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的消失如何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11月2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梅雪芹女士应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之邀，在首都师范大学作了题为《为什么关注一条鱼——环境史与史学观念的变革》的讲座。这里提及的一条鱼，特指泰晤士河里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一条三文鱼的命运？这与环境史的兴起、发展及其带来的史学观念变革密切相关。

讲座现场

什么是环境史？

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主题一般有三大类：自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及其反作用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态度。

学科意义上的环境史最早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八、九十年代以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得到重视，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环境史已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特色鲜明的新学科，学术组织遍地开花。有全球性的，如国际环境组织联盟；有区域性的，如欧洲环境史学会、拉美环境史学会和东亚环境史学会等；还有各个国家、各个时段的。另外，学术刊物声誉鹊起，硕果累累。专门型的学术刊物，如最早的美国《环境史》和1995年出现的《环境与历史》，而北欧、意大利等地专门登载环境史研究的刊物也越来越多，成为重要的交流平台。

国内也陆续引进相关成果，有总体介绍环境史学科的权威性著作《什么是环境史》（J.Donald Hughes）、通史角度的著作《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Clive Ponting）、专题性的《哥伦布大交换—194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Alfred W.Crosby J R.）、被认为是环境史代表作的《尘暴：1936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Donald Worster）、描写早期美国的《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William Cronon）、描写日本现代化的代表作《毒岛：日本工业病史》（Walker.B.L.）、立足美国现当代环境史，分析住房开发及其环境问题的《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Adam Rome）、描写欧洲重要的国际通道——莱茵河在它漫长的自然演化中怎样进入到人类历史，又如何被人类开发所影响的《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1815—2000》（Cioc.M.）、从环境史这一新角度描写印度的历史，包括印度本土、英国殖民和森林开发利用的历史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Gadgil.M.）、也有描写中国环境史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等等。另外，还有属于思想史范畴的著作，如《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Donald Worster）和《荒野与美国思想》（(Roderick Nash），《大自然的权利》(Roderick Nash）则更典型地体现了环境史第三个主题的研究成果，即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的变化。

美国国家文件与档案管理局藏雾霾中的乔治·华盛顿大桥

环境史引进生态系统范畴，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人类生态系统，也即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大大开阔了历史研究的空间。

环境史把自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补充着以往的历史研究，还改变了历史研究的面貌——它已经被视为21世纪的“新史学”，带来了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

环境史“新”在哪里

第一个方面，“择自然为题”，即自然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历史研究的主题，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到环境史，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政治史是大人物的历史，从上到下的历史，主要关注的对象是上层的政治；社会史关注的视角向下，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妇女儿童的历史；环境史的题材进一步变化，自然、自然的要素、自然的存在、自然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题材。

举例来说，从“制造路易十四”到“加工三文鱼”，正是反映了环境史兴起之后，历史研究题材的变化。新文化史著作《制造路易十四》(Peter Burke)一书中关注历史人物的塑造、传播和影响，而环境史著作《加工三文鱼》（Joseph e.Taylor Ⅲ）关注的是做菜及其相关的人类活动。原来的历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物，而环境史兴起之后，学者们关注物种的变迁、命运以及历史变化，把三文鱼这个物种和北大西洋周边的渔业经济、政策与管理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三文鱼为中心勾连起经济史、政治史及相关的历史研究。 

第二个方面，可以概括为“量自然之力”，即考量自然的因素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在环境史的研究中，非常关注自然本身作为一种力量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尤其是《世界环境史》（J.Donald hughes）这样的著作，非常强调文明变迁的过程中自然本身的作用，以资源的方式，或是灾害的面目，和人类共同推动历史的变化。自然是一种客观、实在的力量，自古以来，与人类一起共同塑造着历史。 

魁北克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藏19世纪鲑鱼彩图

美国环境史学家William Cronon说：“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也作用于历史，重大的自然进程同样如此。这样，忽略它们之影响的任何一部历史，都可能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以自然为镜”，指的是环境史学者评价历史时的某种做法。即，以自然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臧否历史上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乃至具体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结果和影响。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生态生产力标准。

这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不同于以往仅仅以人类利益为考量，借用了生态学界的概念，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其创新之处在于：针对某种可称为“富困”的问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之后出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考察和反省全体人类行为的结果及其直接或间接影响。超越人类唯一和人类中心的狭隘思维，从生命共同体或土地共同体健康的角度，评价其历史意义。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藏漫画：泰晤士河水中的奇怪物体

第四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为自然代言”。环境史研究关心自然的命运，认为大自然本身，一座山、一条河或者一块巨石，都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和内在价值，它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仅仅为人所用。强调大自然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为自然代言”。“为自然代言”不仅是著书立说，还有很多实际的行动，一些环境史学者在一线的NGO或相关的政府部门供职，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文鱼绝迹带来的环境史之思

三文鱼是大西洋鲑（Salmon salar）的俗称，这个学名是由卡尔·林奈于1785年所取，拉丁文意思是“跳跃者”，但也有认为是“海水的住客”。三文鱼习性溯河洄游，大部分时间会在海水中生活，但会游到其出生的淡水河流产卵，幼鱼也会在淡水环境中生长。三文鱼也是反映水质是否优良、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有用指示物。

英国的很多河流曾以三文鱼洄游著称，它们甚至获得了“三文鱼河”之称。历史上，209 英里长的泰晤士河下游65 英里的河段有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三文鱼还因其味道鲜美而被人们认为是餐桌上的极品，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的三文渔业十分红火。

然而，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泰晤士河里曾经数量多、体量大的三文鱼绝迹了，留下很多关于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的记述。1857年出版的《自然史奇葩》（Frank Buckland）一书中生动描绘了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落网的过程。这条鱼虽然“聪明、勇敢”，但最终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结果不免化作了国王的盘中餐、平民的糊口钱。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太平洋西北海岸的鲑鱼罐头厂分布图

今天，我们翻开英国环境史上这沉重的一页，再叙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如何落网的故事，揭示历史上这一繁盛的物种曾经如何在堰坝和污染物这两大“杀手”的合谋之下而亡，由此透视河流污染的严重后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提示人们如何看待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影响，还在于启发人们如何从这一历史及其影响中总结并汲取教训。

一个环境史学者所揭示的历史，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问题，还要包含一个土地共同体在何处、何时所共同经历的矛盾、挫折、失落，抑或还有成功，以及人类尝试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和教益。这样说来，环境史有可能成为给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带来更大希望的一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