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杨度曾是政敌，但他们的后人却喜结连理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杨度，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提倡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后在实践中处处碰壁破产，五四运动后接受工农革命，1929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这是两个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极其耀眼的名字，两人曾视彼此为知己，也一度因观点不同而成为政敌。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还有着另一层关系——姻亲。杨度之孙杨友麒和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在1950年代喜结连理，将杨、梁两家的血脉融合在一起。二人还育有一子，即著名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副所长杨念群。

吴荔明曾以外祖父及家族的故事为题材出版过《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获得广泛关注。在老伴的鼓励下，杨友麒也打算写一本《杨度和梁启超》，夫妻俩携手合作，以此纪念他们的先辈。

如今这本《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7年2月16日，本书的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杨友麒、杨念群父子出席，吴荔明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场。与会嘉宾包含众多杨梁两家的后人：杨度孙女、杨公庶之女杨友鸿及其丈夫张钦楠，梁思成外孙于晓东，梁思成儿媳方晶，梁思永之女梁柏有及其丈夫陈国美，梁思达之子梁任堪、之女梁忆冰，梁思礼之女梁红、梁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吴仰湘，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也参加了会议。

杨友麟

他们都过度燃烧了，本质上还是书生

杨友麒在发布会上说，自己这辈人的青年时期处在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杨度和梁启超都是受批判的负面人物，所以对于祖辈的了解很差。告别革命以后，祖辈的形象慢慢发生变化，尤其自己过了70岁，越来越有一种怀旧心理，想对祖先做一些研究和反思。

早在2011年，湖南大学成立杨度思想研究中心时，杨友麒就写过一篇讨论杨度与梁启超的共同宪政的论文。后来湖南作家唐浩明发表文章《政敌与亲家》，从独特角度探究杨梁关系，这给了杨友麒极大的启发。

“这个想法最早是来自于《饮冰室诗话》，当读到杨度和梁启超诗文的时候，我们是被他们之间唱和的豪迈气势所震慑。《饮冰室诗话》有7节是采用了杨度的诗，第87节还专门写杨度给梁启超的赠诗，后面附了一个小札，说‘吾圣贤必为学，必求反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欠于心，乃为有德。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诚以我身无一好之曾孙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关于无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求可以狂我过而救我实者，无如足下。’梁启超收到信和诗以后接着说，‘呜呼，自万木草堂集群以来，浮生铁锹素草之后，久已夫吾之未闻次言也，吾之纠日及得尔日荒也，十年以之也。风尘滚滚中，获得此挚友，一日抚摸12遍，不自觉其礼也。’后来我在想，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多的互动，能不能从他们的互动中合作写起。” 杨友麒讲起写作原由时，如是说。

写杨度的难度远远大于梁启超，因为杨度遗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了。而且杨吴伉俪都是理工科出身，对于很多材料的掌握极具困难。所以他们并没有进行历史研究和考证，仅仅当作后生对先辈的怀念和敬仰。不过，杨友麟强调：“这本书我们既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家族，更害怕别人说是借祖宗炫耀自己，所以整个的写作过程是梳理心情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们和自己的祖父、外公对话、沟通，向他们请教，作为后辈对叱咤风云的祖辈，除了敬仰和钦佩之余，也深感到自我的渺小和惭愧，从而也是一种升华的过程。”

对于两位祖辈，杨友麟认为他们的人生就是救国图强道路的缩影：“他们都是过度燃烧了自己—— 50多岁就去世，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

《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2

个人史和家族史是整个国家史的基础

作为与会嘉宾，黄兴涛对《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给予高度评价：“首先这个书很独特，特别奇特的历史的巧合、特别有意思的联系。我翻了一下，觉得很有特质，很多立意或者构思很巧。另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思考的线索，有一些是别人忽略的。”

王奇生指出，此书虽然是后人来写先辈，笔端充满感情，但内容的呈现非常客观。吴仰湘也觉得作为七八十岁的老人，杨吴的创作毅力让人非常钦佩，更何况此书还具有很高的专业难度，他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两位作者高度的家族情感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吴仰湘还特别提到，在中国传统中，个人史和家族史是整个国家史的基础，一人之史、一家修史是修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在1949年之后被破坏了，慢慢没有了。

汪朝光借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谈到了当下现实：“怎么在近代以来在大变迁的时局之下，在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就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又构架起一个桥梁。这不仅是历史的任务，同时是我们现实的关怀和任务。精英的国家社会责任感也许不一定通过参政的方式表现出来，可能通过家庭教育、通过子女培养，通过许许多多的方面。”

杨念群

从精英史向社会史的过渡就是呈现日常生活

作为杨家的第四代，杨念群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当年的硕士论文就以曾祖杨度为研究对象。但后来他觉得总是躺在先辈的光环下没出息，就改变了研究方向。他说：“我作为后人研究的时候，大家给我罩上光环，一定要为祖先做点什么，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压力很大，好像要通过弘扬祖先证明自己，所以我坚决不走这条路。”对于父母的写作，杨念群最开始也担心感情的投入问题，怕不客观不中立。但没想到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却是很有分寸的。

杨念群说自己的成长其实受父辈和祖辈影响很大，尤其是在选择文科专业这一点上。祖父家里存着很多《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籍，小时候去看望爷爷，爷爷总会教自己念唐诗。后来爷爷留下的所有书都转到自己手里。父亲床头也经常摆着《老子》、《庄子》、《史记》，从小给自己讲历史故事。这些都是带有情感传承的熏陶，从曾祖到祖父再到父亲，杨念群说这里面有一条人文脉络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

写作过程中，由于教育和观念的差别，杨念群和父亲有过许多分歧。但他表示自己和父亲都会冷静下来，在不断交流中慢慢达成共识。

以通常的视角来看，梁启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肯定大于杨度。杨友麟在写作的时候就明确了，既然要写杨梁两家，就要把两家人的生活经历和状态都呈现出来，而且小人物有自己的命运和意义，小人物在历史沉浮之中的状态也是大家了解历史的时候所需要的。杨念群对此深表认同，他强调：“中国的历史学从精英史向社会史过渡，就是呈现日常生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