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20年，王小波的启蒙精神永生

在王国维先生的墓碑上，镌刻着陈寅恪先生所题写的墓志铭，其中写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正是恪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以盲眼之身，经历“文革”遭受的折磨，在其学问之外，为中国的知识人树立了光辉的人格典范。在价值观多元，信仰解体的当下，陈寅恪的主张仍被许多知识人作为立身之本，并深受推崇。

1997年4月11日去世的王小波，不仅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同时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当代榜样。在90年代思想界万马齐喑，自由主义思潮尚未破题之际，以一己之力，发九章之辞。孜孜矻矻于启蒙，兢兢业业于笔耕，甚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留下的小说和随笔，却影响了无数青年人的成长。他撒播的自由种子，现在已遍地开花。

在文学创作上，王小波被冠以另类之名。其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想象力和汪洋恣肆，为同时代所无。《黄金时代》对性爱的书写，对现实的批判和嘲讽，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人性自由和本真的彰显，远远突破了七八十年代的知青小说的藩篱。

在思想上，王小波以杂文名世。他追求智慧，从不故作高深，也不矫饰和媚俗。其文字平易而简练，颇有胡适遗韵，其表达的通透性和清晰的逻辑独具一格，深得极高明而道中庸精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脍炙人口。针对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他批评知识分子抢夺话语权，充当哲人王的做派；针对国学热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他大泼冷水，直指国学为专制张目以谋私。针对“西马”对“文革”的诠释，他以亲历者和过来人的切肤之痛，以智性和幽默为手术刀，对僵硬的意识形态解剖，鞭笞其反智主义的邪恶。在其去世后不久，由李慎之先生破题的自由主义即浮出水面，在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传播下广为人知。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终于在中国拥有了众多的信仰者和研究者。王小波之前的言说之功，无论如何都不容埋没。

在启蒙上，王小波追求智慧。在《何谓启蒙》中，康德对启蒙做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它的要义是，人要脱离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这是自己解放自己，为自己争取思想、心灵、精神的自由。康德说，“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王小波的理性、宽容和平和，是康德式启蒙的中国典范。他追求智慧和有趣，“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在智慧的指引下，王小波的杂文处处洋溢着启蒙精神，以及理性的穿透力。他启发着读者对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思考，激发着读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成长。

在现实中，王小波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践行者。1992年9月，他辞去北大社会学系的教职，回家自由写作，与体制彻底作别。他言行合一，独立写作的姿态，更是当代知识人的典范。

生前的王小波并没有享有与其思想和写作相匹配的声誉和地位，在他死后，沉寂数年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人们惊异于中国竟然有这样的作家与思想者。文学界开始研究其小说，思想界则受益于其杂文传播。去世20年之后，王小波面对的问题依然横亘在中国人面前。重温其二十多年前的思考与回答，他的文字也并不过时。如果说，胡适等人在上世纪初从政治、思想、学术等角度切入，再造文明，那么，王小波则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以文学为旗帜，传承和发扬了这一理念。

冷静审思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以及文学近70年的历程，它与中国的体量和国力，以及文明古国的地位都不相匹配。值得庆幸的是，幸亏我们还有林昭、顾准、李慎之、遇罗克等一批思想者，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能读到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