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到了，我们怎么过？【国学是活的】

天条规定仙人与凡人不能结合，这代表的是法理；织女与牛郎就是要两情相依，这代表的是情欲；押解织女回天庭，这象征着法理的执行；银河划下的距离，这象征着人世间总有逾越不了的距离、现实中总会存在的障碍；而一年一度得以相会一次，就是在情与理之间留存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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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每次过节，千篇一律都几乎重复着同样的主题，差不多把每个节日都过成了购物节、狂欢节、吃货节……这样的日子不叫节日，叫假日；这样的行为不叫过节，叫放假。

而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社会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来固化某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年一度每到这一个时间节点上，以节日的形式提醒人们进行一些仪式、完成一些礼俗。节日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传达独属于这一个日子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如果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完全忽略了节日承载的精神主旨和文化传统，那么就失去了“过节”的本来意义，就丧失了“节日”的民族特性。

七夕节，现在被广泛称作是“中国的情人节”，这更多是出于商家宣传的需要。其实要论“中国的情人节”，应该首推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在这一天，年轻的女孩子们可以借赏灯、游街的风俗习惯，自由走出家门，从而悄悄完成她们向往中与情人的约会、或是期待中与良人的邂逅。因此欧阳修的词形容上元灯节的晚上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所谓的情人节，那必须要有男女见面约会的实质意义。

而七夕节，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七夕节是女孩子们在自家庭院中度过的节日，顶多只能是闺中女子充满对爱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期许、对幸福的寄托，并不能像牛郎织女一样实际相会情人。因此，七夕节里，对爱的愿望，是女孩儿对梦中人的单相思，是女儿们对织女星的空许诺。

那么七夕节传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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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首先是乞巧节。

传说中，织女在天上的职责是编织云彩。既然她是天上的纺娘，自然要有超于凡间的纺织技艺，所以她所织出的可不仅仅是凡间锦缎，而是美丽云霞。

一次织女下凡，结识了勤劳朴实的牛郎，二人结为夫妻，育有一儿一女。但天帝发现织女私自与凡人成亲，便将她押解回天庭。牛郎在老牛的神力帮助下，用扁担挑起一儿一女就上天追寻织女，就在二人即将相会的时候，王母娘娘用金钗在他们两人之间划出一条银河，令牛郎织女遥遥相望、不可渡河。但是喜鹊被他们的爱情所打动，每到七月初七的夜晚，便以成千上万的雀身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得以一年一度相会一次。

正因为民间故事宣称，织女能在七夕之夜和牛郎相会，这是一个属于她的特殊节庆。这一天，她可以让人间一窥仙踪，她可以把好心情洒落凡尘，所以女孩子们便在这个夜晚拜求织女，希望她能把自己作为天庭纺娘的心灵手巧也大方地分落给凡人一些。七夕节，由此开启了“乞巧”的主题。

七夕之夜，女孩子们在自家庭院中通过一些风俗活动来过节：

她们要祭拜织女、向织女诉说心愿；

然后和闺中密友进行对月穿针、水面投针的游戏，看谁先把线穿过针别、谁放置在水面上的绣花针不沉底，谁就获得了最好的运气和巧劲儿；

之后，在夜风吹拂中，她们分别躲到葡萄架下盼望听到牛郎和织女的情话，期待得到姻缘天赐的眷顾；

她们还会捉一只蜘蛛养在小盒子里，在第二天一早打开盒子比较谁的“喜蛛”吐丝织网最多、就预示着谁得巧最多。

整个七夕节的乞巧过程，唐人祖咏都写成了一首诗《七夕》：

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

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

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这首诗，就完整地叙述了七夕乞巧风俗中祭拜织女、穿针投针、养喜蛛比蛛丝等活动。

所以，七夕节，是属于闺中女儿的节日，是未出嫁的女孩子们，乞求心灵手巧、祈望幸福姻缘的一次大型许愿会；而她们过节的场所，也是在自家院子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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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乞巧节”就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为何古代女子要专门特定地去“乞巧”呢？

为何只有女孩儿家才乞求心灵手巧呢？

为何当今的女孩子早已经没有这样强烈的乞巧诉求了呢？

——这就是源于古今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生产方式决定了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最为主要的社会生产结构。所谓“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除却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农业劳作者是农耕文明社会中的最庞大结构和最重要保障。

因此，女性“乞巧”，就反映出女性群体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结构中要承担起“女织”这半边天。

乞求自己更为心灵手巧一些，是希冀着自己的劳动能力更强一些。

所以，女性乞巧，第一，是为了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的需要。

对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高度重视，历代政府都从国家层面去广泛号召。每当开春，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会带领文武百官到先农坛祭谷神、亲事农耕，而后妃则到先蚕坛拜蚕神。这就是以国礼的高度为天下人做出男耕女织的表率。

男耕女织，是我们今天都市生活中常常忽视的、却是农耕社会生活中必须重视的要务，“女织”代表“丰衣”，“男耕”代表“足食”，保证男耕女织的农业秩序，才能确保整个社会的丰衣足食。

所以古人认为最美的乡村画面，就是宋代翁卷《乡村四月》诗里说的：

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春回大地、绿满人间的时节，乡村四月人人都在忙碌农事，女子“蚕桑”，男子“插田”。——而这种农忙的脚步，恰恰反应了，这个时代正绘制着“盛世无饥馁”的画笔。所以，一方面，男耕女织，是确保了社会未来的衣食无忧；另一方面，能正常务农，也说明了社会当下的稳定和谐。

所以对女子“乞巧”的提倡，是农业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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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乞巧，第二，因为这是女性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

对于劳动妇女来讲，从事蚕桑纺织，代表着女子劳动力的贡献，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不需要用劳动去换取生活的贵族女性来讲，社会对她们“女织”的要求也并未放松。

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父亲要求她是“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作为官宦之女杜丽娘，闺中功课首先是“刺绣”，其次才是“诗书”。

贵族女性虽然无需靠纺织刺绣维持家计，但是必须严格遵循社会提倡的妇德要求，不能脱离整体社会对于“男耕女织”的秩序维护。因此，她们“乞巧”，不是乞求劳动成果的达标，而是乞求妇德要求的高分。

再如《孔雀东南飞》里描写的刘兰芝，诗书礼乐样样精通，显然出自高门大户，但是也必须熟练掌握“女织”技艺。诗中她的自叙就是：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是先通“织素”、“裁衣”，才学“箜篌”、“诗书”，可见针织女红才是女性基本技能。所以现在很多穿越文里幻想女主角穿越到古代，不会女红、不摸针线还能引以为傲、沾沾自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代表着一个另类出挑的个体，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和破坏。

而刘兰芝出嫁之后，婆婆也是用整日织布来苛待她。可见，女孩子要“乞巧”的原因，出于这是无论任何阶层女性、都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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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乞巧”心愿的第三个原因，是为了保障家庭的生活质量。正如前文所说，男耕女织的劳作画面，在农耕社会中，是一种和平安定、美好生活的象征，只要男女各自勤勤恳恳，就有希望耕耘收获、奔向富足。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幸福。

因此，黄梅戏《天仙配》里演绎的董永和七仙女，最著名唱段就是夫妻二人洋溢着幸福笑容唱道“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由于，只要一个家庭能够安稳进行着劳动付出、只要他们获得了踏实耕织的机会，就有辛勤过后收获幸福的奔头。

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戏剧不喜欢悲剧？因为不符合日常家庭生活的逻辑。农耕文明社会，倘若不能构建苦尽之后定能甘来的劳动信仰，每天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还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心理支撑？所以男耕女织，各自掌握各自角色里的劳动技能，是一个家庭耕耘幸福的实际保障，人们期待着劳动过后收获的喜悦。

而在一个平实家庭走向富足的过程中，女性是否具备优异的劳动能力，尤其是“乞巧”之后一双巧手打造出的针织女红、家务操持，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所以女子在七夕节的“乞巧”，是通过祈求自己心灵手巧，进而企盼自己对于社会要求的达标、祈祷未来家庭的安定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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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之所以也被唤作是“中国的情人节”，是由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参与了其中。牛郎织女的故事被称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至少在西汉初年，这个神话传说就已经盛行于民间。汉初的《古诗十九首》中就写他们的故事说：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传说讲，牛郎父母早亡，被哥嫂赶出家门，只与一头老牛为生。老牛有灵性，促成了他和下凡织女之间的情缘，牛郎织女遂结成恩爱夫妻，育有一儿一女。但天庭发现了私自下界与凡人成婚的织女，将她押解回上天，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扁担挑着一儿一女追赶织女。就当夫妻二人将要会合的时候，王母娘娘用金钗在他们两人之间划出一道银河，让他们隔河相望而无法相亲。最后，是喜鹊有感于牛郎织女的爱情，每年七月初七，成千上万的喜鹊在银河上搭起一座鹊桥，牛郎织女才能一年一度相会一次。这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们看故事的人，总是愤恨为何天庭要拆散一对恩爱夫妻，总是不满为何王母娘娘要设置障碍。其实，这样的故事，正是以形象化的演绎，传递着真实化的道理，那就是：

人生永远存在着情欲和法理之间的对立冲突，情与理，是相生相伴的一对矛盾。

天条规定仙人与凡人不能结合，这代表的是法理；

织女与牛郎就是要两情相依，这代表的是情欲；

押解织女回天庭，这象征着法理的执行；

银河划下的距离，这象征着人世间总有逾越不了的距离、现实中总会存在的障碍；

而一年一度得以相会一次，就是在情与理之间留存的弹性空间。

所以探讨天人和凡人之间能不能结合、追问牛郎和织女能不能在一起，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人，都要不得不去面对情与理之间该如何抉择、如何平衡的考验。

如果偏重情欲多了，就必然要交付法理的代价；

如果背负法理多了，又必然要偿付情欲的丧失。

对于社会规律也是这样。有时候情欲泛滥，就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有时候法理沉重，就开始倡导解放人性、肯定人情，比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发起、中国《牡丹亭》的产生，等等。

法理和情欲也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互相平衡的关系。比如这个民间故事里，王母娘娘连银河都能造就，难道打散一群喜鹊做不到吗？当然能做到。但是她和天庭偏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了鹊桥的存在，让牛郎织女有一个宣泄情感的通道，让世人也有一个圆满喜剧的寄托。

这就是情与理之间对冲出的一个合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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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闺中女孩儿们遥想着牛郎织女的挣扎与幸福，也在七夕的星空下许愿，希望为自己求得一份好姻缘。所以，与上元节的“情人会”不一样，七夕节只是“情人盼”，是没有约会、没有情郎、没有爱情的空想阶段。

其实，女孩子们的乞求许愿，与其说她们在求一段爱情，不如说她们是在求一个良人，更不如说她们是在求一个人生。

这就涉及到古人的生活方式与婚姻观念：

在古人看来，女儿在家是客，是暂居于娘家，只有当她出嫁、嫁到了终身仰仗的夫家、嫁往了托付整个大半生的外姓家庭里，那才算是“有家”。所以：女有夫，就叫“有家”；相对应的，男有妻，叫做“有室”；男女成婚，双方共同组成了“家室”。

因此，女子出嫁，叫“归来”，是回归到了命中注定、三世有缘的屋檐下。古语称女孩嫁人，就叫“之子于归”。

在《诗经》里的一首贺新娘曲《桃夭》，是为踏出闺门的新娘子送上的一首贺歌，里面就唱：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女子归来，家室完整。因此，女人成婚，是将终身赌注给了她要陌生面对的丈夫以及她要只身融入的夫家。

所以闺中女儿期许未来的姻缘，说她们甜蜜幻想爱情那是奢侈的，她们紧张揣度丈夫与夫家，那才是真实的，因为那个男人、那个夫家的好坏，决定了她无可悔改、不可转圜的下半生命运。

七夕节，是我们臆想中的“情人节”，但古代女子甚至无缘言情、无心痴盼“情人”，只要命运赐给她的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良人”，那就是姻缘善待了她的人生。

七夕的“情人节”，如果两心情热，那就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如果心境秋凉，那就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但无论如何，这一个“情人节”的本质是：

从牛郎织女的本源苦情算起，就是一个相思相望不相亲的节日，是苦中作乐而已的暂时私会；

从女孩儿的闺中岁月看，又是一个望穿秋水候良人的节日，是没有良人时的一厢情愿。

所以秦观最著名的宋词《鹊桥仙》形容这一个情感节点，也只好半是安慰半是无奈地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若两情相悦，自然还是朝朝暮暮的好，何必常做久别离；

若两心相依，每一天便都是幸福情人节，不需要特定日期的苦盼。

七夕节，在秦观看来，也是无奈的感叹，多于天真的祝福。

所以，七夕节的风俗，古代女孩的乞求，无论乞求心灵手巧也好、乞求良人姻缘也好，都有无限辛酸在其中——那样苦苦地求盼，那样深深地许愿，那样迷信地通过游戏来求一个吉祥预兆，正是说明了女性不能自主命运、不能把握幸福的悲哀。

而今天过七夕节，很少有人再“乞巧”了，但是反而，我们的时代靠女性的投身职业、女性的自主婚姻，完成了古时女子在星空下专注乞求的幸福人生。

曹雅欣

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网络文化学者。独立撰稿人，文化主持人。

开创微信号“国学是活的”，倡导国学生活化、大众化、时尚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出版有《琴梦红楼》《琴颂诗经》《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