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

1923年，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失和。

1924年6月21日，鲁迅日记里最后一次出现周作人，此后两人一南一北，不复相见。

中国鲁迅研究会前会长孙郁认为，分裂的两人身上其实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这好似不着边际，亦有悖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的评价，“但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的中国人生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

懂得鲁迅的，莫过于周作人；同样，深解周作人的，乃是同胞长兄。下文中，孙郁对鲁迅与周作人两人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由此我们可看见两人的相似之处，亦可窥见二人分流的必然。

下文摘选自《鲁迅与周作人》，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01.

周作人对人生幸福也有怀疑

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

周作人一向是反对压制个性的，他始终主张多样性，主张宽容，把自由当成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善良的主张多少有点乌托邦，像朝雾般朦胧美丽。他实际上也是这样默默履行着自己的信念。

这一信念的基础，来自对当时中国既存秩序的绝望。但他的价值理想，是雕刻的花朵，看起来很好，实则无香味，总让人觉得像书斋里的奇想，一到现实中便要碰壁。

读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那组文章，便可感到幻灭的哀叹。真正纯粹的宽容和个性主义，在一个专制的社会，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走向自身，回到内心，闭门读书，便是这一价值理想的归宿。

因此说，凭这种以静制动的生存方式改良社会，甚难。周作人开的药，便没有实效。但这确是中国社会应达到的目标，虽然缥缈，可其文化方面的隐喻，非三言两语可以引述出来。

我觉得至少在人生境界上，他高于同代的许多人，可惜他生在忧患甚深的中国，在一个没有健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思路，要么毁灭，要么隐退于冷寂中，出路是没有的。不管他的声音何等优雅，在骨子里，还是脆弱的。

▲周作人

鲁迅是主张战斗的，有以恶报恶的独行精神。这恰好与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而言，他们均基于一种人道的和个性的立场。五四前后兄弟两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

问题是，在通往改造国民性之路的走法上，两人相差太大。

鲁迅是反对任何妥协和宽容的，至少在对恶势力的态度上，他的手段与尼采乃至俄苏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

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差异。鲁迅内心有着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温情的方式对待苦难乃是笑谈。所以当周作人大谈宽恕和“新村理想”时，他并不以为然。

他何尝不懂得宽容与不偏不倚的好处？但他却深切地感到，不去反抗与呐喊，消沉地退到书斋，是自欺的骗术。他宁可走一条自毁的险路，在呼号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也不愿恬静地躲在书房中，以麻木与自娱来消磨时光。

这一选择，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难以有这种决然的态度。那种自虐般的心灵角斗，不仅古中国历史上少有，即使当代文人中也很鲜见。

鲁迅是奇人，他视角里的世界，布满了黑暗与绝望。他很少理想主义地向你预约什么，承诺什么。他仿佛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里，然而只有走，断然地拒绝了一切停息的诱惑。

这种看似病态而实则充满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选择，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隐喻是十分深厚的。这仿佛卡夫卡、加缪般地具有形而上的寓意。

我们在这颗绝望的灵魂里，体味的不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学的预言。人类遇到苦难之后，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预言，虽然人们对苦难的领略有深浅之别。

而周作人默无声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着这种苦涩的预言么？读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庙中的僧侣，悠然平和之中，何尝没有大悲苦于斯？不过是没有跳入尘世，与俗界周旋而已。

入世苦，逃世也苦，这是人生的无奈。我觉得周作人对人生幸福的怀疑，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1923年7月，他与哥哥分手后，曾写过《寻路的人》一文，读起来，便很有难言的苦涩：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但说起来挣扎着，实际上并不敢像鲁迅那样决然地前行着。所以文字中有时又不免多一点遁世的逍遥。《雨天的书》的自序一云：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

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

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的语言看似平淡，但毕竟还可品出其中隐含的无奈与自娱。那时候他已与鲁迅分手几个月了，内心的创伤，自不必言说。家事国事系于一身，除了无奈中的自娱，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这是真正的大悲哀。

但我以为他的写作状态，毫无俗态，至少那种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经过高雅的修炼，殊难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状态，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浅薄的人做这种文章，易流于俗，而他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把苦涩变成甜意，将阴郁转变为明快，不是高人很难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种这样的调子，但绝无周作人那样冲淡。

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中沐浴数十年才会有的大境界。这恰好和鲁迅的风骨相互映照，耸立为两座奇异的峰峦。

现代文人直面苦难时，都会遇到这两人的难题。他们无意之间，为后人应付人生困境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范式。

02.

周氏兄弟的全部人生哲学

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病中的人，往往在与尘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么，想起一些什么。像他这样内向、敏感而又多学识的人，在那十个月的苦寂中，所获所得是超过常人的。

我翻看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小品，很惊异于他的大彻后的清雅肃寂，那是怎样哀怜隐痛的人间情怀。

以往厉言正色的论述一时隐去了，乐观的理性勾勒也无迹可寻。在他那儿，猛然间冒出那么多感伤而冷静的咏叹，仿佛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谈吐之间，多佛道之气。

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杂信》如同天上来文，清悠悠的文体里散着妙理奇言。

此前人们还没有看到他写过这样冲淡的文字，既无理趣的演义，又不是无边际的歌吟，那是从骨子里流出的人间真言，迷茫与感伤，哀叹与悲怜，均于此间散发着、流动着。

▲1923年，周作人（左一）鲁迅（左二）

这很类似于鲁迅在补树书屋那里抄古碑文的心境。此时的周作人，虽无鲁迅那样黯然的绝望，但悲观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有趣的是，住院和休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量地读佛经，对释氏的兴趣忽地增长起来。查鲁迅日记，有下述记载：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刚至北京时，鲁迅书房里，也堆着大量的此类书籍。此时他忽地潜心阅读经书，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内心有苦，是确实的。

《山中杂信》中，便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文字的背后响动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

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

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

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

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这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

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文字是美的，调子也缓缓的。我在这儿感到了一股冷气。离他倡导“新村”精神还不到两年，思想便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有“谜”在其中的。或是生活发生了危机，或是信念有了变化，或是二者兼有之，不得而知。

人生是奇怪的。乐观主义的倡导者，往往心里并不乐观。因为精神残缺之故，便要以另一方法代偿之，而心底的深处，依然是残缺的。鲁迅大概也有这类的体验。所谓“始于呐喊，终于彷徨”，根底大概还是多彷徨的吧。

总之，兄弟二人那时确实遇到了心理障碍，心境之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1921年5月27日，鲁迅在经历了半年护理弟弟的辛苦期后，决定把他送到西山疗养。那日的日记云：“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想一想那时他一人独自饮酒的情形，便可见出鲁迅的悲哀之深。

二弟的苦状其实亦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似乎用不着彼此的抚慰。在可怜的世间，大家同样是可叹的过客。

世上本没有路，远方的不过是影的召唤。周氏兄弟差不多被推向了同样的绝壁。当两人相视对坐、无语交流的时候，人间的一切苦乐，便同时在沉默中化为虚无了。

几乎很少有人会体会到两人的无奈。这是精神的无根漂泊的怅然的日子，正像一朵云，不知道会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在《昼梦》中，周作人叹道：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间的悲哀与惊恐。

严冬的早晨，在小胡同里走着，遇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充血的脸庞隐过了自然的红晕，黑眼睛还留着处女的光辉，但是正如冰里的花片，过于清寒了，——这悲哀的景象已经几乎近于神圣了。

胡同口外站着候座的车夫，粗麻布似的手巾从头上包到下颔，灰尘的脸的中间，两只眼现出不测的深渊，仿佛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见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颤了。

我曾试我的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要去信托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点了。

这是弱者的声音，调子几乎没有什么亮色了。

鲁迅也绝望过，哀叹过，但仿佛并不一意滑向消沉，他的文字，往往还透着生命的昂扬之力，是深沉的自省与内创，一种不甘沉寂的突奔常常在那里流动着。

《野草》写过客的孤苦，并不像周作人软弱地沉下去、沉下去，而是与绝望抗争地奔走。周围的荒凉由于过客无畏的前行而泛起生命不息的光泽。你可以从中领略到灰色与死灭，但绝无宁静的消沉和无力的感叹。试看《影的告别》，鲁迅这样描述他的心境：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在悖论中的鲁迅，无数次重复着自己的生命内觉，这内觉越来越向上升腾着，我读出了其中形而上的意味。

《野草》是哲学的，那上面写着一个生命的谶语，那是自老庄以来的中国文化从未滚动过的声音。

读这类文字，我便想起周作人消沉期的咏叹。

坦率讲，他在人性的深度上是不及鲁迅的。但周作人的苦恼意识中，还常常有健全理性的支撑，一种雅态的涂饰。而鲁迅则撕碎了一切理性之网，进入了完全无序的混沌里。

这种混沌又不类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玄奥的低语，而恰恰是生命之流原色的流淌。犹如地火突地喷吐出来，无规则、无情面地流动。但它压迫着你，使你从这血色的世界里，感受到伟大的热力。

周作人永远也没有这样的热力，他仿佛一道清风，除了给你爽快，便不再有什么，虽然它永远散着诱人的情致。

懂得了人生的苦，这便是周氏兄弟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的自觉。一切乌托邦的预约，在他们那里失去了颜色。

读周氏兄弟的文字，不能不注意那种对付苦的态度。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差不多都写在咀嚼苦难的历程里。只有看懂了这些作品，你才会懂得，五四过后，何以只有周氏兄弟等少数作家，如此长久地被人们谈起。

那些浅薄地叫喊痛苦与不幸的文人，在他们面前，确是要失去亮度的。

03.

周氏兄弟同有一种

与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感

四十岁，按当代人的目光，还不属真正意义的中年，至少还拖着青年时代的影子。但周氏兄弟却已把自己归为老年了。

他们那么敏感于自己生命的流逝，对体内青春的永诀似乎格外看重。他们五四以后从未以一个青年人的口吻，或者是带着青年的激情写作过。

最初的散文创作，在我看来，蒙上了太厚的中老年式的感觉，但又不像传统老人那么古拙、迂执。这很奇特，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两人的时空感，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问题的提示。我认为暮色的雄厚与悲壮，在他们两人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此无他，不仅是对已逝的生命的眷恋，更主要的乃是对生命价值的苍凉的体味。这种生命的自我觉态，使他们的世界背后一直散发着人的最真切的气息。迷茫的、自信的、哀伤的……这灵与肉的碰撞，昭示着他们精神的深与情欲的深。

周作人在《过去的生命》中写生命的流逝声，是真切而哀伤的：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这是周作人在病中写下的句子，毫无30年代以后那种雅态，它是作者原我的袒露，也无遮掩气。这是写给自己的，是生命对生命自身的低语。

人大概只有在病中，才会有这类刻骨的感觉。聆听着岁月在身边滑过，意识到春要过去，夏要过去，晚秋与深冬也要过去，内心深处，会有更深的失落感吧？这一点，鲁迅的体悟要更为深切。

《野草·希望》写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飘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

衰老感，以及对体外世界的复杂的态度，构成了鲁迅世界异样的声调。但鲁迅对生命的内省，总有一种刺耳的声音，似乎涌动着不甘于失败的勇气。这大概是周作人所不具有的。

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不可重复性，那感觉便带着无奈的苦涩。人在静思冥想的时候，或许多少有点这类的怅惘，感伤也并不是顾影自怜的做作。我以为问题是如何对待己身，怎样直面生活，这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吧。

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于是便有了对下一代人的爱怜，对青春的歆羡，也便有了父爱意识。

周氏的父爱意识一直在作品中迸射着。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周作人《荆棘》《小孩》《儿童的文学》等，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都不是教训的口吻，而是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以生命对生命的同情、爱抚，来拓展艰难的人生之路。

周氏兄弟似乎有着一种与天下弱小者同呼吸的使命感，这不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更体现在创作里。鲁迅的肃杀，周作人的沉静，似乎都有这种东西。

常人是不会那么敏感地去倾听自己生命的流逝声的。用简单的自恋来解释它，或许并不合适。他们的奇特性在于，其思维之网均超过了正常人的感觉阈限，智者们从不会纯然地沉浸于世俗的欢娱里，那种竦身一摇，跳将出来反观众生的冷然态度，便是视野超常的根本缘由。

周氏兄弟是昏睡的夜里少有的清醒者。周围是广大的黑暗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何处，但却无奈于路的选择。

看两人的作品，常常便使人感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于是便以老年人的口吻，叙述着苍冷的世间的故事，绝望与哀痛，长久地萦绕在他们的世界里。在这两个不安的灵魂里，我读到了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

04.

苦闷中抒写着己身的爱憎

在两人身上有着相同的体验

因为心里太寂寞，于是便从艺术里寻找解脱的方式，两人似乎都说过类似的话。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说：

……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

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也写道：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在苦闷中抒写着己身的爱憎，这在两人身上有着相同的体验。但这苦闷不是简单的恩怨，事功的有无，而恰恰是对生存意义的怀疑，以及对对象世界的否认。

两人差不多不约而同地对理性的意义产生了诘问，那种拷问，读起来确有森然的感觉。

例如鲁迅，谈中国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便说是“吃人”。而周作人则叹道：中国的历史都是僵尸一样的东西。

30年代以前，周作人差不多在思想的脉络上延续了鲁迅的许多思路，有的干脆如出一辙。周围的世界找不到亮色，于是便在写作中张扬自我的个性。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然而在他们的小说、散文中，几乎处处渗透着无奈，文章有时被浓浓的冷雾包围着。

先前他们相信文艺是可以改良人生的，至少在五四时期，两人有过这类思想，但五四高潮过后，一个相信文章的效益不及“火与箭”（鲁迅在《两地书》中向许广平谈及过此），一个则开始躲到苦雨斋中品茶自娱起来。

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是何等的慷慨激昂，而20年代末，却一下子成了“老人”，热情一点点消失了。

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在痛苦最深的时候，两人的创作量反而更大。在鲁迅那里，译书与写作，有时甚至达到自虐的程度，他把生命的血与泪，全部涂抹于艺术的空间里。心灵的战栗、无序的低语、反抗绝望的吼叫，差不多都折射其间。

在鲁迅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暖色，四周是无边的黑暗，人的苦难占据了小说的空间，给人强烈的压迫感。狂人的眼光，祥林嫂的绝望，孔乙己的潦倒，阿Q的死亡……那是一个过于灰色的王国，鲁迅将人类最可怕的一幕，展示给了我们。

而周作人呢，却将这黑暗深深地隐到心灵的深处，将苦酒吞入肚中。但在他的散文里，哪怕是最典雅温和的作品中，你依然可体味到一种难言的哀怨。

20年代的周作人，在散文的园地里，不断地释放着淡淡的哀愁，虽然不及鲁迅那样强大的张力，但不同寻常的忧郁也使他的文字体现了生命的深味。

那是催人深省的艺术之光，他的生命存在形式，便那样真切而形象地印在这些作品里，使我们这些后人知道还曾有过这类灵魂的存在。周氏兄弟在创作风格中所体现的风范，对一切遇到生存困境的人们，或许都是一个有益的提示。

我深深地感到，鲁迅的苦闷，在创作中并未得到逃脱。除了宣泄之外，他得到的，却是更深重的苦难与绝望。

周作人则渐渐远离历史的黑洞，虽然也不时释放着不安与惊异，但他却在刹那的瞬间，勾勒出诱人的、恬静的乐园，使人于此中体味永恒的美。

这或许是两人根本的区别吧。周作人明知前面的路是万丈深渊，他渐渐学会了绕道而行的方式，但鲁迅却跳了下去，以异样的眼光正视着黑暗。

鲁迅太冷峻了，你读他的《狂人日记》《孤独者》，差不多被裹在冬日的寒风里。而周作人却把一道防风的雨布遮掩过来，让你略感到一丝丝的逃避感。

为什么如此不同地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知道他们世界的日趋不同的因由吧。

这确实是一个谜，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情愫，便写在这样的图式里。你无法摆脱这两种苦难的态度，中间的路似乎是没有的，除非你是一个没有痛感的闲人。

本文摘选自

《鲁迅与周作人》

作者:孙郁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5-11

编辑｜蛋饼、草草

主编｜魏冰心