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仓颉造出最早象形字？ 李学勤：“仓颉造字”非史实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然长在。……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这是著名诗人余光中散文《听听那冷雨》中的语句。

仓颉，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他为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享年110岁，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被尊奉为“文祖”。

2015年陕西石峁古城城墙上出土的一块玉钺。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文祖”之信疑与那个时代

有关仓颉是否真实存在、文字搜集整理工作是否为他一人所完成，一直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事实上，这在学术界也并无定论。

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汉长城烽燧，出土一批汉简，内有《仓颉篇》整简1支，断简4只，共40余字，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进行了研究。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遗址出土汉简，发现《仓颉篇》残简，是一条三棱觚，其上每面有20字，共60字。1972—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汉代烽燧、破城子遗址出土一批汉简，中有《仓颉篇》残简，存150多字，有“苍（仓）颉作书”、“幼子承昭”、“谨慎敬戒”、“趣遽观望”等句子。此后，在甘肃玉门花海烽燧遗址、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新疆尼雅精绝遗址等，亦发现《仓颉篇》简牍等。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海外捐赠，其中有秦代版本的《仓颉篇》简牍1300多字。

《仓颉篇》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启蒙识字课本，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见的《三字经》。它最初由三篇文字构成，分别是秦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胡毋敬的《博学篇》，共20章，是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政策的产物。

至汉初，闾里书师合此三篇，断60字为一章，凡55章，共3300字，并称《仓颉篇》；扬雄采摭众家之说，辑成《训纂篇》，顺续《仓颉篇》，凡34章，章60字，共2040字；东汉班固在扬雄基础上又续作13章，章60字，1380字；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又在班固基础上扩充为34章，章60字，2040字。这样，《仓颉篇》及其续作就达到了123章7380字，俨然一部煌煌大典。流传过程中，在汉、晋、隋时还衍生了多部释词解义的训释之作。

只是，《仓颉》一系的字书，后世都亡佚了。直到上世纪重新被发现。

《仓颉篇》之得名，毫无疑问是为了纪念有“造字”之功的先祖仓颉。目前全国在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等诸省尚存仓颉墓、庙、台、祠，计20多处，其中建于汉代的陕西省白水县仓颉庙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亚当斯大楼东侧铜门上也有仓颉雕像，其解说是“中国文学（字）的庇护神”。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在汉代及以前的史籍记载有：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韩非子·五蠹》：“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说文解字·序》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纬书《春秋元命苞》：“（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这些记载大致分为两种。一种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遍访智者，寻求记事的好方法，仰观奎星环曲走势，俯看龟背纹理、鸟兽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从中受到启迪，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形文字。字成之日，举国欢腾，上苍感动得把谷子像雨一样哗哗地降下来，鬼怪则吓得夜里啾啾地哭起来。

另一种则讲，所谓的“仓颉作书”，并不是说仓颉一个人发明创造了文字，而是他呕心沥血将民间既有的图画文字进行广泛搜集，并加以认真整理，从而创制出一套成体系的规范的象形文字。因为其成果最佳，所以只有这一套文字独自传承了下来。

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先生有“先民造字于邃古，仓颉厘定文字于后世”的观点，同意汉字为远古先民共创。

不管仓颉是发明创造了文字，还是系统整理了文字，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仓颉在汉字创制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束了刻木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开辟了中华民族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因此，仓颉被尊为文字始祖、“史皇”，永远为炎黄子孙所敬仰。

当然，也有人质疑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仓颉这个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就持这种“不确定论”。他在接受凤凰网访问时说，有古书记载仓颉有四只眼睛，这显然不可能。他认为，是不是有一个仓颉来造字，目前还是传说，并非信史。

最早文字或有“兄弟姊妹”

仓颉是真是假，众说不一；是不是在“传说”中仓颉生活的那个时代就诞生了汉字，也仍未可知，因为没有证据。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扁壶上的两个朱书：“文□”，则提供了一些佐证，使这种可能性大为增加。

甲骨文的文字体系不但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发现约4500字），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表明它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陶寺朱书经辨识无争议的“文”字，也已是与甲骨文和现今通行汉字同一系统的成熟文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晖教授认为，字迹是毛笔书写的，结合古文献记载，这时也许已经出现专职的书记官员和文书典册。

陶寺朱书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史载和传说中仓颉造出文字的时代是在黄帝时期。按史学界通常认可的年代划分，黄帝的生活年代距今上不超过5000年，下不少于4700年。这两者已比较接近。

自2011年起开始系统发掘规模无可匹敌的我国史前最大古城——陕西石峁古城后，有著名先秦史专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长云教授等数位学者提出了黄帝是石峁古城主人的观点，引发了史学界的关注和大讨论。据测定，石峁古城的距今年代是4300年—4000年。若此说成立，则新近确认的最早汉字的时代，与仓颉造字时已十分接近。

古文字专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王蕴智教授也有“传说中仓颉‘初造书契’的时间应该在夏王朝或偏早”的观点。

陶寺遗址的文字是不是当时仅有的？有没有别的同时期文化遗址发现了文字？凤凰网了解到，陶寺或许并不是一个孤例。

其中之一，是上面刚刚提到的石峁古城。

石峁古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震惊史学界的重要成果。它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村的山峁上，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规模恢弘，形制独特，其杀殉祭祀遗迹、殉人墓葬、精美玉器等发现，令世人称奇，并改变着中国史前史。今年4月，陕西历史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黄帝文化寻踪——杨官寨、石峁考古发现的启示”大型展览（杨官寨是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环壕聚落，出土了以精美彩陶为代表的大量文物，显示出鸿蒙初开的社会景象——作者注）。

2015年，石峁古城出土的玉铲和发掘者。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2015年，陕西考古学者在石峁发掘了一处疑似“祭坛”的遗址；调查了核心区“皇城台”，发现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和池苑遗址，其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多达9级，垂直高差达70米；并发现了多处墙体有菱形“眼纹”装饰图案。日本考古学家饭岛武次到访提出：石峁出土的壁画纹样与商周时期的云雷纹极为相似，而菱形“眼纹”或多或少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眼纹”及商周时期的饕餮“眼纹”有相似之处。

主持发掘现场的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告诉凤凰网，他们在当地一个文物藏家处据称来自石峁遗址的一件藏品上，发现有文字类的刻划符号。他相信：石峁遗址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找到文字的可能性较大。

负责石峁项目的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证实了邵晶的说法。他对凤凰网称，那是一件玉器。至于玉器上有多少个“字”，是什么样的“字”，孙周勇没有透露。

将来要是发现文字，对于我们读懂这座神秘莫测、惊世骇俗、出现在名不见经传的陕北地区的城池，显然有重要的帮助——既有助于破解古城主人的神秘身份，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道路产生的进一步译读，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开石峁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河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已有疑似文字发现。

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经多年发掘，二里头遗址被发现：规模巨大，面积不少于400万平方米；有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有青铜爵等最早的青铜容器，有最早的道路车辙。围绕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研究确认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其结构布局堪称最早的“紫禁城”。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玉器等遗物。依据考古发掘资料，这里的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等都已较为发达。

在附近，还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构成了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王畿社会。

古环境科考表明，距今4000-3600年前，这里降水量近1000毫米，温暖湿润，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中心区域。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此时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即夏王朝的后半期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商朝早期的遗址。从年代测定看，它处在公元前1750年到1500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告诉凤凰网，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大多是在祭祀用礼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发现了20多个刻划符号，对于它们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山、射、竹（或冉）等等。

在皂角树遗址（距今约4000年）孑遗的陶片上，考古人员也从发现了疑似“車”字的单个刻划符号。

许宏是极希望能发现“甲骨文一样的证据”的。他自1999年起担纲二里头考古，二里头是否是夏朝？抑或部分夏朝，部分商朝？这些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十世纪中叶，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即便是二里头遗址已被发现，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文字资料。

“如果要证明夏的存在，就必须要找到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许宏说，殷墟的甲骨文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夏的记载，二里头时期的文字如果书写在竹木、丝帛等有机质材料上，保存到现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获得这样的文字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现已找到的陶片上的文字类符号还远远不够，也未被公认为文字，需要继续努力工作。

许宏认为，殷商甲骨文既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必然有较长的形成期。加上陶寺朱字的发现，二里头时期是应该有文字的。目前二里头的考古发掘面积仅占遗址范围的1%多，未知的远比知道的多。如果能将二里头证明为夏朝，那么中国的信史时代就能够继续向上推进。

许宏的愿望，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的愿望：“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

2015年石峁古城出土神秘石雕人面像。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七八千年前“甲骨文”

既然陶寺的两个汉字并不能算作汉字的最初起点，那么，古汉字的起点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原始文字）材料还有很多：良渚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的，时代都很早，4000年到5000年之间，有的还超过5000年。”李学勤对凤凰网说，甚至有距今七八千年的贾湖龟甲刻划符号。“这些都需要研究。我们文字的起源是一个不断探索的科学过程。埃及的、伊拉克的文字起源，也都有不清楚之处，也还在研究。”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张朋川教授把这些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远古文化符号，归纳划分为黄河中上游、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三大区系。

在黄河中上游，河南省舞阳县发现了贾湖遗址。它是一个经碳14测定为距今7500年—8500年之间的史前村落。考古人员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刻画有独体符号，比如有“曰”字、有“目”字，令人吃惊。“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王巍说。

王巍认为，贾湖遗址给了考古界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关于文字的线索。

贾湖发现的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契刻的符号共17个，分为三类：一类是从形状看都具有多笔组成的组合结构，承载着契刻者一定的意图，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一类是戳记类，表示所有权或有标记的作用；第三类均包含横或竖的一道或两道直刻痕，具有记数的性质。

一些古文字学家通过结构分析发现，贾湖刻划符号和殷墟甲骨文以及现行文字同样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其基本结构与现行汉字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它和殷墟甲骨文都是用来记载占卜内容的，都是事理符号。

郑州大学王蕴智教授评价贾湖刻划符号“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种可与汉字起源命题相联系的刻划符号”。

这意味着，甲骨文并非商代特有，贾湖契刻符号或许是其源头。有学者认为，两者间可能还有过渡文字——西安花园村“甲骨文”。

1985年，陕西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发掘西周镐京宫殿遗址时，意外发现其下方有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出土了一批刻有类似文字的甲骨。它们分别刻在一个骨竿、一颗兽牙和若干块兽骨上，字体细小，笔划细若蚊足，刚劲有力，字形清晰，结构布局严谨，与殷墟甲骨文字体接近。据考证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4500年到5000年，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200年以上。

张朋川在参与发掘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一期遗址（距今8170—7370年）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的独体符号，比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一些符号基本相同。有专家认为，它们也可能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之一。

在长江中游的远古文化器物上，也发现了刻划符号。距今8000年左右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一些棒形石坠饰上刻划着符号。距今约6000年的湖北省宜昌市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出土171件刻有符号的陶器残片，符号种类达74种之多。

在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距今7300—6600年）发现的607件陶器，其底部有600多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大多是“依类象形”的图画符号。有专家认为部分写法与商周甲骨文类似。

在距今5000多年时，东部的鲁南苏北地区、环太湖地区都出现了标于器物上的符号。最先发现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符号，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县前寨、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等的陶尊等器物上，发现了一些刻划和彩绘的象形符号，多位专家进行了释读。距今5900—5300年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底部和盖顶，也有四方八角纹等象形符号。

继崧泽文化而兴起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200年）陶器上也有刻划符号发现，据张朋川不完全统计有32种。一些陶器上还出现了多个刻符，江苏苏州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贯耳壶腹部上，有黑陶器烧成后再刻上去的符号，自左至右并列刻划有四个陶字，有学者认为“已构成一个句子”。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贯耳壶，在圈足内刻有九字组成的陶文。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在肩和上腹部刻有8字组成的陶文。张朋川认为，刻有多字陶文的黑陶壶打磨光滑，制作精良，应具有礼器的性质，这些多字陶文已具有文字的性质。

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和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还分别发现了丁公陶文和龙虬庄陶文。但此两处考古发现被一名民间学者非常激烈地抨击为造假，称其是“新的学术丑闻”。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葛英会研究发现，中国原始古汉字的源头是数字。原始数字是从原始人群的计数手段中孕育萌生出来的。我国古代先民为了帮助记忆，还曾捡拾便于使用和容易保存的小物件，当做助记与计算的工具。

考古界目前认为，文字的产生，要具有通常清楚地表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而且具有统一而固定的符号，才能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出现了。因此，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只能说是文字性的符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李学勤向凤凰网表示，与文字起源有关的符号一年比一年增多，对于解决这个“探讨中的科学问题”，提供了更多证据。他相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重大新成果出现。而中华文明的起源，也必将因此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