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谈民国知识人：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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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信息】

2017年7月9日（周日）15:00-17：00

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朝阳区七圣中街12号院爱琴海购物中心3层

主办方：暴风公益、新星出版社、单向空间

战略合作：凤凰文化

直播地址：https://liveshare.iclient.ifeng.com/live_share?liveId=107319&v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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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主讲嘉宾：雷立柏， 奥地利古典语言学家

对话嘉宾：刘丽华，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

书封

作者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语文学家。1967年生于奥地利，1985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及基督教神学。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1995年在奥地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2004年2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拉丁语文学史”“古希腊语文学史”“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古希伯来语”等课程。他已出版40多部涉及语言教学和中国历史的汉语著作。

签售

雷立柏老师本场活动将带来《我的灵都》和《别了，北平》两部作品，并将进行现场签售。名家现场签售，更可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学习，感兴趣的朋友不容错过。

现场图

下文是作者王璐德对雷立柏以前的讲座侧写，欢迎阅读了解这位我们这位奥地利朋友。

雷立柏谈民国知识人：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

1、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

在1895 年甲午战争之前，处于清朝的中国人仍旧有着一种强烈的“天朝上国”的观念，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对西方和世界都是封闭的状态。但1895 年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使中国受到很大刺激，从当时的慈禧到知识分子阶层都变得开放学习日本、西方。可以说，“在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模式和语言都很大的改变了，变成一个新的社会，这也是为基督徒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很好的背景让他们突破。”雷教授介绍说。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到底中国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开始重新审查儒家传统和基督教的对比，到底哪个更优秀、到底儒家有什么缺点，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到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的地位是什么？”雷教授总结说，当时知识分子比如鲁迅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批判，这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动摇，但1914 年的一战摧毁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感，以前西方人传播自己的文化说很强，但是一战让中国人看到的确你们的大炮很厉害，但是你们互相残杀。所以当时有知识分子提出，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很强但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更强。——所以面对西方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复杂。

民国时代，中国一方面发生很多现代化，比如铁路、电线、媒体等；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乱频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写书传播知识、印刷圣经，但传教影响不是很大，同时还有一些传教士创办教育等发挥间接的影响；另外还有很多传教士办慈善机构、办医院、孤儿院；神学的研究也开始了，民国时代已经开始有中国的神学家，最有名的是赵紫宸，他们也能够吸收很多西方的神学观点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理论性越来越发展。

但如果要对神学有深入了解的话，必须掌握语言，特别是圣经的原文，因此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等特别强调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中国第一位希伯来语的专家是河北人李荣芳(1887--1965)，曾在英国、美国留学，专攻旧约和希伯来语，获持罗神学院神学博士学位。1917 年学成回国后加盟汇文大学神科，是燕京宗教学院最资深的中国教员。

民国二十一年（1932），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与导师合影。

2、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体验与语言

但是，当时基督徒知识分子中对于圣经语言是怎样的情况呢？有两个人很值得研究，虽然他们都不算得上是主流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曾宝荪（1893-1978）是曾国藩的孙女，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统的儒家家族。小时候在杭州一个女传教士创办的女校学习英文，准备出国。1918 年她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创办了一个女校成当校长，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1923-1928 年她也参加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活动，也去耶路撒冷参加会议，因为她来自很有名的家族，所以也是中国的一个招牌。

1934 年她写了一个小文章《我的宗教经验》谈到自己的信仰经历。她谈到自己的家族背景，以及她怎么从一个儒家文化家族背景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她说到他们家的男人都是儒家，儒家的理性是比较理性不相信鬼怪，但他们家族的妇女都是念佛念经，所以她有次看完聊斋志异晚上很害怕不敢睡觉因为害怕鬼。后来上了传教士的学校，开始觉得基督教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认为圣经的伦理远不如儒家，儒家伦理非常详细，比如对妻子、孩子分的都非常清楚，所以她说“第一，觉得基督徒的人伦哲学还不如儒家好；第二，觉得基督教的玄奥思想又不如佛教玄妙；第三，觉得的是对比文字的美基督教更在这两者之下，觉得传教士翻译的中文圣经不美。”这三个点很有意思，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儒家和佛教里面长大的人看到基督教可能是这样的感受。但为什么后来她成为了基督徒呢？她有一个体验是她在高中时反对她的女校长。那个女校长是个外国人让她到校长办公室一趟，本来她很害怕但到了之后那个校长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曾宝荪跟她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说“你走吧，我宽恕了你。”这个感动了她，觉得这是基督徒的博爱、宽容精神，体现了耶稣的人格。

所以1928 年她告诉家里面说“我要入基督教，因为我认为耶稣的人格好”。第二是“儒家虽然好，但是已经很陈旧，我认为可以进入基督教有些更新”。当时他们家的妇女长辈都反对她，说她不能入外国的宗教，男性长辈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你都读读各个宗教的书，如果半年后还这样想，我们就同意了”，半年之后，曾宝荪没有改变，于是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曾宝荪，早年抱着“教育救国”的梦想远渡重洋赴英国求学，归国后又发誓“终身不嫁”，矢志投身“教育救国”的民国女教育家。

另外一个是吴经熊，宁波人，爸爸是商人，从小他学了英文，在上海上学。后来去了东吴大学学习法律，是法律哲学的专家。他是一个天才，1920 年去了美国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又去了柏林、巴黎等，1924 年回来中国，在东吴大学当老师。28 岁时就已经是当一个法官了，1931 年是蒋介石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西方法学也懂很多，地位很高，非常成功，钱也很多，生的子女也很多。宋美龄当时建议他说外国人翻译的中文不好，你文言文也很好，你可以重新翻译下圣经。他于是重新翻译了诗篇。他还给圣经里面很多人重新命名，比如路加他翻译为“露稼”，人的名字都弄得非常优美。

在美国期间，因为对新教印象不好，所以他入了天主教。很有意思的故事是他怎么皈依基督信仰呢？1950 年，在他51 岁时他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讲到这个，他说自己1930 年代时很困惑，因为虽然他事业很成功但因为日本侵华的原因他辗转去了香港，当时觉得人生很渺茫，他读了一本西方一个女修道士写的《history of soul》，这个作者才活了24 岁肺病就死了，书里作者就写了自己内心的困惑：“一方面我那么弱，但是在精神上我很刚强；一方面我非常自由，但又很克己；一方面信仰给我那么大的喜乐，但我又忧愁……这种非常矛盾的状态。”吴经熊说：“这个女孩才24 岁，但比我还明白老子。”他从这个女孩的宗教经验更明白了老子。他说老子是个神秘神学家，这个女孩也是；这个女孩的书可以给中国哲学搭一个桥梁。所以他发现从基督信仰看中国古代经典很有意思，发现“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放弃儒家思想，而是给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儒家经验。”他一直认为：光从中文的角度看儒家经验就是水，但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是水变成酒，所以他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以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到中国文化的东西有一个新的维度，而且觉得儒家文化里面很多也说出基督信仰的道理”。

他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后来他一辈子做了这个工作。比如他说中世纪阿奎那这些神学家给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洗，是把亚里士多德的“水”变成很好的、可以用的“酒”，所以吴经熊一直在做一个梦，希望能把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结合。

吴经熊是现代中国政治和法学界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学者，更是一位跨越东西方文明的奇才。他的著作涉及法学、唐诗、禅宗、基督教灵修学等方面，有《法律的基本概念》《法律的三度论》《唐诗四季》等。

3、圣经的语言到底美不美？学了原文才知道

透过这两位的经历，雷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对民国时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儒家传统和基督信仰，而且如何用中国文化来表达基督信仰的问题。

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困难：这两个人都非常看重圣经的语言，比如曾宝荪说“基督教的语言不美”，而吴经熊则身体力行，因为觉得圣经语言不美所以重新从英文翻译了圣经，但又过于美化了语言。他认为曾宝荪可能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神学家，吴经熊也很有学识，但无论是曾还是吴，他们体验到圣经的美都很有限，因为他们没有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老师。“整个民国时代，懂得这些语言的中国基督徒就很少。”那么，到底圣经的语言美不美？雷教授说，这些民国时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其实不知道。“谁说圣经的语言不美呢？西方古代的语言是很美的。”他说，“如果你要学基督教的美，必须要学经典的原文。圣经的希伯来文经典非常美，但是你要进去，你就需要花一点时间进入美丽的状态。”

“不要只是停留在汉语的美里。”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西方人，雷教授说到，“中国人有自己的语言情结，觉得自己的语言是最美的。比如中国人觉得觉得汉字是最美的，对ABC是排斥。我们的ABC也很漂亮，我希望中国人也欣赏ABC的美。”他说，“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吴经熊这些人都觉得自己的英语非常好，能写很优美的英文著作也非常畅销，但还不够，你还得学一些古典语言。就比如你学中文如果不学习一些唐诗宋词，你能说你懂中文的美吗？”

“对中国人来说，好像汉字的美丽成为压倒性的、排斥其他语言的，这是一个问题。”他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希伯来语、希腊语的原文圣经，“你了解它的原文，会非常不一样，你会看到另一种美丽。”

希伯来语儿童诗歌

4、民国时代和今天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圣经原文都了解比较浅

雷教授说，耶稣时代的地中海的世界是一个多语言的世界，当时耶稣很多门徒除了会希伯来语也会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需要如此，“要有多语言的沟通能力，不仅仅是英语、汉语，还要有其他的语言。”

而且，学习这些古代语言也会给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看西方一个新的维度。“现在大家常常觉得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个人主义的、自私的，但是西方文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保守的、宗教的….有人以为中国文化这样，西方文化那样。我都不敢这么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也是如此；中国文化是个大海，西方文化也是一个大海。西方有不同时代的西方人，你了解不同时代的语言，你所谓的西方文化也会变得很不一样，就好像中国也有不同的时代一样。”

雷教授再次总结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在民国时代出现很多新兴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脑袋是很开的，他们学了很好的外语，受到的外国教育也很健全，他们有很好的能力，也可以跟中国文化沟通，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如果要和基督宗教传统对话、要把基督宗教文化引入到中国社会中，中国基督徒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方面，都需要学习更多。”

“这30年来，中国也出现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就是他们也比较少学习西方古典语言，所以对圣经学的把握还是比较浅。”中国人需多元化学习语言，也需要饮水思源反思很多语言的出处

“所以今天应当推动多元化语言的学习。”雷教授认为，中国人几十年来学习外语上都比较单一，50年代全部学俄语，现在又全部学英语，事实上，很多小语种比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都很需要。而尤其是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的学习非常重要。他感到很遗憾的是，在中国研究甲骨文的人比研究古希腊语还多，但其实甲骨文没有文献，而古希腊语有很多重要的文献，比如荷马史诗、有很多教父著作…而希伯来文关系到圣经旧约，拉丁语又是关系到很多法律著作、神学经典等。

同时，中国人需要对自己的很多语言需要反思。比如学校、哲学这些现代中国人用的词都是从拉丁语这些西方古代语言来的。特别是我们常常说的“母语”（Mother Tongue）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雷教授强调说，这不是从古代中国，而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这个词是跟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有关系的，他在忏悔录里记录他学习拉丁语是从妈妈学的，他还记得妈妈温柔教导的样子，而之后在学校学习外语时男性老师野蛮粗暴的样子成为鲜明对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描述学习母语与外语的区别，之后才有母语这个词。本来当时的社会是男权至上，但因基督信仰提高了妇女地位，所以才可以有一个“母语”这个词保留下来。“很多人问母语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奥古斯丁。其实很多中国语言里面的概念来自于圣经来自基督教。我们每天都喝这个水，但是饮水不思源，所以我在中国推动西方古典语言的学习，希望中国人思考下。”

雷立柏：古希伯来语课程

5、研究希伯来语与希腊语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严肃任务

学习西方古典语言对于中西对话、中国走向世界也非常重要。“中西要对话，就好像两个人要对话一样，但是你没有对话的能力就是的语言，你无法对话。如果你要和西方神学家对话，你没有学希腊语，你没办法对话。”雷教授说，现在有很多翻译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中文版很方便，不懂原文也可以，“但是你永远没有机会读原文。”所以他希望大家多多学习语言，成为勤奋的人，而不是懒惰的人。

“我希望中国人走向世界。一方面让世界走向中国，一方面让中国走向世界。现在我们看很多西方的东西传进来了，但是中国走出去的很少。因为我们只是懂汉子的话飞不出去，只是在一个铁匣子里面。”他希望中国人更多的学习语言，不要排斥ABC。

他最后说：“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严肃任务。”

本文来源自：基督时报网王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