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博物馆：一封写给197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情书

前段时间，由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改编的同名剧集在网飞上线。

《纽约时报》做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诺贝尔奖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网飞剧集。

为什么说“终于”？这部剧从签约到上线走了七年，中间帕慕克因不满改编，花了两年半打官司把版权要回来。重拍时自己一稿一稿认真盯剧本，有人说他“较真得跟凯末尔一样”。帕慕克本人还把银幕首秀献给了这部剧，在片中出演了那个叫“帕慕克”的作家。

《纯真博物馆》剧照

帕慕克今年73岁，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在通常的印象里，这样体量的作家与流媒体改编的距离应该是远的——大多数严肃作家，把书的影视权卖出去之后，都选择不再过问。

一位读者在这篇文章的评论区写到了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作家把小说改编成剧通常出于两个动机，一笔不错的稿酬，加一个扩大读者群的机会；剩下的事，把书交给信任的导演就好，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强求逐页忠实的作家，最后往往只能拥有一部自己满意、却没人愿意看的电影。”

我们能理解读者替作家的这种担心。帕慕克自己倒不讳言那两个寻常动机，“小说家当然都希望自己的书被拍成电影，多数时候图的不外乎钱或名气，这两样毛病我都有。”

但文章作者 Ben Hubbard 回复这位读者：当我问帕慕克先生对这部剧的期待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更多的读者，而是更多的博物馆访客。

小说作者对那座博物馆的迷恋，较之小说主人公凯末尔对芙颂旧物的痴迷，竟有过之无不及。小说之外，这种执念还在被作家继续延长。

01 凯末尔的执念

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于2008年，是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第一部长篇。

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富家公子凯末尔有一位般配的未婚妻，却在偶然中爱上了年轻的、出身寒微的远房表亲芙颂。这段爱情本就是一场越轨，凯末尔的人生也随之一点点偏离了轨道。得不到芙颂，他转而去搜集她碰过的日常之物，像是给自己的痴迷编目造册：

盐瓶、发夹、咖啡杯、鞋子、牙刷、吃了一半的冰淇淋甜筒，以及4213个烟蒂。

小说后半段，凯末尔决定把这些物品分类、编号、陈列，建一座博物馆，也就是这本小说的名字，“纯真博物馆”。

小说里，凯末尔把芙颂生活中的物件进行了分类整理，建成一座博物馆，其中包括数千个她丢弃的烟头。现实中的纯真博物馆里也展示了同样的东西。4213个烟头是为建馆特意仿制的，每一个日期标注都由帕慕克本人亲手写下。（图源小红书@XXLynn，经授权）

盐瓶来自他们一起吃过的某顿饭，发夹来自她离开那天的下午，4213个烟头来自八年里那些他设法靠近、却又无法靠近她的夜晚——

芙颂后来嫁人了，凯末尔便以“走亲戚”的名义，几乎每晚去芙颂和她丈夫家蹭饭、一起看电视。芙颂抽烟，凯末尔就在饭桌上、烟灰缸里，趁人不注意把她摁灭的烟头一个个收进口袋。

这比「捡来的」私密、也病态得多。可以说他不是在搜集烟头，而是在收集她的唾液、她的嘴印、她在场的每一个夜晚。

小说里有一章就叫“4213个烟头”，每个烟头底下都标着芙颂哪天、在哪儿抽的。

本雅明在1931年一篇谈藏书的随笔里，说中了凯末尔这种状态——占有。“占有是人与物之间建立关系的最高形式。并不是物在收藏者身上活了起来，而是收藏者活在这些物里。”

对凯末尔来说，收藏不是另起一件事，收藏就是他爱的方式。

《纯真博物馆》剧照

02 帕慕克的执念

这件事在小说里发生时，读者最容易把它当作一种文学式的隐喻——当爱情无法被拥有，人就开始拥有物。

但帕慕克本人显然不满足于这个层面的理解。他在小说之外，反复以另一种身份介入这个收藏，不是作为讲故事的人，而是作为收藏者本人。

《纯真博物馆》动笔于1990年代中期，2008年出版。但在写这本书的同时，帕慕克一直在做另一件事：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旧货市场、跳蚤集市、二手店里游荡，亲手挑选可能属于芙颂的东西。他把这些物买回来，放在工作室，再写进小说。

在同一时期，我一边写小说，一边留神关注各种物品，二手商店的、跳蚤市场的、热衷收藏的熟人家里的。我在寻找那些在我想象中从1975至1984年住在老房子里的虚构家庭使用过的物品。我的工作室逐渐挤满了各种旧药瓶、一袋袋纽扣、国家彩票券、扑克牌、衣服和厨房用品。

这些物品有许多（比如一个榅桲擦菜板）是我在冲动之下购买的。我打算在小说中使用这些东西，我想象着适合它们的情境、时刻和场景。有一次，我在逛一家二手商店的时候，发现一件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我认为这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我把裙子摆在眼前，开始写芙颂身穿这个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还有一次，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文物商店里，发现了一张1930年代的黑白照片。在我想象中，它展现了某一小说人物早年生活的一个场景。我决定以照片中的物品讲述我的故事，甚至把对照片本身的描述也插入其中。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2012年4月，《纯真博物馆》出版四年后，伊斯坦布尔 Çukurcuma 区一栋红色小楼对外开放，四层楼里有83个玻璃展柜，每一个对应小说的一章，陈列着这一章对应的物。

比如1号展品就是第一章里女主角掉落的蝴蝶耳环，为还原场景，背景是飘动的纱帘。

坐落在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

通常的理解是，先有小说，再有博物馆，博物馆是小说的延伸和纪念。

但帕慕克在博物馆图录《纯真物件》里明确写过：博物馆不是小说的插图，小说也不是博物馆的说明。

但若真要论先后，几乎是反的。不是写到某一章、需要一件道具才去配；而是先有了物，小说才长出来。

帕慕克有理由这么做。他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博物馆和小说”一章中谈到，当我们阅读一本好小说时，我们会沉浸在其真实之中，但同时，这种真实的体验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这种悖论性的处境让我们心有不甘”。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帕慕克决定要同时创作一座真实的纯真博物馆。

而且他要让书和馆彻底连上。在书的剧情里早就设计好了，书中必须印有一张门票，让读者凭书免费参观他的博物馆，这样一来，读者就从“看书的人”变成“走进故事的人”。

在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

“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

——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小说内页（图源小红书@XXLynn，经授权）

小说写完了，博物馆也开了，连读者怎么走进去都安排好了。可帕慕克还没打算收手。今年这部网飞剧，是这份执念的最新一环。

03 让虚构拥有地址

让一座城市因为一本小说被重新看见，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不算稀奇。乔伊斯的都柏林，卡夫卡的布拉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门罗的安大略小镇。帕慕克让伊斯坦布尔更进一步——他在真实的城市里，给虚构的人物建了一座真实的房子。

詹姆斯·乔伊斯写《尤利西斯》的时候离开都柏林已经很多年，他在巴黎和苏黎世之间辗转，靠着记忆和书信里的细节，把都柏林1904年6月16日那一天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馆、每一份早餐重新搭起来。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如果有一天都柏林被摧毁，人们可以照着《尤利西斯》一砖一瓦地把它建回来。今天这句话已经成立了一半：每年6月16日，世界各地的人到都柏林去过“布鲁姆日”（Bloomsday），沿着小说里布鲁姆走过的路线一站一站走，在小说提到的那家药房买一块柠檬肥皂，在Davy Byrne's酒馆点一杯勃艮第和一块戈贡佐拉奶酪三明治。

卡夫卡的布拉格是另一种。他生前几乎没离开过这座城市，他写下的布拉格却几乎不出现地名，城堡、法庭、街道，都被抽象成隐喻。但今天的布拉格依然到处是卡夫卡：小城区河边的卡夫卡博物馆、犹太区的卡夫卡雕像、墙上的涂鸦、纪念品店里印有他侧脸的杯子。卡夫卡在书里从不说出布拉格的名字，小说之外，布拉格却几乎整个变成了“卡夫卡”的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你能拿着《罪与罚》当地图走。今天的读者能再走一遍拉斯柯尔尼科夫走过的路：干草广场，运河边的船，还有他数过的七百三十步——从住处到老太太的公寓楼。涅瓦河上是夏天的白夜，这座城仿佛永远不天黑。

这些城市的某些角落，因为一本书，有了文学的重量。

但说到底，这些作家是把真实的城写进小说。而帕慕克不仅让伊斯坦布尔有了文学母本，还让虚构拥有了真实的地址。书里那座博物馆，建在 Çukurcuma 区，你拿着小说《纯真博物馆》里的门票，就能推门走进去。

作者: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译者: 陈竹冰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10-1

这件事，从一个文学野心开始，又被一种超乎正常的痴迷延续到了到现在。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诺奖作家的怪癖，或者有钱人的纪念碑。

但其实，凯末尔对芙颂的放不下，对应的是帕慕克的另一种放不下：那些旧物，在二手市集里一年年晃荡的日子，一座正在变样的城。

《纽约时报》那篇报道里，帕慕克带着记者在他出生的街区散步，他指着一家原本是杂货店、现在变成了男装连锁店的店铺说，要继续爱这个地方很难，因为它变样了。

帕慕克曾在散文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给这种衰败感起过一个名字，叫“呼愁”(hüzün)。一种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忧伤：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如何衰败，一座曾经富足的城市如何变旧，老房屋被拆掉，换成平庸的公寓楼。

这座城市不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透过定焦镜头观看的官方画廊。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而在小说里，他这样写伊斯坦布尔的气味：

在加拉塔桥上，我们摇下车窗，幸福地闻了一下混合着海藻、海水、鸽子粪便、煤烟、汽车尾气和椴树花香的伊斯坦布尔的气味。

——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第77章 大塞米拉米斯酒店

图为伊斯坦布尔加拉塔桥

把诺奖、把作家的头衔拿掉，剩下的是很朴素的一件事：一个人放不下，于是动手给它造了一个地方，把它一件一件留下来。让人记住的不是那座红房子里收了多少东西，而是那种近乎固执的念念不忘——肯为一样东西耗掉时间、耗掉钱、耗掉很多年，还乐在其中。

小说里的凯末尔几乎有些病态。可换成现实里这一个，你很难不被这种执念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