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冷的，但鲁迅的幽默中和了冷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2014年，娄烨电影《推拿》一举夺得第64届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和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而电影的原著小说，早在2011年就为作家毕飞宇争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随着电影的成功，毕飞宇在更大众的层面上走红。

然而，可能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作家身份，毕飞宇还是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尽管作为特聘教授，他的课主要以讲座形式为主，但依然堂堂爆满。吸引众多学子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名气和外形，其独具价值的内容即便置于专职教授的课程面前也毫不逊色。

如今，毕飞宇在讲坛上的风采终于可以被更多读者感受了。他的讲稿经过整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小说课》为题于近期出版。书中包含《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哈代、海明威、奈保尔、霍金等作品，以文本解读的方法，细致展现了毕飞宇对于经典文学的感受和理解。

2月24日，毕飞宇来到北京，举行了《小说课》的媒体见面会。会上，毕飞宇保持着一贯的流利表达和敏捷思维，幽默而真诚。他回答了关于这本《小说课》的一些问题，也谈起了自己的写作和人生。恰逢北京初春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和难得一见的湛蓝天空，让这场见面会更像是与毕飞宇相约的一场文学下午茶，很是温馨。

会上，凤凰文化也向毕飞宇提出了几个关心的问题。

我在写作时是非常注重自我奖励的一个人

凤凰文化：您这本书叫《小说课》，我想补充两个字，其实也可以叫“小说技巧或技术课”，因为您更多谈论的是关于小说的技术。您对于小说的核心——也就是故事，包括故事的规划、创建、设置等等这些方面怎么看？

毕飞宇：说起故事，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写小说有没有故事大纲，尤其是长篇有没有故事脉络。我没有。虽然小说里面也有一些故事。

这个话题我分两步来回答你。第一步就是，60后的这一代作家跟50后比较起来，相对来讲从小说趣味上带有“去故事化”的倾向。尤其是先锋类的作家，不仅“去故事化”，有时候甚至“去人物化”——人物的形象不那么鲜明。正是由于“去故事化”这样一个倾向，导致60后这代作家的共同特征是故事不那么好看，也可以说是60后作家——包括我自己——的一个缺陷。我们不是以故事见长的作家。

第二步，我为什么不在写作之前把故事大纲捋出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一方面要写作，另一方面要满足读者。但你也要知道，我也要满足我自己，如果我把大纲写出来放在那，我的工作将会变得非常艰苦。有一个大纲，每天按步就班地完成那个计划，我会非常辛苦，我没有快感，所以我愿意永远没有大纲。我每天把电脑打开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一遍，然后今天往哪走，临时做决定。当然这个决定有可能走差了，走差没关系，就算一个星期写差了，我把这个星期写的东西全删了重新写，但是当我发现找对的时候，内心会充满喜悦的，那种喜悦比喝酒、比吃饭、比在足球场上打进一个球强烈得多。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是非常注重自我奖励的一个人，这个自我奖励在于，我永远把临时做决定的这个权力留给自己，这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写作快感。当然，每个作家的运作程序都不一样，有人觉得这样做太辛苦，但对我来讲这样做是好的。我最不愿意干的一个工作就是，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了，然后我把已经清楚的事情走过场。我希望每天都能有所发现，这样我会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每天都能从写作里面得到乐趣，我把这个乐趣看作对我自己的一个奖赏。

写作的时候精神状态混沌得多

凤凰文化：如果您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研究者，您谈论技术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是干这个的。但您本身是一个创作者，这些技术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怎样设置到您的小说中的？是依然凭知觉、凭灵感去写，技术只是用在后期的调整当中？还是与写作同时进行？

毕飞宇：我在讲稿里面，尤其在南京大学的时候，分析到某些逻辑性比较强的部分，我反反复复强调一点——“同学们，我是在分析作品给你们听，为了讲解的清晰、为了你们听的懂、为了有层次，我必须把它分成12345讲给你们听。同时我要强调，实际上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这么干活，他不是这么干活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教你打乒乓球拉弧圈，你到体院去，老师们一定会给你看12个图片，第一个动作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一个弧圈动作做完了，那是老师在课堂上没办法，他必须让你对这个动作清晰，他只能这么干。你说哪一个人打乒乓球的时候疯了，他神经病，把自己的动作像切黄瓜一样的切成那么多段，不可能的。写作的时候精神状态混沌得多，好多时候他有可能有逻辑，更多的时候是靠直觉，他就那么干了。你千万不能把我作为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为了把问题讲清楚为了使问题条分缕析分成若干个逻辑层次的讲授方法，误以为是写作的方法，这是不对的。

无论小说内部有多大力量，文本要达到平衡安宁

凤凰文化：您谈到过始终让自己的小说保持在合适的温度，既不太热也不太冷。您的观点我能理解，但同时我想问，太冷或太热固然会给人侵犯性，但就像我们吃冰和火锅，都是极寒和极热辣的东西，却给我们极致的体验和强烈的刺激，这可能温热的粥没法给我们的。您的小说既然保持在合适的温度，不太冷不太热，那您如何避免它陷入温吞感，在合适的温度也能达到极致的效果。

毕飞宇：举个例子，我是一个你在小说当中要描写的黑社会老大，你得罪了我，这样描写：“毕飞宇勃然大怒，把赵萍喊了过来，扯着嗓子喊到，你赶紧去把他宰了。”这是文字表面的温度，很低级。如果你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作者，你可能会这样写：“毕飞宇望着自己的脚尖对赵萍说，辛苦一下，晚上早点回来。”还是这个意思，它可能更辛辣，可能更火爆。这是一个很通俗的例子，我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我的意思是，落到字面上的东西跟里头的东西、内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他在小说内部呈现出多大的力量和多么的重口味，他首先要保证在文本这个意义上能达到一个平衡、安宁，这是好作家该干的事。

娄烨拍《推拿》是他的一个巅峰状态

凤凰文化：您怎么评价娄烨的电影版《推拿》？

毕飞宇：特别好。

我和娄烨一起参加过两个电影节，一个是柏林电影节，一个是台北电影节，这个电影我总共看过四五遍。也许未来人们在评价娄烨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个判断，但在我看来，娄烨拍《推拿》是他的一个巅峰状态。我特别喜欢他在拍《推拿》时找到的一个调子，这个调子从头到尾都贯穿始终。只有在生命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一个艺术家才会有如此举重若轻的掌控能力。我记得我对娄烨说过一句话，我说娄烨啊，看完你的这个电影，我最大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电影没有一个地方跟我的小说是像的，可是你看完电影以后却发现，小说里面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也没有批评他，我也没有赞美他，但是我把这个话告诉娄烨之后，娄烨特别高兴。我说的是真话，尤其是处理人物关系，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导演在处理众多人物关系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我举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告诉娄烨，我说娄烨啊，我写这个长篇其实是犯了一个大忌，通常一个长篇都得有主人公，围绕主人公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这是小说的基本要求，可是《推拿》这个作品跟其他任何作品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太弱势太弱势的群体，我坚决不愿意让这个作品当中出现所谓的主人公，然后其他人成为这个人的配角，这是人道主义的技术化。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柏林，你知道哪个演员在柏林受到的追捧最多吗？黄轩。因为整个故事差不多是用黄轩的角色——就是小马——作故事的线索。所以在柏林的时候，梁朝伟专门走到黄轩面前，说太可惜了，我们许多人想把票投给你，让你做影帝，可是讨论来讨论去，你的戏份太少了，我们最后只能割爱。

到了台北的时候，我跟娄烨两人在门口抽烟，娄烨关于人物终于给了我一个交待。娄烨说，老毕你知道吗，所有人都以为黄轩的戏是最多的，以为黄轩是男一号，我告诉你老毕，我在剪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专门算着剪的，每个人的时间几乎一样。我特别高兴，虽然在一部电影当中、在一部小说当中，这些人物占的文字比例跟时间比例差不多，不算一个大事情，但对于我们这些艺术家来讲、对于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来讲，它是重要的。至少我们体现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人真的是平等的。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会厚此薄彼，娄烨作为一个导演也不会厚此薄彼。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商量过，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所以我们两个非常欣慰。我非常高兴能和娄烨有这样一个合作，我非常感谢他。

凤凰文化：那电视剧版呢？因为它和电影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

毕飞宇：也很好。

我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一个作家

说起《小说课》这本书，毕飞宇笑称帮自己建立了特别良好的形象：“其实在中国作家圈里有关聊小说，我的形象很不好，名声都有点臭。为什么？比如到一个地方开会，有人到我房间里面来聊天，我缠着人家聊哪一个作品，聊完以后不让人家走。所以经常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我的‘坏话’——昨晚跟老毕聊了哪些作家、聊了哪些小说，这个话痨，把人累死了。可是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南京大学讲小说，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高大上。”

不过，毕飞宇也强调，自己读小说只是因为写作之余没事干，更多的其实是玩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没那么科学、正经，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轻松一点，而且把玩的次数多了，对小说的理解会带上自己的体温。毕飞宇说自己的对小说的解读更多的是凭一个小说家的直觉和感受，虽然直觉有可能带来误判，但直觉也是可以抵达逻辑永远抵达不到的地方。

在毕飞宇的讲稿中，涉及的基本都是经典作品。他说讲经典作品相对来讲更稳妥一些，但自己一定会讲当代作品的，虽然并没有那么自信。毕飞宇认为，经典不一定全是好作品，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既需要外部的原因，也需要内部的原因，有些时候历史给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带来的机遇比作品更重要。

关于写作，毕飞宇认为无非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理性诉求，一个是美学标准。而美学标准需要通过阅读来建立，审美标准至关重要，整个人会从中获益。

毕飞宇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写小说，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的：“40后、50后的作家，他们更多靠生活阅历写作。到了60后以后的作家，我们的写作是建立在阅读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的人生跟50后相比没有那么丰厚。可以说我基本上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一个作家，因为生活没有给我那么多，是我后面自己挽救了自己，自己教育了自己，自己把自己拉上来了。”

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冷的，但鲁迅的幽默中和了冷

在《小说课》中，毕飞宇讲到鲁迅时的一个评价是鲁迅的温度偏低。他在现场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观点——鲁迅的小说语言是冷的，过冷的小说一定是不讨喜的，冷到一定地步，它跟热一样有很强的侵犯性，鲁迅的文字特冷，也有侵犯性，所以好多人很不喜欢鲁迅，可鲁迅的小说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中和了冷，就是鲁迅特有的幽默。“如果说鲁迅先生没有他的幽默的话，我说他作品的文化价值永远都不会打折扣，但是美学价值会打折扣。”

毕飞宇认为，过冷和过热都是不好的，因为太冷不亲切，太热也不亲切。“我把张爱玲的小说看了几篇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冷’，张爱玲小说字里行间的那个冷能传到我骨头缝里去。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如果张爱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靠近她，我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爱玲的冷。为什么受不了她？她太冷了。”

他说自己是一个偏热的人，落到文字当中也是偏热的。同时他也强调，适当降低温度，可以提高作品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客观性

如果以为读者是傻叉，这个作家会死得很惨

毕飞宇透露，目前手上有一部正在创造的新长篇，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我没有偷懒，这个苍天可证。可是我得承认一个问题，我手头写的这个长篇，绝对不是一个运气好的长篇。我去年躺在床上的时候，曾经动过一个很恶的念头，这个作品老子不要了。又舍不得，一直在纠缠。”

毕飞宇说，自己的小说就是自己的白日梦——“当我把眼睛闭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才华，当我把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真不行。我在白日梦面前似乎有能耐，似乎有办法，可是在现实生活面前，我确实不行。”

在创作这件事上，毕飞宇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非常苛刻的人，不指望为大众写作，而为小众写作，所谓的读者其实就是自己。然而，这并非代表他丝毫不把读者当回事，相反他觉得读者往往比作者更棒，细心的读者多得是，有素养的读者多得是，懂小说的读者多得是，想混真的混不过去。唯一的办法是认真对待，必须写得更棒才对得起读者，一个写作的人，如果以为别人是傻叉，这个作家会死得很惨。

不过，所有的调整和打磨毕飞宇都会在寄出作品之前完成，一旦寄出就再也不会修改，他要让作品永远保持在当时的原貌。他不认同巴金所谓“作品是我写的，我觉得有问题，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的说法。因为“作家生命的年轮就是靠作品来呈现的，你在19岁时候的作品，作品的每个字里面都有荷尔蒙的气息，你说你到了55岁的时候去改，你觉得那些荷尔蒙的气息很不体面，脏兮兮的，你把它全处理掉，不能的。19岁的作品充满荷尔蒙气息，你就让它保留荷尔蒙气息，28岁的作品当中有孩子尿布的味道，你就让它有孩子尿布的味道。35岁的时候小说里面到处都是咖啡的芬芳，你就保持咖啡的芬芳。你死了之后，你给文学留下非常完整的文学艺术的轨迹，它是很有用的，它对文学是有用的。即使那个作品是你写的，但你别忘了，你的一切已经变了，你已经不再是那作者了。”

在小说创作之外，毕飞宇还希望自己可以用十讲或者十五讲的体量来谈一部长篇作品，并且就“小说的基本技术问题”、“小说美学的基础问题”、“小说的叙事时间”、“小说的叙事空间”、“小说的节奏”、“小说的温度”、“小说的体量与容量”等具体技术问题一章一章地在南京大学好好谈谈。

《小说课》，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