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神圣革命将典型的东方女装——旗袍连同它所附带的“小资情调”和性感，从女性的身体上驱逐出境。从此，旗袍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旗袍的领地迅速被革命的“列宁装”所占领。无产阶级革命在女性身体上的实践，其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对女性服装的改造。

列宁装，这种双排扣的西式上衣因属于革命领袖列宁所钟爱的服装，而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身份标志。然而，这种本为男装的上衣，在1949年革命后的中国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女装。在一段时间里，女性的列宁装与男性的中山装（军服的变种）相呼应，构成了革命的“时装”。这一男性政治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悄悄接近并包裹了女性的身体，象征着女性身体的“地表”从此归属为革命的领地。

这一服饰变化，除了表明中国女性对革命的明确诉求之外，或许还因为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点装饰性的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在当时中国的革命者简陋的服装中，列宁装上的这些多余的纽扣略显奢侈，不失为一种有趣的甚至可爱的小装饰。而可以扣上或翻开的大翻领，则有别于男性中山装严格的对称性和规约性，给压抑和刻板的革命服装，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聊以满足女性在衣着上对装饰和变化的本能欲求。除此之外，列宁装有时还会附加上一条腰带，腰带的紧束功能则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于是，女性身体在厚实而坚硬的卡其布面料的严密包裹下，身体线条含糊潦草地一笔带过。这是革命的服装史上残存的一点点可怜的、聊胜于无的性感标志。

性感服装暴力化

列宁装的“时装”风潮直至中国与苏联的交恶，方逐渐退潮。而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进一步“无产阶级”革命化，对服装的禁锢也就越严重，女装上的最后一点装饰性终于被彻底剥夺。1960年代的主流女装代之以更简陋和更禁锢的军装。对此，连革命领袖也大为称奇，赋诗曰：“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女装的军队制服化倾向，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极端状态。

在男性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神圣革命中，革命者真正要战胜的并不只是政治敌人的邪恶，而更重要的是要战胜自身欲念的“邪恶”。出于对情欲冲动的恐惧，“禁欲”几乎是任何一场神圣革命的常规。将“性感”判定为罪孽的象征，以压抑自身的情欲冲动。这样，女性身体往往首先成为革命的对象。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试图通过消灭阶级，来抹平社会阶层的差异，那么，在性别政治领域内，革命同样试图通过抹杀性别差异的方式，来实现男女平等。革命首先使女性的身体“无产阶级化”，来达到对女性精神“革命化”的目标。对于女性而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无阶级化”，同时也是一场“无性别化”的革命。

从革命的禁欲理念来看，制服是一种乌托邦服装：严谨、刻板和整齐，保证了乌托邦的纯洁性。革命化的制服帮助实现了对身体的禁锢，它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试图得性别特征和性感归于视而不见，甚至消失。但在密封的制服包裹的下面，始终埋伏着女性的危险的身体，她是对男性革命道德的严重挑战，也是对男性想象力的考验。

出人意料的是，在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突然出现了短裤和军装相结合的女装。这部表现女性革命精神的戏剧，将军装的禁锢与短裤的裸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禁欲时代的男性观众浮想联翩。这或许是革命样板戏的制造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但这并非女装革命的信号。它只是革命舞台上的一个意外，与现实生活中的女装无关。

文革期间仅有的一次“女装革命”，是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发动的。文革后期，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旗手”江青亲自担当服装设计师，设计了一款风格奇特的连衣裙。从其设计理念上看，江式连衣裙依然带有明显的制服痕迹，但由于是连衣裙，面料又一般选用有一定下垂性和柔软性的仿绸、棉绸等，这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女性身体线条的完整和流畅。

革命服装的“总设计师”亲自设计了“布拉吉”

拥有政治特权的江青对女装所进行的有限的“柔性革命”，透露出革命时代的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微弱萌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那个时代对女性身体禁锢局面。人民依旧只能通过革命电影中的女特务的打扮，来缅想遥远的花枝招展的女装。直至“文革”结束，服装的性别意识才逐步苏醒。而流亡的旗袍卷土重来，则要走过更修远的道路。

来自：张闳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