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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20年,王小波的启蒙精神永生


来源:凤凰评论

冷静审思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以及文学近70年的历程,它与中国的体量和国力,以及文明古国的地位都不相匹配。值得庆幸的是,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顾准、李慎之、遇罗克等一批思想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读到王小波。

在王国维先生的墓碑上,镌刻着陈寅恪先生所题写的墓志铭,其中写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正是恪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以盲眼之身,经历“文革”遭受的折磨,在其学问之外,为中国的知识人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在价值观多元,信仰解体的当下,陈寅恪的主张仍被许多知识人作为立身之本,并深受推崇。

1997年4月11日去世的王小波,不仅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同时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当代榜样。在90年代思想界万马齐喑,自由主义思潮尚未破题之际,以一己之力,发九章之辞。孜孜矻矻于启蒙,兢兢业业于笔耕,甚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留下的小说和随笔,却影响了无数青年人的成长。他撒播的自由种子,现在已遍地开花。

在文学创作上,王小波被冠以另类之名。其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想象力和汪洋恣肆,为同时代所无。《黄金时代》对性爱的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远远突破了七八十年代的知青小说的藩篱。

在思想上,王小波以杂文名世。他追求智慧,从不故作高深,也不矫饰和媚俗。其文字平易而简练,颇有胡适遗韵,其表达的通透性和清晰的逻辑独具一格,深得极高明而道中庸精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脍炙人口。针对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他批评知识分子抢夺话语权,充当哲人王的做派;针对国学热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他大泼冷水,直指国学为专制张目以谋私。针对“西马”对“文革”的诠释,他以亲历者和过来人的切肤之痛,以智性和幽默为手术刀,对僵硬的意识形态解剖,鞭笞其反智主义的邪恶。在其去世后不久,由李慎之先生破题的自由主义即浮出水面,在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传播下广为人知。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终于在中国拥有了众多的信仰者和研究者。王小波之前的言说之功,无论如何都不容埋没。

在启蒙上,王小波追求智慧。在《何谓启蒙》中,康德对启蒙做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它的要义是,人要脱离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这是自己解放自己,为自己争取思想、心灵、精神的自由。康德说,“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王小波的理性、宽容和平和,是康德式启蒙的中国典范。他追求智慧和有趣,“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在智慧的指引下,王小波的杂文处处洋溢着启蒙精神,以及理性的穿透力。他启发着读者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思考,激发着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成长。

在现实中,王小波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践行者。1992年9月,他辞去北大社会学系的教职,回家自由写作,与体制彻底作别。他言行合一,独立写作的姿态,更是当代知识人的典范。

生前的王小波并没有享有与其思想和写作相匹配的声誉和地位,在他死后,沉寂数年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人们惊异于中国竟然有这样的作家与思想者。文学界开始研究其小说,思想界则受益于其杂文传播。去世20年之后,王小波面对的问题依然横亘在中国人面前。重温其二十多年前的思考与回答,他的文字也并不过时。如果说,胡适等人在上世纪初从政治、思想、学术等角度切入,再造文明,那么,王小波则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以文学为旗帜,传承和发扬了这一理念。

冷静审思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以及文学近70年的历程,它与中国的体量和国力,以及文明古国的地位都不相匹配。值得庆幸的是,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顾准、李慎之、遇罗克等一批思想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读到王小波。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责任编辑:游海洪 PN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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