胆行为滋生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真实，因此极其珍贵，尽管为了这一趟巴黎之行，我最终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

家里的来信并不令人鼓舞。埃伦在信中提到孩子病了，她自己手上和脚上都得了湿疹，还不断掉头发。我离开时曾留给她一大笔钱，她在信中抱怨钱几乎用完了。贡的丈夫匆忙地提前赶回斯德哥尔摩，他的家人请了一名律师，扬言要提出法律诉讼，因为他的家庭财产有一部分在贡的名下。

几乎任何事都打扰不了我们，丰盛的印象与经验在我们的头脑中流动。

最伟大的发现是莫里哀。我在文学史研讨课上曾涉猎过他的几部剧作，但始终没理解他，总认为他的剧作陈腐无味。

如今，从瑞典来的乡下天才坐在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厌世者》。那是一场充满青春活力、美妙无比又激动人心的演出。那种感受非笔墨所能描述。枯燥的亚历山大体诗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舞台的人物形象步入了我的心灵。这才是它真正的样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可笑，但又确实如此。莫里哀从那时起就开始深入我的心灵，并伴随我度过余生。从前我与斯特林堡紧紧相连，现在又与莫里哀息息相关，他们的精神注入我的血液。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了附属于法兰西喜剧院的奥德翁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比才的《阿莱城姑娘》。这个小歌剧相当于法国版的《维尔姆兰人》[1]，但比较糟糕。

整个剧院坐满观众，许多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看戏，还有祖母、姑妈和叔叔们，一张张洗净的圆脸，都热切地期待着歌剧开演，法国小资产阶级们用过周日的红酒烹鸡之后，全家人穿着华丽，到剧院来看戏了。

大幕升起，一幅可追溯到19世纪格拉博时代的糟糕布景展现在舞台上。法兰西喜剧院某个著名的“股东演员”扮演剧中的年轻女孩，而演员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她的表演愤怒而激动，假发黄得刺目，特别突出了她尖尖的鼻子和那张浓妆艳抹的老妇人干瘪的脸。他们都在或疾或徐地踱步，高谈阔论，女主人公躺倒在舞台上那明亮的脚灯前。一个三十五人的交响乐团在演奏充满激情和肉欲的音乐，却漫不经心，漏掉了乐曲中的反复，人们在乐池中进进出出，随意地交谈着，双簧管演奏者还喝了一杯葡萄酒。女主角用撕裂人心的声调尖叫着，然后又摔倒在地板上。

这时，突然从黑暗的观众席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看了看周围，才惊讶地发现人们都在哭泣，有的小心翼翼地埋在手帕里哭，有的则乐于不加掩饰地大哭。坐在我身旁的勒布伦先生衣着得体，梳着分头，小胡子修饰得很好，他像发高烧一般颤抖着，清澈的泪水从两只黑眼睛里流出来，顺着刮得干干净净的红润脸颊流下，他那小而胖的手无助地在裤子的褶皱上摸索。

大幕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那位上了年纪的姑娘来到前台，她的假发卷曲着，小手放在干瘪的胸脯上十分镇静地站着，用深不可测的眼神凝视着观众。她此时还在发呆，然后在忠实观众热烈的欢呼中才慢慢清醒过来，所有那些与“阿莱城姑娘”一起体验过生命意义的观众，都一次又一次地去剧院朝圣般地观看星期天的演出。他们小时候被祖母牵着手带着来观看，现在是自己牵着子孙们，年复一年，虔诚地在那固定的时间里，看盖莱夫人在那永恒的舞台上，俯身于脚灯前，悲恸地哀歌生活的残酷。

每个观众都在欢呼着。那位小妇人站在被无情的灯光照亮的舞台上，再一次深深触动了人们真诚的心。戏剧是一个奇迹。我以年轻而又无情的好奇目光注视着这奇观中的奇观。我对贡说：“冷漠的人更容易多愁善感。”然后，我们去登埃菲尔铁塔，这样，我们至少算是上去过了。

进入剧院看戏以前，我们在奥德翁剧院对面一家极好的饭馆吃午饭。我们吃了烧腰子就去看戏，这时已过去了几个小时。此刻，当我们站在埃菲尔铁塔顶端观赏著名的巴黎全景时，我们肚子里的大肠杆菌开始捣蛋了。紧接着，肠胃开始抽搐，于是我们赶紧冲向电梯。电梯那儿贴着一张大告示，说因清洁工人罢工，电梯停开两小时，以声援他们那旷日持久的罢工。我们只好沿楼梯往下跑，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在出租车上，司机十分热心，还在后座上铺了一张报纸。我们到了旅馆，在那儿折腾了将近一天一夜，从床上爬到地板上，轮流或者共同使用马桶。在那之前，我们的爱情中都还带着羞涩，不愿使用浴室里的设施，而是跑进走廊使用不那么豪华的公厕。这一下子，所有的隔阂都消失了。我们遭受的肉体痛苦，无疑使我和贡更加亲密了。

维尔戈特舍曼的剧本终于完成了。他独自先回了瑞典。我们都很想念他，因为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巴黎。天气渐渐变凉，浓雾从平原滚滚而来，我在旅馆屋顶下张望，埃菲尔铁塔已消逝在浓雾中。我写了一个剧本叫《裸体的尤契姆》。影片主人公是一个默片时代的导演，专门模仿梅里爱的默片。有一条无底的运河从他破旧的摄影棚下流过。尤契姆抓住了一条会说话的鱼，离了婚，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天埃菲尔铁塔厌恶了自己的存在，就离开现在的位置，搬到英吉利海峡去了。后来，铁塔产生了一种犯罪感，便又搬了回来。尤契姆在一个宗教兄弟会中结束了生命，在那个团体中，自杀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仪式。

我怀着极大希望把这个未留底稿的剧本提交给皇家剧院，但剧本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可能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四处游荡，迷了路又找到路，然后再次迷路。我们闲逛到马恩河的水闸门、奥特伊门和拉皮耶。找到了北方旅馆和文森森林边界上的小游乐场。

网球场美术馆的印象派展览。罗朗佩蒂的《卡门》。巴罗在《审判》中饰演的K，反心理主义表演风格，与众不同，但很有魅力。塞尔日利法尔，《牧神的午后》中的年老怪物，一个肥胖的妓女，有着松弛湿润的嘴唇，放肆地流露出1920年代的所有罪恶。一个星期六上午在香榭丽舍剧院听到的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我可以一直这么说下去。拉辛的《费德拉》，既不张扬又异常激烈。《浮士德的天谴》，柏辽兹那装备完善的法国大歌剧。巴兰钦的芭蕾。法国电影资料馆：古怪的朗格卢瓦先生耀眼的白色衣领上有一圈肮脏的痕迹。他们放映了我的影片《苦恼》和《监狱》。我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还观摩了梅里爱的影片和法国闹剧默片，以及路易费雅德的《审判者》和德莱叶的《撒旦日记》。这些经历使我积累了各种经验。我真是如饥似渴、贪得无厌。

《监狱》

一天晚上，我们去雅典娜剧院观摩让季洛杜为路易茹韦创作的一出戏，竟碰上了埃伦，她就坐在我的斜对面。她转过头来向我们微笑，我和贡马上逃走了。几天后，一位穿淡蓝色西服、系红领带的律师来找我们，他是贡的亲戚派遣而来劝她回家的。他们中午在一起吃午饭。我站在旅馆房间的窗口，看着他们并肩走出圣安妮街，贡穿着高跟鞋，几乎比那位爱装腔作势的小个子律师高出一个头。她那薄薄的黑衣紧裹着她的臀部，一只手不断抚弄着她那淡灰色的短发。我以为她不会回来了。她晚上回来的时候，显得既烦恼又紧张。我气极了，发狂般地反复问：“你和那律师睡觉了？你和他睡觉了？承认你和他睡觉了。你自然和他睡觉了。”

恐惧很快就会创造出它所恐惧的。

12月寒冷的一天，我们住进了斯德哥尔摩海滨路的一家旅馆。我们不能睡同一个房间，因为这违反瑞典旅馆管理法规。

孩子被夺走的威胁立即瓦解了贡。贡回到利丁岛的家和正想方设法报复她的丈夫那里。我则回到哥德堡，履行合同，排演最后一部戏。

我们不能见面，不能通话，也不能写信。任何接触都会加剧孩子被带离开贡身边的危险。在当时，法律对“私奔”母亲的制裁是相当严厉的。

我设法弄到一个小公寓（仍是租借的），带着四张唱片、几件脏内衣和一个破茶杯的家当搬了进去。在这段悲伤的时间里，我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名叫《夏日插曲》，同时写了另外一部影片和戏剧剧本的提纲，但后来弄丢了。这时电影界有一些传闻，说所有电影拍摄都将停止，以抗议政府征收娱乐税。对我来说，不拍电影就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我还要负担两个家庭的生活呢。

圣诞节后的一天，贡搬出了她受尽屈辱的家，拒绝再服从男人的控制。我们出高价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四个房间的公寓。它正好坐落在一幢可爱而古老的奥斯特玛尔姆区住宅的顶层，贡的两个小男孩和那位芬兰保姆也一起搬来了。

贡没有工作，我现在要负担三个家庭的生活了。

随后所发生的事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贡怀孕了。夏末，所有的电影制作都已停止。我被瑞典电影公司解雇，去了洛伦斯马尔姆斯泰特新开的剧院当艺术指导，但两台戏失败后，我又被解雇了。

一个秋夜，贡的丈夫打电话来，表示离婚的事情可以和解，不必诉诸法律。他要求和贡单独见面。达成协议后一起去找律师，起草一个法律协议。我不准贡单独去见他，但她坚持要去。她觉得丈夫在电话中说话温和顺从，还带点哭腔。晚饭以后，她丈夫开车来接她。她直到凌晨四点才回来，面色冷漠，说话闪烁其词。她想去睡觉了，本来我们可以等第二天或以后慢慢再谈，但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非问清楚不可。她这才告诉我，她丈夫开车载她到小－扬森林，然后强奸了她。我离开公寓，在大街上游荡。

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被强奸这个事实大概可以确定，但也可能是屈从了暴力行为：如果你和我睡觉，孩子就归你。

我简直难以想象发生的一切。贡已怀孕四个月。我表现得像一个爱妒忌的孩子。她被孤独地抛在一边。心灵中像放映电影，声音和光影反复闪现，挥之不去，留下的印象异常清晰，永难磨灭。只有自己的洞察力毫不留情地深入，探寻真相。

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失去了携手共同度过危机的良机。最后的结局已确确实实开始了，尽管我们都不顾一切地企图和解。

法庭诉讼本要继续进行。但就在同一天早上，当贡的律师威胁要把她丈夫的财产状况公之于众时，诉讼又撤销了。我不知道详细情况，但离婚办得相当顺利，经过令人羞辱的调查后，根据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建议，贡最终获得了小孩的监护权。

这场戏剧性的事件结束了。但我和贡之间的爱情已有裂痕，鲜血淋淋，几乎无法弥补，而经济上的压力更是咄咄逼人。

没有钱，没有电影可拍，每个月必须要有一大笔钱才能维持两个前妻和五个孩子的生活。有时慢了一两天付赡养费，一个愤怒的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官员就会来找麻烦，并指责我的放荡生活。每次去哥德堡的家中，开始还会客套一番，走的时候总是恶言相向，拳打脚踢，同时还夹带着孩子们的哭声。

我最后只好低声下气地求瑞典电影公司借一笔钱。钱是借到了，但同时签了一个合同，用五部电影来抵押，我只能得到正常的剧本和导演费三分之二的报酬。并且，我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借款，连本带息，从公司给我的总收入中自动扣除。我暂时解决了经济上的危机，但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将束手束脚地度过。

我们的儿子是在1951年4月底的沃普尔吉斯夜诞生的。为了促进宫缩，我们喝了香槟，然后开着一部破旧的福特汽车沿着多丘的拉都戈兰公园兜风。之后，我把贡留给了助产士，被从病房里赶了出来，我独自回到家里，喝得烂醉，把旧玩具火车拿出来，一个人默默地专心玩了起来，直到不知不觉躺在地板上睡着。

拍摄电影的禁令终于结束。贡在一家晚报找到了代理新闻记者兼翻译的工作。我马上要连拍两部电影，一部是《女人的期待》，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另一部是《莫妮卡在夏天》，根据佩尔安德斯福格尔斯特伦的小说改编。我在斯卡拉剧院的一出滑稽剧里，发现了一位穿渔网长袜和袒胸低领女装的动人的年轻女演员，就选她来演影片女主角莫妮卡。她的名字叫哈丽雅特安德松。她拍过一些电影，已和一位年轻演员订了婚。7月底，我们去外海群岛拍摄外景。

我顿感轻松愉快。所有职业上、经济上和婚姻上的问题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外景地过着相当舒适的户外生活，白天工作，夜晚休息，黎明清新无比，天气各有千秋。昼长夜短，睡眠无梦。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工作，我们把拍摄的胶片送回去冲洗，由于机器有毛病，几千米胶片几乎都要重拍。我们都装出十分懊恼伤心的样子，但心里却暗暗高兴，这样可在岛上多停留一些时候。

电影工作是一种极为色情的行当；演员之间都坦诚相待，彼此间暴露无遗。在摄影机镜头前面，所有的亲昵、忠贞、相互依赖、情爱、自信和可靠性都变成一种温情脉脉、也许是虚幻的安全感。那种张力，那种紧张气氛的缓和，同舟共济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欢时刻之后，随即而来的反高潮：气氛不可避免地涨满性欲。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终究有一天摄影机将停止转动，灯光也会熄灭。

《不良少女莫妮卡》

从拍《莫妮卡在夏天》开始，我和哈丽雅特安德松合作了好多年。她是一个异常坚强但情感又很脆弱的女人，天赋里有一股勃发的才气。她在摄影机前面显得自然而性感。同时，她的表演技巧也是极为出色的，能像闪电一样，从最强烈的情感转换到冷静的情感；她的幽默感很有分寸，悠然自如，但从不玩世不恭。她很可爱，多年来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结束岛上奇遇回来后，我告诉贡发生的一切，并要求分居几个月。因为我和哈丽雅特都明白，我们俩的关系只能维持在有限的时间内。贡大发雷霆，要我去死。我对她的狂怒大为震惊，以前从没有见过她发这么大的脾气，对此，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我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再次回到我的单间公寓。

几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既不生气，也不埋怨。我和贡离婚后，她开始学斯拉夫语，还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的翻译技巧变得更加精湛，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逐步创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包括朋友、情人以及出国旅行。

我们充满重逢的喜悦，但这感情也很自私。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的儿子变得痛苦又嫉妒。

贡死于一次交通事故，我和儿子小英格玛计划一起参加她的丧礼。预先我们约在戈列尔图勒大街我的单间公寓见面。他那时十九岁，长得高大英俊，个子比我还高，在此以前，我们已好几年未见面。那天他穿了一套很小的西装，是向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借的。我们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儿，但事与愿违。他问我有没有针线，因为他要缝一颗纽扣。我找出针线给他。然后我们在窗前对坐着，小英格玛低头缝着纽扣，厚厚的金发垂在额前，强壮有力的手正忙着缝纽扣。他偶尔会局促地吸吸鼻子。他长得很像他祖父学生时代一张照片里的样子，同样深蓝的眼睛，同样颜色的头发，同样的额头和敏感的嘴。同样冷淡的伯格曼标记：不要碰我，不要接近我，不要抓住我，我是伯格曼，看在上帝的分上，离我远一点。

我笨拙地想跟他谈一点关于他母亲的事情，但他马上流露出一副很轻蔑的姿态。当我坚持要谈时，他突然用蔑视的神情盯着我，我只好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