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风格建筑：欧洲专制主义者的最爱

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对北欧建筑的影响有限，然而，在合适的条件下，更加灵活、更具戏剧性的巴洛克风格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宫廷赞助的一些建筑设计显示，尽管巴洛克式风格在罗马正方兴未艾，但在别的地方，它却已经完全转变为服务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工具。那些试图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空间权力的君主们喜欢采用巴洛克风格，因为它能产生有力的宣传效果。新的空间秩序，包括城市宅邸以及乡村广场，支持和象征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那时候，欧洲君主如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和德里的君主们，都试图迫使拥有土地的土地贵族和城市市民将权利转让给权力日渐集中的国家，而且往往大获成功。

法国的亨利五世便是这些君主之一，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玛丽·德·美第奇。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长时间对抗的内战末期，亨利来到了巴黎。他宣布将在巴黎举行一场弥撒仪式，并在战争胜利的前夕即1593年皈依罗马天主教。他在1610年遇害，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统治。他执政于佛朗西斯一世和亨利的孙子路易十四世的统治时期之间，是该时期最重要的法国国王。

在十六世纪，欧洲皇权极少涉及城市空间的重组。像克拉科夫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也对利用民民用建筑进行集体展示不感兴趣。相反，那些有经济实力的人们努力利用房屋立面的设计来彰显自己较为鲜明的个性。然而，这种现象却在十八世纪的巴黎发生了变化，因为亨利通过一系列城市干预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城市，而这些干预手段成为了他的统治权利的象征。他在巴黎修建了第一批广场。这种公共空间周围环绕着雷同的建筑，就像伊斯法罕的更大规模的练兵场一样，不过这里换成了民用建筑而已。其中，只有最早修建的广场道芬广场（Place Dauphine）被部分保存了下来，但建于1605-1612年的亨利四世（Place Henri IV）广场或者说今天的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仍然是欧洲城市的骄傲（图11.1）。

图11.1 法国巴黎的亨利四世广场（孚日广场），建于1605-1612年

亨利最初旨在修建一个容纳丝绸工人的广场。丝绸是法国的主要进口产品之一，而他希望鼓励当地人们生产这种珍贵商品。然而，最终在广场周围居住的人们大多为贵族。与广场本身的规则形状同样重要的是广场各立面的统一。事实上，也只有各立面是相似的。在这些公共面孔之后，独立建造者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修筑。环绕一层的拱廊证明了这个广场最初的商业目的。根据商业用途而设计的相关建筑秩序和细节装饰在这些房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房屋大多为砖砌结构，且以更贵的石材修边。总体来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古典细节在北欧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受到重视。相反，如同在香波城堡和哈德威克庄园一样，在北欧建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是一种稳定而清晰的等级秩序感。这种等级秩序感体现在四座中心阁楼的高度上。阁楼分立于广场四面，两两相对，比其他阁楼更高。

尽管这些立面只有极少明显的意大利特征，但以规则线条划分的城市空间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意大利先例建筑进行组织的。这个建筑先例便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远为动态的罗马坎皮多里奥广场（Campidoglio）。该广场几乎与孚日广场同时竣工。两个广场都以身着骑士装束的统治者雕塑为中心：罗马坎皮多里奥广场以古罗马帝王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雕像为中心，而巴黎的孚日广场则以亨利五世本人的雕像为中心。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历任法兰西国王都在位于其统治领域内的城市中修建了皇家广场。这种潮流从法国传播到了整个欧洲。这些广场的中心如同孚日广场的中心一样经常被视为最早的公园。随着从巴黎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直接步行至乡村地区变得日渐困难，开辟公共空间大受欢迎。

尽管孚日广场的大多数居民为贵族或其仆从，城市市民作为最初的目标群体确实在十七世纪获得了大量经济权力。他们试图将这种经济权力转变为日渐增加的政治权利，且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成功。随着法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其主要亚洲贸易伙伴和非洲、亚洲与美洲的新殖民帝国转向商业经济，贸易和手工业生产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私人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亨利之子路易十三世的统治下以及亨利英年早逝后在玛丽·德·美第奇的摄政统治下，这个以新教徒为主的阶级逐渐获得了堪比传统贵族的地位。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是通过购买贵族头衔加入贵族阶级的，而出售贵族头衔是王国政府以及巴黎周围的乡村宅邸的主要收入来源。购买庄园能免除缴税义务，这也是放弃贸易所能得到的回报。此举使得新兴的富裕土地所有者们特别热衷于炫耀自己新得的社会地位并重新规划土地以创造财富。

这项措施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欧洲基督教地区修建了众多精美的园林。其范例之一便是沃勒子爵城堡（Vaux-le-Vicomte）。这座城堡是为路易十四的大臣尼古拉斯·富凯（Nicolas Fouquet）修建的，建于1657-1661年（图11.2）。建筑师路易斯·勒沃（Louis Le Vau）和儒勒·哈杜安·孟萨尔（Jules Hardouin-Mansart）设计了这座城堡（在法语中指乡村别墅）。查尔斯·勒·布朗（Charles Le Brun）参与了城堡的装饰，而景观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Andre Le Notre）则设计了园林。如同香波城堡一样，子爵城堡保留了典型中世纪城堡的精华，修建了一条护城河。除了强调城堡的古典细节外，该城堡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对其周边景观进行了大规模重新规划。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有关自然和神圣秩序的关系的文艺复兴观点，远不只是像伊朗萨非王朝和印度莫卧儿帝国一样，修建园林是出于对打猎和园林的热爱。这里展现的规则同时也代表了大部分十七世纪法国哲学观点的理性。这种哲学观点鼓励人们对自然法则进行学术性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理性的强调与同些年间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对情感的强调的不同，以及关注重心从神圣和精神世界到世俗和政治领域的转移。

图11.2 法国沃勒子爵城堡中由路易斯·勒沃和儒勒·哈杜安·孟萨尔设计的城堡以及安德烈·勒·诺特设计的园林，建于1657-1661年

子爵城堡展现的工艺衍生于对法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的技术。比如，防御工事的设计对有序的新空间规划和该过程中采用的技术具有重要影响。十七世纪时，随着只效忠国王的常备军取代贵族封地，法国的旧防御工事被拆除。然而，边境却在不断修筑新防御工事。景观与这些新要塞之间的联系对当代人来说非常明显，更不用提工人，他们中有很多同时参与了要塞和园林的修建。园林中苗床的设计受到了织物设计的极影响。苗床相对较小，里面密种修剪后的植物，被称为苗圃。当时的另一个重要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大肆宣扬要将法国建设成一个面向本国贵族以及外国市场的奢侈品中心。此前，法国贵族和国际市场均受到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潮流的影响。法国的出口类奢侈品制造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当时，原材料长距离运输的费用仍然高昂，但法国织锦类产品的市场很快就一直扩展到了美洲地区。

子爵城堡是法国园林传统的诞生地。在这种传统中，将自然视为几何抽象物的理性观点凌驾于对自然尤其是水源进行控制的更加普遍的权力表达方式之上。这种园林在今天看来是人造的，但十七世纪的法国人认为它反映了潜在且神圣的自然秩序。广阔的子爵城堡园林中这种融合了军事工程、以业主为主导的样板制作以及对水进行控制的设计是由一个平民构想的，但将这种综合设计与欧洲最为强大的君主联系在一起则促进了整片欧洲大陆上的君主和贵族对它的接受。1661年，路易十四独立掌权。他的母亲即奥地利的安娜之前一直摄政。当富凯在子爵城堡邀请所有宫廷官员为路易十四举行庆祝会时，路易发现了这个有助于他实现雄心壮志的合适舞台的用处。不久之后，富凯因挪用公款被捕。路易抓获了富凯聚集在此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并将他们带到了凡尔赛。

在路易十四的漫长统治期间，法国超越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了欧洲的财富和时尚中心，修建了欧洲最豪华的宫殿。路易十四称自己为太阳王，并极其坚定地宣称“我就是国家”。在路易的统治下，法国的中央行政机构甚至最终蔓延到了极小的村庄。最初，路易斯像他的祖辈一样从巴黎进行统治。然而，他在那里感受到了贵族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威胁。前者曾在他年少时期对其母亲的摄政统治进行过反抗，后者具有的特权也难以控制。他将父亲位于凡尔赛郊区的狩猎小屋改建成了欧洲历史上最大最豪华的宫殿，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图11.3）。

图11.3 法国凡尔赛宫中由路易斯·勒沃和儒勒·哈杜安·孟萨尔设计的宫殿以及安德烈·勒·诺特设计的园林，始建于1661年

凡尔赛宫甚至比子爵城堡还要大。共有三条街道汇集在凡尔赛宫前面的庭院中。宫殿的施工极其缓慢，因为在原来的小屋之外陆续增加了大量建筑（这种三叉线的母题后来在城市和园林的设计中被广泛模仿）。路易的寝宫位于该立面的正中心。其后，在园林立面的中心矗立着镜厅（Hall of Mirrors），其内饰是当时欧洲最奢华的。从这里，人们可以俯瞰多个漂亮的园林，像在子爵城堡一样，园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除了宫殿本身外，路易还修建了马厩、餐厅以及供日益增多的政府职员居住的多座建筑。这种对展示统治者的重视在伊朗和印度促生了众多有趣的类似建筑。在印度，沙贾汗同样将自己比作太阳。但凡尔赛宫是一座完全封闭的连续性系列建筑，其形式给人一种更为明显的壮观感，尤其是以鸟瞰图形式呈现时。在当时的欧洲，鸟瞰图是描绘此类庄园时最受欢迎的工具。

在镜厅，勒·布朗以一长列窗户构建了一组镜面墙（图11.4）。这项施工的技术难度高，造价高昂。镜子是在一座新建的法国工厂里生产的，而工厂则是为了与威尼斯玻璃制品竞争而建的。镜厅中的高空照明设施照亮了勒·布朗的顶面墙绘，上面描述的是法国最近一次战胜荷兰的战争场面。该宫殿的主要特征是空间的巨大规模以及材料的多样性，而不像贝尔尼尼和波洛米尼的作品那样，其重点在于空间戏剧性。然而，镜子当然也创造了一种幻想效果，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欧洲被屡屡模仿。该房间经过特别设计，以震撼竞争对手派送的使臣。路易曾在漂亮的镜厅中接待过他们。

图11.4 凡尔赛宫的镜厅，由儒勒·哈杜安·孟萨尔和查尔斯·勒·布朗设计，建于1678-1684年

凡尔赛宫与巴黎的短距离增加了路易控制这座宫殿及其居民的能力。这些人几乎包括整个法国贵族阶层。路易几乎使他们变成宫廷的人质，迫使他们住在宫殿里而不是各自的庄园里。在这里，如同路易的众多外国访客一样，他们时刻见证着众多壮观的仪式。这些仪式提升了路易的威望，并以此也提升了法国政府的威望。在措辞谨慎的法国宫廷庆典中，仪式远比隐私重要。国王从早晨睡醒直至夜间休息，一直位于公众的视线中。他对那些服务于他的贵族时刻保持警惕，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空间去谋划叛乱。法国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这样描写了朝臣的责任：

国王们最喜欢恭顺，厌恶反对意见。除非是他们希望的样子，事情总是做得不对的。耽误他们娱乐便是对他们的触犯。他们喜欢及时行乐，不愿等待。最出人意料的事情往往也是最受他们喜欢的。他们希望我们给予自己的方便，我们绝对不能考虑。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取悦他们。无论他们何时发出命令，我们都有责任尽快满足他们。我们的行动最好足够快。即便我们很可惜地没能完成任务，我们至少还可以快速地顺从他们。

凡赛尔宫的入口处包括早期宫殿的核心，但从未达成绝对一致性。然而，园林的入口却并非如此。在这里，勒沃在儒勒·哈杜安·孟萨尔和查尔斯·勒·布朗的协助下构想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设计。这种设计影响了镜厅的十七个开间以及更多其它空间。这座巨大的宫殿还为重要的皇族成员提供了套房，其中包括王后、国王的儿子、孙子以及其情妇生下的合法儿女。此外，宫殿还为朝臣提供了更加简朴的住宅。

凡尔赛宫的园林比子爵城堡的园林广阔得多。如果说贝丝从哈德威克庄园的长廊上向外观看象征着她对周边领地的控制，阿巴斯国王从阿里卡普宫可观看国王广场上举行的各种活动，那么路易十四在俯瞰这片结合了理想结构和现代工程学的领地时，其目光所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呢？这片领土体现了一种控制权，而哈德威克庄园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权力。这座巴洛克式园林在文艺复兴式园林的直接掩饰下展现了建造者和维护者的权力。园林的基本特征一眼即可看见。宫殿附近有很多花圃。宽阔的小路将花圃隔离，并提供了一处散步的地方。在众多花圃之间还修建了一个小而浅的水池，也被称为水盆（bassins）。水池中央建了一座喷泉。较大的水景距离宫殿较远，其两侧是树林。树林里点缀着多个洞窟、亭台和更多的喷泉。最大的水景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大运河（Grand Canal）。

园林的规模和技术很容易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中既有外交人员和朝臣，也有负责修建和维护园林的工人。就像宫殿本身，园林为举行宫廷仪式提供了足够的背景空间，包括欢迎来访使臣的复杂庆典。雕塑是展现园林意义的关键元素，它们使园林看起来像是古典男神和女神以及朝臣居住的地方。路易和太阳神阿波罗之间的比拟尤其重要，阿波罗喷泉是园林的重要特征之一。众多喷泉和多个水池也不是纯粹的装饰。它们展示了国王控制自然以及法国的能力。比如，大运河代表法国正在扩张的制海权，包括其占有的新国际贸易和军事地位。国王和他的园林设计师勒·诺特在这片土地上应用的规则甚至扩展到了周边森林。这些森林经过了精心规划、栽种和维护，是用于打猎的场地。里面还修建了笔直的道路，并分散地修建了隐秘的休息地，以供散步的朝臣使用。

凡赛尔宫是欧洲历史上修建的最大最壮观的宫殿。它是路易对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进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和代表。路易通过修建这座宫殿，控制了贵族的独立性，占用了资产阶级的新象征，还以巩固自己权利的方式展示了自己对法国和他国观众的权威。不足为怪的是，这种以高雅艺术为掩饰对原始力量进行展示的方式引起了其它君主的兴趣。1703年，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兴建了圣彼得堡城。彼得大帝修建将要取代莫斯科的新都城有几大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试图使俄罗斯从外观和现实上都实现现代化。

早在十五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和工程师就旅行到了莫斯科，并带来了新建筑和军事技术。在文艺复兴时期，技术转移方便了对重要的当地建筑传统进行更加复杂的诠释。这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前殖民建筑范例，引进者在其中具有文化主导性。暴君沙皇伊凡在1555-1561年间修建了瓦西里升天大教堂（Saint Basil ）教堂，以庆祝自己攻打鞑靼人取得的最新胜利（图11.5）。该教堂是由珀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Postnik Yakovlev）设计的，象征着伊凡的雄心，那就是莫斯科将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被穆斯林侵占后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因为这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承认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主教而不是罗马的教皇，所以俄罗斯人没有理由去努力接受古代或现代古典形式。因此，尽管意大利技术在修建这座教堂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圣瓦西里教堂的复杂而多彩的九个穹顶却展现了繁复精美的拜占庭图像。今天，世界各地的教堂中仍在采用暗指俄罗斯东正教的更加简单的葱形圆顶。

图11.5 俄罗斯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由珀斯特尼克·雅科夫列夫设计，建于1555-1561年

彼得大帝的新城市与欧洲城市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主要原因是沙皇现正在努力加入欧洲，而不是媲美拜占庭帝国或中东过去的辉煌。到1700年，他在技术和贸易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这与一百多年前其祖辈所面临的情形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他采用了一种突出其个人权威的建筑词汇表，牺牲了留在莫斯科的贵族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彼得大帝在他和政敌即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的统治者们之间保持着实际距离。比如，在莫斯科，如同在克拉科夫一样，主要教堂都隐藏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宫殿的宫墙内。但在圣彼得堡却并非如此。

彼得大帝将这座新城市直接修建在波罗的海地区。这是他最新从瑞典手中夺得的领地。因此，圣彼得堡比远在几百英里之外的东南地区的莫斯科能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彼得大帝从头开始修建了一座现代欧洲城市。这座城市有力地打破了俄罗斯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偏远、经济最落后国家的总体形象。如同那些同样胸怀修建新城市的伟大抱负的创建者一样，彼得大帝希望将自己的子民塑造成现代人。

十七世纪的罗马和凡尔赛都为圣彼得堡的主要街道的三叉线母题提供了先例（图11.6）。彼得大帝最初采用的网格平面图很快被南部的快速发展打破，尤其是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ct）沿线地区的发展。涅瓦大街成为了该城最重要的街道。在亨利五世逝世一百多年后，城市和政治秩序再次体现在这里修建的多个相似立面上。

图11.6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平面图，始建于1703年，制图于1776年

圣彼得堡最初的城市中心是彼得保罗要塞。该要塞始建于1706年，以防御瑞典人的潜在侵犯。它的星状外形在体现当代技术发展水平的防御工事方面树立了良好榜样。到十六世纪时，这座中世纪城市被大炮摧毁。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城市的特征包括矮坡墙。矮坡墙的周边是开阔的空地，而空地的边缘则挖掘沟渠。如同早期的圣彼得堡城，这座要塞是由大量征用劳工修建的（换句话说，是由奴隶修建的）。这展示了彼得大帝的权力，同时也反应了俄罗斯远离市场经济的事实，而市场经济当时正在促进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许多人在修建该要塞过程中死于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

要塞内坐落着稍后于1712-1732年间修建的圣彼得保罗教堂（图11.7）。该教堂由多梅尼克·特雷齐尼（Domenico Trezzini）设计。它也是这座城市里的第一座石砌建筑。彼得大帝引进了技术专家、工匠以及如特雷齐尼这样的专业人员。圣彼得堡因其平面图与勒·诺特设计的园林的平面图相仿而被贴上了现代标签。正如此，这座教堂的建筑风格暗示了彼得大帝对俄罗斯传统的反感。自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后，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就采用了中心式布局，并至少修建五个穹顶，然而圣彼得保罗教堂却采用了一种古典立面，一个巨大的尖顶和巴西利卡式平面布局。尖塔至今仍是该城最显著的地标。即便按照荷兰和英国的建筑标准来看，这座教堂也是一座极高的城市地标建筑。在荷兰和英国，教堂尖顶仍然耸立于城市天际。

图11.7 俄罗斯的圣彼得保罗教堂和彼得保罗要塞，由多梅尼克·特雷齐尼设计，建于1712-1732年。

圣彼得堡的第一批宫殿都很庞大且以木材构建。所有这些宫殿后来都被烧毁了，通常是被大火吞噬。冬宫（Winter Palace）（夏天时，宫廷人员迁往乡村地区）是主要皇宫，由彼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建于1754-1764年间。伊丽莎白女皇独掌政权后完成了其父亲始建的圣彼得堡城（图11.8）。她的建筑师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利（Bartolomeo Rastreli）虽然是意大利后裔，但却在凡尔赛和俄罗斯长大。他的父亲曾作为雕塑家在凡尔赛工作过。冬宫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宫殿，但却是用砖覆灰泥修建的，其造价远低于凡赛尔宫。灰泥最开始被涂上沙色，因此看起来像石材。冬宫的修建资金来源于酒和盐的税收。

图11.8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建于1754-1764年

尽管冬宫的内部经历了大量改建，其面向涅瓦河的立面却几乎保留了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模样。这个三层楼高的立面的整个长度上按规律竖立着一排附墙柱。其中一些附墙柱支撑三角楣。中间的三个开间顶上是一个三角楣。这些开间的装饰并不比这个长条结构两端的九个开间长的长廊的装饰多，。事实上，冬宫的大部分建筑特色并非来自古典柱式，而来自于精美的窗户细节处理。其窗户的装饰性漩涡和螺旋常常脱离古罗马建筑先例。

在整个十八世纪前半期，凡尔赛宫仍是欧洲宫殿的范例。从欧洲北部的斯德哥尔摩到欧洲南部的那不勒斯，一直到东部的圣彼得堡，帝王、王国和更小的王公都修建了大规模的巴洛克式宫殿。特别是中欧，那里修建了大量此类宫殿。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权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于1648年瓦解，导致今天的德国地区分裂成许多很小但却繁荣的王国。表现这种稳定性的方式之一便是修建流行的新宫殿。

其中一些宫殿是为主教修建的。他作为王公和宗教领袖统治一些主教教区、大主教区和位于该帝国的天主教地区的数量更少的女修道院城镇。有时候，他还与女修道院院长进行共同统治。他们的头衔通常由叔叔传给侄子或由姑姑传给侄女。维尔茨堡的连续多任王公教皇修建了极其壮观的新中欧宫殿。非常现代的艺术和建筑支持到十八世纪时已日渐落后的政治体系，但效果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之前，在维尔茨堡这片小型南部德国领地上，其王公主教选择在城市的最高点修建易于防御的宫殿，就像波兰国王在克拉科夫或斋蒲尔王公在安布尔修建宫殿一样。如今，他们选择了紧邻城墙内面的地方。约翰·巴尔萨塔（Johann Balthasar）曾在这里于1720-1744年修建了宫殿。这座宫殿为王公教主提供了一处规模适宜的大型宅邸。它同时还是一座综合建筑，既可作为现代办公楼，也做作为包括仆人和管理者的宫廷成员的住宅。

面向入口庭园的石砌立面，甚至是更加随意的园林立面，都与围墙内的结构毫不相关。从园林立面看过去，很容易辨认出主接待室的椭圆形特征。人们穿过几乎有点阴暗的柱林可前往大型台阶。诺依曼（Neumann ）曾经前往巴黎和维也纳这两座当时最为重要的欧洲建筑中心城市，以与优秀同行讨论该台阶的设计。他修建了一个木桁架。该桁架跨越了在当时而言非常巨大的净跨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一点。众多中世纪和现代建筑具有的清晰连接结构并非巴洛克建筑师的关注点。相反，整个不可见的桁架只是一个达到目标的手段。在我们看来，隐藏的整个桁架实际上被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Giambattista Tiepolo）的作品完全取代了。提埃坡罗是受邀而来的威尼斯画家，他创作了这幅漂亮的顶面绘画（图11.9）。

图11.9 德国维尔茨堡的宅邸的楼梯间，由约翰·巴尔塔萨·诺依曼（Johann Balthasar Neumann）设计

沿台阶往上走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还会被从庭院窗户射进来并照亮了吊顶的光线吸引。如果这种设计没有产生如此美丽的效果，那么它将王公教主美化成整个已知世界的统治者的目的会显得滑稽可笑。此时，欧洲人已经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但位于几百英里之外的内陆且没有海军的维尔茨堡在这些遥远的殖民领地上绝对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王公教皇只有几十万臣民。他们居住在只有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现实的体现，而是委托人明显不能实现抱负的表达。这座宫殿的规模及其装饰的奢华与这位王公教主的极其有限的权力毫不相关。然而，它们有效地展现了他超凡的品味。他邀请了一名欧洲最有天赋的建筑师和一名最有天赋的画家来赞美这种虚构的权力。这种虚幻性质是通过让雕像越出顶面界限的方式突出的。

这里对绘画和建筑的融合能与贝尔尼尼在科尔纳罗小礼拜堂对绘画和及雕塑的融合比拟。然而，建成建筑的的轻松感和虚幻感却是全新的。在这里，诺依曼的白色墙面和提埃坡罗的粉彩取代了科尔纳罗小礼拜堂的彩色理石和凡尔赛宫的金箔。然而，彩色理石和金箔却能在白色和金色相间的凯瑟萨尔（Kaisersaal ）或者说皇帝厅以及小礼拜堂看到，不过颜色较浅。它们是典型的洛可可式特征，也具有诺依曼通常用以取代正确的古典装饰细节的风格化自然形式。这种极具装饰性的风格大多用于内饰，流行于十八世纪初期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兴起的一个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阶层。这种风格最初更加明显的与娱乐而不是政治相关，应用在巴黎一些比凡尔赛宫更具隐蔽性的建筑中。然而在维尔茨堡，这种洛可可式过分装饰却被应用在了真正的巴洛克式建筑规模中。

专制统治对巴洛克艺术和建筑的认同增加了巴洛克风格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统治者的吸引力。他们在巴洛克风格中发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的权力形象。这种形象极少像在他们的宫殿装饰和园林规划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完整。巴洛克风格在北欧和中欧比在意大利更加严谨，通常意在征服人们并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将巴洛克形式与皇家和天主教权力关联却限制了其吸引力，使得它们不受那些重视摆脱那种控制的相对自由的人们的喜爱。不论是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还是洛可可式，也不论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这种建筑风格都是一种创造性成果，能够改善到十八世纪中期时往往看似落后的政治和宗教机构和体验。然而，尽管事实上许多建筑师和时尚导向者在两百多年里谴责这种成果的不合理性，这些成果仍然保留了下来，并受到了公众的欢迎。对公众而言，这些成果仍然代表真正的奢华。对很多人来说，巴洛克风格的工艺和壮丽是完全可与其创造初衷脱离的。至今，它们的魅力仍在延续，这可从苏联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毁坏的东宫的如实修复看出来，还可从显示世界各地的外交部和总统府中外交官坐在洛可可式座椅上所拍的新闻图片上看出来。

本文摘自《1400年以来的建筑》一书第十一章，原题为“北欧巴洛克式建筑”。

《1400年以来的建筑：一部基于全球视角的建筑史教科书》，[美]凯瑟琳•詹姆斯-柴克拉柏蒂著，贺艳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