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就是脆弱，温柔才是真正的凶猛”
1975年，美国作家格蕾特尔·埃里克前往怀俄明州拍摄纪录片。拍摄期间，伴侣患病去世，她踏上漫长的疗愈之旅。最终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离开怀俄明这土地。
在外人看来，怀俄明如月球般荒凉，风是这里的常客，所过之处留下一堆堆化石、玛瑙和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动物尸体。在这里，人们就像一堆岩石，哪怕被爬被踢，被风吹雨打雪刮，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
生、死、日常和季节的叙事线在这里清晰可见。她从这堂无常之课中懂得：失去是一种奇怪的充实；绝望清空了，就会变成对生命无止境的渴望。
下文节选自《旷野的慰藉》，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一九七六年，我驾车去怀俄明的时候，地面刚刚解冻。正值夜晚。举目所见，只有白色的山峰和黑色的夜空，以及在车前曲里拐弯、慢条斯理溜达的兔子。
据说，突然升温会让冰霜在失去抓力之前更深地扎入土壤，恰如在保护你的帐篷帆布展开之前，麻木的感觉最后一次穿透身体。
那一年，我的经历也是如此：事情看起来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好转之前却来了一个急转直下。
我一大早到了拉弗尔镇，在一家名叫“西部”的粉红色汽车旅馆里订了个房间。房间一角的厨区配备了咖啡壶和煎锅，床头有一部过时的黑色电话机，店主有哮喘，监听着我所有的电话。
从六月到九月，我在大角山脉工作，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四位老羊倌。我一个人去的，这个项目里我的搭档（同时也是我的爱人）刚刚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他还不到三十岁。
在牧场工作期间，每个牧羊点我都要待上数个小时。一个月后，羊倌的头儿约翰，邀请我住进他拖挂式房车里的一个空房间。
那辆房车就像酒吧和摩门教堂里的“是非角”（如他所述），房车歪斜地立在镇子里唯一铺了路面的主街上，而那镇子简直平淡无奇，就好像它向一侧倾斜，把所有的生命都给排空了一样。
房间里的装饰倒很是特别：压变形了的红色天鹅绒情侣椅、看似用锚链悬挂的金色的灯、铺着蓝色地毯的粉色厨房、一个空书架，桌子尽头还摆放着一座阿多尼斯的雕像。
约翰是早期摩门教牧场主的孙辈，祖父利用宅地法积攒了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个子很高，大长腿，有一张朴素英俊的脸。高高的颧骨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脾气则有着一种老光棍式的鲁莽急躁。
“想找一个做事乱七八糟的鬼地方，那你可算来对门儿喽。”他说。
去牧羊点的路上，一只郊狼在我们前方的路上横穿而过。“老天，我可不想冲那个肮脏的小杂种开枪。”他说，一边停下卡车，在座位后面翻找步枪，那只郊狼却从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继续开车往前走。“妈的，反正我也没带子弹。”过了一会儿，他承认道。他曾在后院拴过一只郊狼当宠物养，但有一天放学回家，狼却不见了。
“你爷爷只是觉得，有一只捕食动物在跟前盯着有点不太对劲。”他祖母解释说。
那天晚上，纪录片里的一个准“明星”喝得酩酊大醉，夜里两点跌跌撞撞闯入约翰的房车。“醒醒吧，好莱坞。”他冲着约翰的卧室大声喊，随后跑到屋外，在他拴马的汽车把手处呕吐起来。
“你要是敢吐在那儿，信不信我把你带到山里让你永远回不来。”约翰假装严厉地说。话说得越糙，说明越关切。三点半，咖啡壶里开始冒出咖啡香，四点钟他把我们叫醒。
六月，我和我的拍摄团队（琼和尼克）搬到约翰的木屋开始拍摄。木屋位于大角山顶，是牧场夏季放牧的大本营。拍摄开始了。每隔两三天，我都会开车下山，去给戴维打电话。
他声音沙哑，但头脑清醒。他说：“人间所有，莫不成灰。”我们几乎说尽了死亡的方方面面，现在谈话时常会停顿。
虽然，只听到他的呼吸声我也满足了，但沉默有时让人没法心安，有时则纯粹是一种讽刺—一块布满锈斑的情感铁矿。
戴维出生在威尔士的斯旺西，有着威尔士人酗酒般的愤怒。不过，他那些精彩的损言损语都被他逆来顺受的善良冲淡了，所以也能平衡得很好。他那尖尖的鹰钩鼻和闪亮的黑眼睛上，黑色的头发翻卷上来。
他是牧师的儿子，但对假模假式的虔诚和风度不屑一顾，拿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只是为了和那帮粗暴的法裔加拿大人打曲棍球，尽管业余时间也读文学。
有一次，在纽约的旅馆房间里，他让我和他一起裸体站在镜子前。“看看我们有多么不同。”他说，好像我们仓促的相互之爱是从对立中孵化出来似的。除了我们的外表，事实恰恰相反。
早在认识之前，我们就已经通信很久，早就知道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多么相似，除了一点：我很健康，他快死了。
早春的时候，我们躲在一间小木屋里，木屋没有窗户，位于一片树林中，周围都是白桦树、落叶松和山毛榉。我们吃着生菜，喝着健力士黑啤酒。他用找到的一条陈面包喂爬进睡袋里的“花斑”老鼠。
夜复一夜，我们听着我那盘贝多芬晚期四重奏的磁带。一直听到电池没电为止。戴维睡得很少，刚刚有点睡意，就被身上的剧痛弄醒。我帮他按摩后背和腿，差不多要按到天亮，到最后手都是机械地在动，不知道在摸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垂死之时，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一切没有被挤压成悖论的东西，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常常一言不发地躺在地板上，手拉着手，看着彼此脸上的奇观，放声大笑，一直笑到抽搐成泪。我们一致认为，没有比死亡更大的玩笑了。
到戴维来怀俄明会合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谈婚论嫁。医生的诊断摇摆不定：先说有缓解的可能，现在又说缓解希望渺茫。他待的时间很短。
“所有的空旷都在提醒我一种可能性，让我想起你我本可共同拥有的生活。”他说。他的疼痛加剧，十天后，他想回家看看他的孩子们。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们停下来喝了啤酒。那天是独立日。孩子们在高速旁的谷子地里放鞭炮。“我说不好我们要庆祝什么。”戴维说，我们在汽车旅馆里租了一个小时的钟点房，彼此拥抱着，与此同时，瓶装火箭和“黑猫”在我们头顶的空中炸开。
纪录片变成了个荒谬的苦差事。第二个月给戴维打电话时，他的声音越来越没力气了。优雅挖苦的反转不断减速，随后消失殆尽。
同时，怀俄明的天空也变了。热情洋溢的蓝色纵深缩小，如白色床单一般的秋云拉平了天空。
经过断断续续的拍摄，纪录片接近尾声。已经是九月下旬。在夏季大本营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梦到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刮倒了两棵树。三只乌鸦围着树转，它们哇哇叫个不停。
确实刮了一场风暴：约翰木屋前两棵四十英尺高的松树被拦腰折断。好多年他都在两棵树之间搭建的横梁上宰要吃的羊。那天，牧场的退休工头来到小木屋。他那条平时表现乖巧的狗，行为很是古怪：用爪子猛抓落地窗，呜呜地叫，但又不愿走出门来。
那天晚上，我睡在镇子上。早晨一个电话打过来：基思死在了木屋的地板上。我叫醒约翰，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狗那时就知道了。”
我订了第二天飞往东部的票。戴维一直在经受剧痛，神志不清的时候呼唤着我。又一个梦挤了进来：一艘渡船拉着两块胶合板平台。我站在一块上面，我母亲站在另一块上面。
我们正去往一个小岛。戴维的小儿子站在岸边，手里拿着一封信。等我下船去读的时候，那张纸剧烈地抖动，我什么也没看到。
早上，我收拾好行李，正躺在浴缸里的时候，戴维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戴维死了。
我留在怀俄明，没有去参加戴维的葬礼，而是参加了基思的葬礼。基思的太太由孩子们左右搀扶着，身子瘫成了S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有一阵子，我眼中无泪。戴维的模样，他的“鬼魂”，无处不在，促狭捣蛋，眸光闪亮。继续活着，感觉很可耻，继续经受苦乐，感觉很淫荡。空虚的轮子在我体内转动，搅和了我很长时间。
眼泪下来了，一流就是两年。我去旅行。一个发小人很宽厚，让我住在他位于圣菲的家里，并把床让给我，自己去打地铺。夜里一个人睡，非常恐怖。窗子突然打开，有很多声音在喊“醒醒”。
我给牧场的约翰打电话。“你还在漂啊？”他会问。几个月后，他说：“住什么地方都差不多，你还是回家吧。”
我不间断地开了十七个小时的车，终于把车停在了拖挂式房车前，约翰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牧羊点。“你最好和我一起去，”他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伙一直在担心你。”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女人和我成了朋友。关于西部的神话，其中一个就是将其描述为“男孩的世界”，但我遇到的女人们，逃犯、自耕农、牧场主和摩门教先驱的后代，个个坚强能干，男人反倒显得柔软。
博比乔，一边忙着应付五个小孩和喜怒无常的丈夫，一边打来电话。“到我厨房来哭会儿。”她说道，一直把我给说笑了。
多萝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牛仔，爹妈家是盗马必经的过夜窝点。一天晚上她出现在约翰家门口：“我们去酒吧耍耍啊。”她隔着窗户大喊，但她从不喝酒，也没地方跳舞，于是我们就骑马去遛了一圈。
“很多人不知道孤独长大是什么滋味。我那会儿的朋友只有亡命之徒和坐火车路过的兵哥哥。”她说。
我们骑着马，遛过了野马山的山麓一带。经过一处干河床的时候，一群种马（一匹种马和若干母马）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还遇到一具马尸。
马坚硬的皮搭在马骨上。我想把皮割下来，围在我的肩膀上。这样我就能把死亡穿在身上，但人还好好活着。
“如果要给我们的心动手术的话，得用上一加仑胶水。”骑马离开的时候，多萝西说。
我到她家玩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两只山羊、一头奶牛、一头肉牛、几只鹅和两只用链子拴在树上的狗。厨房里，一匹设德兰小马正在火炉边取暖。多萝西抓着只喜鹊现身了。“给你的，”她说，“教教这些家伙说话，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她跟我说起一个怀俄明的牧场妇人，在丈夫死后，把小马牵进客厅，用于冬夜陪伴；她让我也效仿一下。
夏天没有下雨，只有一场冰雹。半小时的光景，一个朋友几百英亩的苜蓿田愣是给砸成了一片残梗。这也是我的感受——硬邦邦，无重量，暴露在外。我和那位牧场主驾车去镇子上。他嗑了一整袋葵花子，紧张不安地嘲笑他的损失，皮卡车厢的地板看起来就像鹦鹉笼一样。
到劳动节时，灰色的黏土地面已经开裂，在一丛丛的蒿草中间，光滑苍白得就像一张面具。约翰、两个牧场主朋友和我一起去“参加派对”。
“参加派对”意味着几天的乘车之旅，一部分乐趣就在于感受他们的腿紧贴着我的腿，以及漫无目的。
我们去了挨着蒙大拿边界的一家名叫“鼻烟”的酒吧。石灰厂冒起的烟尘横贯道路，给一切都涂上粉红色。我在停车场同雷克斯和查克跳舞，约翰则和三个穿着太阳裙的年轻胖墙花姑娘在里面跳。后面，我们沿着小路开到了雷德洛奇、卢瑟和罗斯科，一路上给赶牛的牛仔们送上啤酒。
一家酒吧边上，一个女人把一个牛仔压倒在一辆皮卡的挡泥板上，强吻了他。等她最后松开他的时候，他掉下车来，假装昏了过去。
我们开车回家。从中了毒般的昏睡中醒来时，我正在一户人家前院的草地上。我们开来的卡车停在一片玉米地中间。喇叭声狂响。等我再次醒来，车已经不见了。
我的生活变得平淡，而后亢奋，然后又归于平淡。如此起伏波动就像桨轮一样推动着我向前：我干燥又轻盈，随后又再次沉入水中。
身在此地是个谎言？我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城市里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我什么时候结束这种躲藏的日子。
怀俄明的好客肆意地混合着不露声色的幽默和善意的忽视。我还是动摇了。一天早晨，一对来自纽约的夫妇驾车路过怀俄明。“呃……”他们心里一定是想，“一个真正的女牛仔。”等车慢慢穿过镇子时，我发现自己踉踉跄跄跟在后面。
我想去敲车窗，告诉他们我知道第七大道线上的每个地铁站。他们加速开走了。我笑我自己，随后又进屋给一个朋友写信：“真正的慰藉就是找不到任何慰藉，换言之，慰藉无处不在。”
在喝了很多龙舌兰酒之类的东西后（怀俄明一项古怪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酒吧的免下车窗口买到混合酒类“外带杯”），我决定在肖肖尼河北岔的单间木屋里过冬。我与我的受虐倾向打赌，心想孤独也许就是孤独的解药。
一九七八年结果是怀俄明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冷的冬天。气温达到极端的零下六十度，等温度计爬到零下十度的位置后，空气反而变得温和宜人。
一个牛仔在皮卡下生了一堆火给汽车防冻剂解冻，因为暖风扇坏了，他只能身上裹着马毯沿落基山脉分水岭开车，下面的山谷里，还有他养的一百二十匹马。
另一位朋友，人在酒吧里，变速箱给冻住了。唯一能用的就是倒挡，于是，他开了十几公里的倒车回家，倒着开过两个镇子，倒着上坡经过医院，一路上还冲着惊奇的看客们招手。等他老婆呵斥他喝多了时，他说：“我只是厌倦了用同样的老方法看问题。”
很难说谁更痛苦——牲畜，还是饲养和照料它们的牧场主。一位牧场主的安格斯牛群开始自然流产。他解剖了其中一头牛的尸体。“里面全都是胶质。她体内的一切都给耗干净了。”他说。
在气温从未上过零度的日子里，小木屋就像一片森林包裹着我。外面，狂风吹得雪堆越来越大，就像巨大的肩垫一样堆在木屋两侧。狗狗“铁锈”是我唯一的伴儿，我和约翰还为他争过监护权，但我赢了。我每天晚上都和他玩拼字游戏，他能赢我。
埃伦·科顿在大角山脉东北处独自放牧，有一天挺晚了她给我打电话。“我感觉，我一个人搞不定喂牲口的活儿。雪太深了，等我下车开门，估计这群老家伙不会给我好好站着。你能过来搭把手吗？”
第二天早晨，一个过路的牧场主拖着我的皮卡在路上跑了五公里我才把车发动起来，我驾车穿过盆地，尝试了一条又一条没铲雪的路。没有一条路能开到埃伦那里。没辙了，我又回到我那孤独的小窝。
我曾经问埃伦，她都是怎么挺过独自放牧的挫折的。她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重孙女，想必有着不同寻常的坚韧不拔。
但她否认了。“我做得并不是很好，”她谦虚地说，“情绪攒到一定程度，我也会为自己干过的所有蠢事气得发疯。然后，我会拿起这只老旧的万花筒，转它一转。你看，不可能老盯着一件事吧。还得让位给其他事啊，它们都很美。”
冬天划伤了我。两边的颧骨下，我都能感觉到爪痕和瘢痕组织。对这里的人来说，貌似硬壳的外表，实则是一种必要的精神保护。
有个独自管理牧场的女人，跟邻居起了点冲突，因为他家的牛都放到她的草场上了。一天早晨，她骑马出去，直接去怼他。看到邻居还笑，一枪就射掉了他的帽子。他赶紧赶着牛离开了。
“想拿回你的帽子，就到我家的壁炉架上拿。”她冲着大步走开的邻居喊道。几个月后，他害了中风，她去照顾他，虽然他的帽子依然挂在她家的壁炉上面。
在此地，好好生活，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一门需要妥协将就的艺术。至少从传统上说，牧区生活是与物质生活背道而驰的，它代表着人与动物协作的微小成就，以及更为简单的乐趣—比如，晚上听收音机，或是辨认星座。
我所知道的坚韧，不是一种殉道式的顽强，不是一种愚蠢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适应的艺术。我想：坚韧就是脆弱，温柔才是真正的凶猛。
本文摘编自
《旷野的慰藉》
作者：[美] 格蕾特尔·埃里克
译者：匡咏梅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20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