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中国当代读者与诗人知识构成区别巨大

著名诗人西川参加北京诗会

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评论西川是一位“令人生畏、难以把握的诗人”，对此，西川从写作者的角度解释说：“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是自己的陌生人。人通过写作、文学、艺术创作，不断探索，就会不断呈现出一个新的自我，惊讶于自己的潜力和创造性。”

6月18日，西川出现在“中国诗歌网成立两周年座谈会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北京诗会”上，泸州老窖对本次活动予以大力支持。活动现场来了超过一百名诗人，他们中有像谢冕、郑伯农这样年逾八十的诗坛前辈，有吉狄马加、王家新、欧阳江河这样的当代诗人，还有几十位年轻的诗坛“小字辈”。“如果大家都读诗、写诗，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只要我们动笔，我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西川说。

自诗歌诞生之初每位诗人都是抒情的主体

在北京诗会上，西川与叶延滨、欧阳江河、唐晓渡、西渡等诗人共同上台，就“诗人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新媒体时代下的诗歌创作”、“现代新诗与旧体诗的双向影响”等话题展开了对谈。西川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独特的。中国学问、学术、思想的源头，是从乱世中来的，它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对这个世界。

在接受专访时西川还透露，他对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很多门类都很感兴趣，不只是诗歌，还包括绘画、哲学等，在他看来，所谓“古典”绝不仅仅是诗歌，它的范围非常广阔，涵盖了古时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也在深刻影响着现代人。比如，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之初就带有独特的抒情特征，从诗经到楚辞唐诗宋词，几乎全是抒情诗，每位诗人都是抒情的主体，用诗歌来表达自己，或者为一帮人代言。这一特性影响到现代人的文化审美和对古典诗歌的评判标准，但以诗歌为切口深入到古代人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去研究，又可能会有令人吃惊的发现。

“每个时代的诗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当代’，就像今天的诗人要处理我们的当代生活一样，古代的诗人也要处理他们的当代生活，这里面就有一个结构性的关注点：每个时代的诗人和各自的当代是什么关系？”西川说，“当我们试图解读古代诗人的生活和他们写作之间的关系时，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诗歌整个打通。而这个角度是我们很少讨论到的。”

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文明早已与世界同步，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文化”仍然是指中国古典文化，并且这种文化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在古代，每一位诗人走完自己的“当代”后留下来的作品，经过大浪淘沙，最终由精品汇集成了今天我们眼中的古典文化。同样的，在当代中国，我们要使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绝不仅仅是身为中国人、能读写中文这么简单。“只有在了解了中国文化、同时也了解了世界文化之后，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西川说。

中国当代读者与诗人知识构成区别巨大

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进程中，诗歌精神一直闪耀光芒。从古体诗到新诗，文字的应用方式有了本质的区别，新诗固然从古体诗中继承了很多东西，但二者使用的语言、审美方式、表达方式，都有非常深刻的不同。

作为古体诗的研读者和新诗的写作者，西川对于二者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看法：“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节奏，人用不同的节奏说话，就意味着他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古代诗人用五言、七言或者四六骈文的节奏来理解世界，我们今天用白话、现代汉语，所以我们和古代诗人面对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世界。语言上的不同，会导致审美方式的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不同。”

其实，诗歌并不是从古体诗一下子就进入了当代诗歌的这种状态，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的读者见识到了胡适、徐志摩那一代诗人的作品，比如“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到后来的大跃进时期或文革时期，很多民间诗歌作品流传很广，另外还有很多人对欧洲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如雪莱、拜伦、普希金等略有了解，再加上古诗中比较浅显的那部分，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很多读者关于诗歌的知识构成。在西川看来，这种知识构成以及由此培养出来的审美情趣，造成了中国当代读者与当代诗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好的诗人，就是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能够给语言、文化带来新东西的人。优秀诗人的才华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满足于五四运动中的浪漫主义变种、民间诗歌作品或欧洲的浪漫主义这种知识状态。”西川说，“所以，为什么有的诗人那么受读者欢迎，但是真正优秀的诗人却会对他们不屑一顾？这就涉及到中国诗歌读者与诗人在诗歌知识构成上的巨大区别。”

所谓“第三代诗人” 是不讲理的命名

在现在的文学类教科书中，西川被列入“第三代诗人”。西川表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当时北岛被算作第二代诗人，按年龄划分，在他以前的都算第一代，而西川就算第三代了。“这是一个不讲理的命名，但是很像诗人的命名，所以很有意思。”西川说，相较于同龄诗人追求的反文化、白描生活、反对崇高等作品风格，自己算不上“第三代”的主体。

“我自己的写作抱负，不完全是‘第三代’的概念能够概括的。我跟‘第三代’在写作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西川说，“当别人要反文化的时候，我可能要打开文化看看里面是什么，我要深入到里面去；当别人要反语言的时候，我要继续挖掘语言的可能性；最大的不同就是当人们想把诗歌和生活建立关系时，我觉得诗歌不仅仅要和当下的日常生活建立关系，也需要跟过去、未来建立关系。诗歌写作，实际上跟整个文明都有关系。”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西川曾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现在他表示要“修正一下”。“诗人在中国也有幸运的一面，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代为诗人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和素材，因此一些外国的作家朋友们都很羡慕中国人。现在全世界信息共通，我只想做一个体面的中国人，有我独立的精神领域，在世界诗人面前，不那么丢人现眼。”西川说，“我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大河拐大弯》，现在的时代正好就在经历大河拐弯，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但都是这个大河拐大弯过程中的一步。”

通过诗歌创作感受精神层面生长的乐趣

其实，到了西川创作的时代，已经有很多诗人专注于写诗，但西川却只让自己做“50%的诗人”，除了写诗外，他还做翻译、理论研究，甚至绘画。因为曾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西川一直跟中国当代美术界、视觉艺术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他区别于当代中国几乎所有诗人的地方。

西川表示，当代艺术的实验精神对他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类的诗人，虽然我一直都在学校工作，可是我对于非主流的、亚文化的，比如反叛精神、摇滚等等都有兴趣。我自己是受到世界当代艺术的影响，当代艺术里面很多试验的观念，比如视觉艺术领域里的各种观念、试验，充满了活力和探索精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呈现视觉艺术，比如大地艺术、方案艺术、表演艺术、行为艺术、声音艺术……这些东西对我会形成刺激和影响，所以别人有的时候读不懂我的东西，就会像张清华老师说的，我是一个难以把握、令人生畏的诗人”。西川说。

也许正是因为有诗歌以外的文化、艺术生活让西川“分心”，并使他的眼界开阔，他才能始终保持对诗歌的敬畏和好奇，以及用诗歌探索世界的热情，写诗三四十年了，他不但不知疲倦，还仍然能够找到诗歌创作的快乐。

“连李白那么张扬的人，在年轻时也写过：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不论我有多少成就，在我内心深处，总觉得有个未知的东西，无论我如何努力靠近它，他都还是会走远，永远和我保持一段距离，这使我充分地了解到，我是一个有限的人。”西川说，“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如在无人之境，因为我思考的很多问题别人不想，我正在走的路别人看不见，我不断要面对新的问题，想克服它就只能继续往前走，这就是诗歌给我带来的快乐。虽然到了我这个年龄，身体已经不再生长了，但诗歌创作能让我在精神层面感受到生长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